美国的占领政策与日本历史反思孟庆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日本政府从未对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有过正确、深刻的认识。
日本一些人一直不承认战败“投降”，只提“终战”，极力回避侵略事实，千方百计掩盖、甚至歪曲二战历史，在战争根源问题上一直没有进行认真彻底的反省。
近年来虽然开始承认其侵略和殖民统治周边国家的事实，但依然缺少谢罪和反省的诚意。
作为战后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对日本具有主宰性的影响。
对于战后日本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稳定，美国政府和美国占领当局的积极作用固然不可否认；但对于日本政府和国民至今未能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和责任进行深刻的反思，美国自然也难辞其咎。
独占政策的双重作用美国早就谋划独自占领日本。
杜鲁门总统在日本投降前夕就已做好独占日本、防止苏联势力进入日本的准备。
1945年8月底，麦克阿瑟率40多万美军进驻日本，控制所有的主要城市和战略中心，将日本完全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服务于其远东政策的大战略，主要有防范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和阻止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散两大目标。
美国出于上述战略利益考虑，对日本采取了既打击又利用的政策方针。
美国人大权独揽的盟军司令部在日本实行“间接统治”，麦克阿瑟成为日本的“太上皇”。
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还是以外交、思想、文化而言，美国都是决定战后日本政体乃至全部命运的主宰者。
纵观美国远东政策的变化及其随之进行的对日占领政策的调整，美国独占日本具有明显的两重作用。
进占日本之初，美国占领当局还能认真执行中、美、英《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推行以使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两大原则为指导思想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为了根除日本的战争潜力，“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美国在日本推行了民主化改革，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领域，基本上割除、改造了日本最富侵略性的机制和势力。
麦克阿瑟直接干预制定了《日本国宪法》。
在美国占领军主持下，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遭到沉重打击，约4200名战犯嫌疑人中，约2500人被判刑，700余人被处死。
这些措施对于摧毁日本战前军事封建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从而为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扫清道路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在客观上有利于日本民主力量的发展。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美国的日本战后重建政策和措施是成功的，特别是在日本这样一个社会，其文化传统、民众心理和思维方式与西方截然不同，但在战后很快实现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改造的目标，并形成了稳定的民主制度。
二战后，在日本周边没有能够真正影响美国对日重建政策的国家和力量。
日本在国际社会没有同情者，“整个亚洲都对日本充满了憎恶；他们在世界上唯一可能的朋友是美国”。
毫无疑问，美国有足够的力量对日本施加影响。
但在改造日本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利用自己在日本的主宰地位，使日本对历史进行应有的、有利于地区和平的反思，对因侵略战争给亚洲周边和其他国家造成的伤害进行深刻的反思。
可以说，日本反省不力，军国史观复活，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日本的袒护和怂恿难辞其咎。
总的来说，美国对日占领实行的是一套实用主义政策。
在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同时，为了服务于反共目的，美国又在政治上强化日本的保守势力。
结果是天皇制得以保留，旧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未被彻底摧毁；从1950年7月到1951年8月，先后有9万多名军国主义分子被解除“整肃”，恢复了公民权，为其得以重返政坛铺平了道路，因而军国主义的流毒远没有肃清。
在美国占领日本后期，由于美国对日政策变为扶植，使得对整个日本民族来说，战争责任问题被掩饰起来了。
日本战后一直否认犯有战争罪的首要原因，应归咎于包括独占日本在内的战后美国远东政策。
东京审判留后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虽然由多国法官组成，但审判始终在美国的控制之下。
不仅如此，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被授予重权，享有“对法庭判决有核准、减轻和改变但不予加重之全权”。
美国出于自己的战略需要，战后不久即转而对日本实行特殊的扶植政策，没有坚持认真执行关于严惩战犯的决议，也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首先，由于美国的宽容和默许，东京国际法庭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早在二战结束前夕，中、英等许多国家都要求将裕仁天皇列入甲级战犯，美国却不表态。
联合国把天皇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同列为战争的最高责任者。
许多事实证明天皇也是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就连东条英机的供词都几乎使天皇受到起诉。
此外，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1945年11月，天皇还竟冒天下之大不韪，驱车到靖国神社参加“招魂祭”，为在侵略战争中亡命的军人招魂。
尽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多数法官，包括印度法官巴尔、庭长韦伯等都认为天皇有罪，但麦克阿瑟却决定对裕仁不予起诉（而这实际上是总统杜鲁门的决定），更谈不上被审判和判刑了，天皇因此就成了漏网的“大鲨鱼”。
其次，一大批重要战犯没能得到应有的惩罚、甚至还受到包庇，经济寡头更是逍遥法外。
看看出庭受审的被告便可一目了然：受到审判的只有政治家、军人和思想家，而支持和推动侵略战争的垄断组织的财阀们却逍遥法外。
军人中，被确定为甲级战犯的70人中只有28人受审，其余的皆被麦克阿瑟释放；至于经济财阀，麦克阿瑟更是在1947年8月30日下令释放了日本主要战犯中的垄断大亨，让其重操旧业，继续把持日本的经济命脉。
这些人日后重返政坛，成为日本顽固坚持其战争史观，不认错、不反省的重要力量。
再次，美国还包庇日本战犯。
