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正常化”：美国的对策在经过多年的舆论渲染和民意调动后，日本“国家正常化”进程已进入实质性阶段，其成为“正常国家”的决心已难以更改。

日本期待的“国家正常化”包含多种影响广泛的国内国际目标，这必然会引起在亚太地区拥有广泛利益的美国的关注。

对于在日本拥有巨大影响力的美国来说，日本的国家战略转型既是美国不断施压的直接结果，也将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产生十分复杂、深刻的能动作用。

探明美国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战略期待及对策内涵，对于分析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未来前景、评估美日同盟的走向以及判明中国发展所需周边地缘环境的演变模式，都具有积极意义。

一、日本“国家正常化”的概念与内涵日本在二战后被迫接受了国际社会对其国家权利的约束。

随着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日本不再甘心于此，历届政府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现状进行努力。

冷战结束时，世界格局的剧变促使日本政界人士更多地思考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民主党首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论”。

小泽认为，日本应成为这样的国家，即“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责完成；同时，对为构成富裕安定的国民生活而努力的各国及对地球环境保护等人类的共同课题，也要尽自己所能进行合作”①。

他在1992年进一步指出：“世界对日本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而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尽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

②小泽提出的所谓“普通国家”在国际上更多地被表述为“正常国家”，日本相应的追求也被称为“国家正常化”。

小泽虽从未成为日本的最高领导人，但日本政府迄今为止在“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考虑基本都与其设想相符。

目前为止尚无任何一届日本政府在其政纲中明确提出实现“国家正常化”的具体计划和目标，但从小泉内阁开始，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舆论准备方面明显加快了步伐，安倍上台后则进入落实和扩展阶段。

日本追求的“国家正常化”涉及范围广泛，根据其执政党突出强调的施政目标、高层官员的相关表态、政府国内外议程的显著调整以及民意和舆论的变化来看，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修改宪法并获得集体自卫权。

这是日本争取“国家正常化”的最显著标志，也是安倍承诺在任内要完成的两项基本任务之一；二是促进联合国改革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这是小泉任内日本国际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安倍已表示将继续推进这一目标；三是扩展自卫队的职能。

这与修宪活动密切相关，是日本近年来多次出兵海外后，希望将其程式化并进一步扩展的新努力，其目的在于提高自卫队作为独立军事力量发挥影响的能力并促使国际社会接受这一现实；四是相应的政府机构改革。

安倍内阁已模仿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负责安全事务的首相辅佐官并组成数十人的班子。

日本防卫厅已升格为独立的内阁部级单位防卫省，并首次向海外派驻了情报机构，自卫队三军也面临着相应的机构调整。

不久前日本参议院批准了《海洋基本法》，罕见地决定由首相亲任新设立的“综合海洋政策本部”部长。

安倍内阁还在论证设立首相直辖的国家情报部的可行性，以提高首相官邸的管理职能；五是国内教育法改革。

教育改革也是安倍政府宣称的两大要务之一。

继1999年日本国会决定实施《国旗国歌法》后，日本新的《教育基本法》也在2006年底开始生效。

这是日本首次对1947年的该法初始版本进行全面修改，试图以此来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教育，摆脱战后历史观的阴影，为日本“正常国家化”奠定思想基础；六是全球性外交拓展。

日本近年来明显扩展了其外交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与一些资源和区域大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密切联系，宣称要建立横贯欧亚的“安全与繁荣之弧”，首次单方面调解巴以争端，2007年还计划在国外新设6所使馆并增加150名职员，创下二战以来其年新增使馆数量的最高纪录。

同时，日本外交还改变了以往的重商主义模式，小泉和安倍都将“民主”、人权因素视为日本在世界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三个目标之一，不断试图建立所谓“民主联盟”。

此外，日本的“国家正常化”还涉及核武器问题的讨论。

日本民间、前首相甚至现任政府高官都不断提出应拥有独立的核报复能力，其重视程度与强调力度都明显超过以往。

日本的“国家正常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有目标是在各种内外实践基础上不断调整、充实的结果，当前的这些改变也不会是最后的变化。

这些目标并非国家发展的必备条件，日本的强大本身并未依赖这些条件的存在；同时，日本的某些主张（如安倍声称自卫队可对朝鲜的导弹设施进行预防性打击）已经超越正常国家公认的自然权利和基本需求。

因此，日本追求的这些内外目标，其影响明显已超出国界。

较之于日本历史上的类似呼声，其当前的诉求更强调主动性、涵盖更全面、改变更彻底、运作更系统，显示出日本不仅要恢复正常国家普遍具有的基本权利，还期待得到其经济地位可支撑的、独立的对内自我掌控能力，以及全面的对外影响力、控制力和干涉力，以参与和主导国际事务并分享更多权利。

二、美国的认识与对策美国国内对于日本“国家正常化”内涵的关注不多且观点接近，如美国国会研究局2006年的报告中提到：“日本领导人要使日本更加正常，具有包括宣布军队合法化以便参加集体安全部署并采取行动、在日本海域向怀有敌意的外国船只开火这些其他国家当然具有的权利。

”③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认为：“正常国家所指无非是在安保领域消除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只针对日本的）禁忌和限制。

