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一九四二》读后感
《温故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关于饥饿的故事。

1942年，河南大旱，灾民3000万，河南成了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

关于饥饿，有“我姥娘”“我花生二舅”的记忆，也有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考察，共同记录了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一次灾难。

我没看过如今大热的电影《一九四二》，先看了这本书。

虽然它字数不算多，但给我的震撼却是巨大的。

看这本书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书中的某些文字竟与当下的社会状态如此吻合。

而这本书，却是刘震云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写的。

首先，是新闻自由问题和政府在灾情中扮演的角色。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

大旱之后，又遇蝗灾。

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

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

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

”这两段话摘自当时的新闻报道。

据说蒋介石看了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以后，表示自己不信。

而蒋不信的后果，就是继续加重当地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

然后，日军开进河南灾区，发放军粮，很多河南人依靠日本军粮活了下来。

河南灾民开始敌视国民党军队，导致日军“用六万军队，就可以一举歼灭三十万中国军队”。

这其中，重庆的《大公报》曾发表过轰动全国的“豫灾实录”，却被蒋介石下令停刊三天。

而在宋美龄访美时，《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的报道却将中国河南的灾难与不幸赤裸裸地摆在全世界面前。

宋美龄竟想在美国用起中国办法，要求白修德停职。

当然了，在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度，这不可能。

想想在如今的社会，大部分中国的政府人员还是秉持着这一“传统”。

一旦有事故或灾情发生，他们的第一步竟不是如何尽快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封锁消息。

矿难、地震、学生事故等等等等，这些消息的真实性、政府工作的透明度真的是“有待提高”。

“蒋绝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头还有许多比这种大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

他不愿让三千万灾民这样一件小事去影响他的头脑。

三千万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他都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他心中自有掂量，绝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

”这段话，也恰恰反映了当下某些官员的心态：做官的就是太岁，小老百姓的生死都在我的股掌之间，而我的责任就是要努力保住自己的位子以及如何在我的位子上让人民替我服务。

近日来，媒体多次爆出上访人被非法拘禁、惨遭虐待的新闻，何以上访变得如此之难？不就是这部分人在作祟？当然，如今的社会也要比当时的一九四二好得多，“执政为民”并不是空喊的口号。

其次，是灾难中中国人表现出的惰性。

当他们没有粮食吃的时候就吃菜，没有菜的时候就吃糠，没有糠的时候就吃土，吃土吃到受不了的时候就吃人，吃人还不敢吃别人家的人，只好吃自家人，吃自家人还有点不忍心，那就跟另一个不忍心吃自家人、却又想吃人的人换人。

还有些人，没的吃，就去抢。

这个过程就叫“得过且过”。

这是一个不断退而求其次的过程。

一直退到不能再退为止。

在这个过程中，苟且偷生的人总是不能往前冲。

而这样的惰性，怕是很多人一生都无法改变的。

如今，从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大片抄袭到整个中国的缺乏创新，无一不体现了中国人的惰性。

最后，我想用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书中的一个故事作为结尾。

他描述了一些在蒋介石下达救灾命令之前的赈灾行为，其中有一段是描写陕西的传教士开粥场，设立教会医院和收养弃婴的事情。

但是灾民太多，他们根本照顾不过来，而且弃婴满大街都是。

一位记者去问一个天主教徒为什么他要设立粥场医院，那个天主教徒说，“至少要让他们象人一样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