为了独占731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有关资料，美国当局把部队长石井四郎中将及其部下一律豁免，不予起诉，致使与此有关的战犯无一受到清算和惩罚。
一些资料显示，731部队曾对太平洋战争中的英美战俘进行细菌实验。
根据1986年9月美国举行的国会听证会的证词，二战时的美国战俘曾做过731部队的试验品。
关于这件事，“日本对此长期不予承认，美国政府则隐瞒不说”。
被当作试验品的美国战俘在战争结束后被送回家时被告知，“要对其经历过的实验守口如瓶”。
听证会后，美国陆军一名发言人称，美国没有“文件证据能确凿证明”美军战俘曾做过731部队试验品的说法，因为所有有关731部队的记录都在20世纪50年代末交还给了日本政府，美国没有保留副本。
1950年3月，驻日美军当局决定：在刑期期满之前，释放所有日本国内的在押战犯，从而破坏了国际法庭审判所应达到的效果。
无数事实证明，由于美国的控制和干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存在缺陷，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处理异常宽容，对战犯及其罪行的清查很不彻底，明显存有诸多历史遗憾和缺失，因而给日本的历史反思问题留下了极大后患，主要体现在：在数以千计曾被起诉和从未被起诉的日本战犯中，有许多人日后重返日本政界、军界、财界并担任要职，这不仅使日本政府战前和战后具有很大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而且还培植了一股很大的势力，为日本政要不承认侵略战争创造了重要条件，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放弃赔偿失反省机会让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绝非单纯的物质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于通过物质赔偿起到教育和惩戒的目的，使日本反省战争，达到痛改前非、不再重蹈覆辙的目的。
占领之初，美国对日本赔偿问题持比较严厉的态度，曾有过通过战争赔偿最大限度地削弱日本军事潜力、彻底根除日本战争能力的想法，具体措施是利用赔偿使日本周边各国复兴起来，以制约日本不再发动侵略战争，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不受威胁。
但随着美国远东政策的调整，加上独占日本的有利条件，美国的赔偿政策经历了从最初积极、坚决的拆迁赔偿，到逐步减少并宣布停止拆迁赔偿、甚至放弃赔偿的过程。
1945年7月美英中联合发表的《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只是提出了日本战争赔偿的指导原则，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赔偿数额、赔偿方式以及由谁来决定，这就为战后美国主导和操纵日本的战争赔偿埋下了伏笔。
美国政府1945年9月发表的《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即包括使日本以实物支付赔偿等基本原则。
但随着美苏关系日益紧张、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远东政策和对日政策发生了变化，由削弱打击转而扶持日本，于是大大放宽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政策，具体体现为多次削减日本的赔偿。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发表的比较严厉的《日本赔偿即时实施计划》，明确规定禁止日本的生活水平超过它侵略过的亚洲国家，建议其生产规模维持在1926—1930年的水平。
1948年2月，美国把日本赔偿计划的规模降至1945年12月赔偿计划的67%。
1948年4月，美国又计划把日本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数目大幅度削减至1945年计划的26%。
1949年5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13/3号文件，取消先前的赔偿分配原则，停止实施拆迁赔偿方案。
1951年9月，美国操纵的对日媾和旧金山会议签订《对日和约》，对日本实行彻底的松绑，把日本的战争赔偿，从最初的惩罚性“拆迁赔偿”变为日本和索赔国之间平等协商的“劳务赔偿”。
如此，战争赔偿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索赔国与赔偿国的权利和义务成了平等协商关系，使战胜国失去了迫使日本赔偿的强制手段。
此后，在美国的干预下，日本同菲律宾、台湾当局、韩国等解决了赔偿问题。
至1976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战争赔偿问题终以特殊方式解决，日本政府宣称：除了北朝鲜外，“国家赔偿责任已结束”。
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依照美国的意志以特殊方式解决，维护了美国的远东利益乃至全球利益，但对日本的反省却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没有让日本进行认真的战争赔偿，不但客观上使日本政府及民众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之区别，更使日本政府失去了以侵略战争为教训，进行真正、深刻反省的机会。
不闻不问终无益对于日本历史问题，美国曾一度起过较为积极的作用。
但很快，美国就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对日本歪曲、篡改历史的错误言行开始采取沉默、不介入、不闻不问、以至听之任之的态度。
对于日本政府和民众的历史反思、特别是对二战的反思，美国几乎没有施加任何影响，实际上助长了日本否定侵略历史的歪风。
本来，凭借独占日本的绝对主宰地位和对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等诸方面独一无二的巨大影响，对于日本的历史反思以及与亚洲受害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美国本可更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实际上并无多少作为。
在教科书问题上，占领期间，美国为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允许民间编写教科书。
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日本按照占领军总司令部指令制定的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用历史教科书，是战后第一次对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提出了批判，但此种正确的历史观并不代表日本政府，只是执笔的学者们的历史观。
此后，日本文部省一直企图通过教科书检查制度，淡化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论述。
美国对德国的教科书进行过干预，对日本则不然。
1982年，美国与德国通过协商，提出了“有关教科书指南”的劝告，在学校教育中努力致力于重视批判纳粹时代的教学。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在美军占领下，靖国神社这个“军国主义思想支柱”曾被降为一个普通的宗教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