”④美国学者普雷布尔表示：“日本很想被当成一个正常国家——一个能保卫自己利益的国家。

”⑤艾伦•杜邦谈到，日本的外交和防务精英设想摆脱宪法约束，根据日本的价值观和利益建立并形成制度和规范，从而在地区事务和全球事务中扮演一个更具建设性的角色。

这正是小泉在谈论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时所指的东西。

⑥在美国诸多智囊机构规划美国未来战略的《普林斯顿计划》中也提到：“日本对一个正常国家主体的成熟认知，以及对主权国家的传统权利和与之相应的自卫权利的追求——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的国家正常化’。

”⑦从这些表述来看，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概念的定位具体、清晰，认为日本期待获得更多权利并发挥更大作用，重点在于军事正常化。

这既是美国对日本战略规划的推测和判断，也反映出其在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上的基本利益需求。

美国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日本的利用价值，强化其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使之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

美国各级官员在不同场合都表达出这种期待，日本出兵海外更是布什政府强烈、持续、公开的要求。

⑧第一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就要求日本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一直受阻于日本的国内民意。

随着朝核危机的加剧、中国的逐步崛起以及小泉的上台，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深刻运动，其核心目标就是扩大日本在世界上的作用，这与美国的对日需求不谋而合。

美国迅速抓住这一契机，初步确立了支持日本以修改和平宪法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正常化”运动的总体目标。

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期待日本继续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起领导作用，美国应支持日本逐渐“国家正常化”的努力，允许其参加集体防卫，将其安全关注扩展到领土以外，允许日本获得适当的能力来支持联盟行动。

⑨为此，美国确立了以当前利益为中心、以扩大合作为目标、以军事协同为重点、以加强控制为保障的相关对策。

首先，大力推进日本修宪运动使之获得集体自卫权。

获得集体自卫权是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最为关注的一个环节，也是将日本自卫队改造成美军合作伙伴的前提，美国高层官员多次就此发表评论，直截了当对日本提出要求甚至威胁，并将其作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先决条件。

2004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东京表示：“日本如果期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先要放弃其和平宪法。

”⑩美国驻日大使希弗在日本发表演讲称，敌方导弹飞向日美任何一方时，美国都会试着击落，而日本不会。

日本如果袖手旁观，那么日美同盟很可能面临危机性事态。

（11）其次，强化美日同盟，在敦促日本分担更多安全责任的同时，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反恐战争开始后，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对日本驻美大使说出一句广受关注的名言：“你们应加入反恐联盟，在远离日本的地区‘展示旗帜’。

”（12） 2004年美国副总统切尼表示：“我们（美日）的盟友关系不仅是双边安全合作，而且应是全球伙伴关系，以便提升共同的关注，解决问题并面对来自任何地区的挑战。

”（13）为此，美国采取了多种举措，包括扩展美日同盟的职能和范围，多次敦促日本从美国的地区伙伴转变为全球伙伴；通过驻日美军基地调整、战区指挥中枢合并、美日军队信息共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手段加速推进美日军事一体化。

但美国对日本“国家正常化”的后果也不乏忧虑。

美国国会研究局2006年的《美日关系报告》在结尾部分提出，需要关注日本过于自信可能对美形成的挑战。

（14）为此美也采取了若干防范措施，如促进日本装备的美国化，加强其对美依赖，阻碍其自主步伐；美国空间司令部令人吃惊地公开了日本间谍卫星的方位以警告其独立倾向；明确重申对日核保护义务并反对日本拥有核武器等。

第三，适当管理日本在亚洲的“冲突外交”，确保美国的整体利益。

日本“国家正常化”意味着改变现状，尤其是其突破历史限制的军事扩张很容易造成周边国家的恐慌以至引发紧张局势。

美国学者约翰•埃肯伯里认为，如果限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宪法束缚被放开，将在其邻居中播散恐惧。

（15）但美国鼓励日本扩军的目标之一正是为了促使中日相互牵制以便渔利，只是并不期望日本的某些过激举动干扰美全球战略或使其自我孤立。

适当控制日本在亚洲的态势，既可防止其因树敌太多而失去利用价值，也有助于提高美国作为仲裁者的影响力。

在备受瞩目的慰安妇问题上，除了相对独立的美国议员不断提交相关提案谴责日本政府外，美国行政官员也开始在这一违背普世道德观念的议题上表达关注。

美驻日大使希弗公开表示，低估这个问题在美国的影响是错误的。

2007年4月26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罕见地表态，希望日本正确、负责地承认所犯罪行的严重后果。

不过，美国政府并不期待广泛介入日本“国家正常化”过程中与邻国产生的争端，尤其是涉及到资源领土等实质问题时表态就更加慎重，控制而不是消除各种争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需求。

美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访日期间的言论就颇微妙：“慰安妇问题可能是战争期间发生的最可悲的事情，但要由日本和当事国共同来处理。

”（16）美制定这些对策，既有主观原因——美对自身和美日同盟的自信以及对日本的担心，也有客观原因——美难以抵御的诱惑和无法改变的现实。

从主观方面看，美国对于控制日本未来的走向比较自信。

尽管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认为，日本大国目标的终极理想是完全独立的军事能力，这可能导致美日出现冲突，（17）但因日本长期以来弱势的角色意识、国际影响力和军事能力的显著欠缺，以及单一盟国现实导致的对美依赖，使得美国主流观点相信美至今仍有足够能力主导、至少是显著影响日本的政治进程，而地缘环境不佳的日本除了与美合作也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