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亚崛起的原因分析,就文化领域的分析来看，学术界的探究似乎已陷入程
式化的局面，一般动辄以大量的事实将东亚文化说成是儒家文化，然后通过东亚现代
化的成功这一事实来“验证”儒家文化是能趋向现代化的，换句话说儒家文化中是包
含有丰富的“现代性”的,然后进一步对“韦伯命题”作一番修正。

儒家文化到底在
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现代东亚的崛起，东亚的崛起在文化方面究竟还受到哪些因素的
作用？这些问题都是值得认真研讨的。

儒家文化在东亚的影响实际上是有阶段性、时代性的，并不能代表东亚文化的全
部。

就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而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儒学确曾极大地影响到42 包括朝鲜、日本等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历史发展。

早在秦汉时期，儒学即已东传朝鲜、日本，但儒学真正对东亚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是在新儒学发展阶段，如朝鲜，从
高丽末年起，随着程朱理学的传播，儒学逐步成为学术界的主导思想并影响到政治等
方面，为李朝的建立和统治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

日本也是在13世纪至16世
纪末兴起了传播新儒学的热潮，并将儒学日本化，形成了日本的新儒学流派,直至明
治维新，儒学在日本的文化、思想、政治社会等领域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这里要
指出的是，儒学东传后对东亚的影响并非自然而然或直接产生，而是通过接受国的主
观改造和加工调适后，才适合接受国国情并发生影响的。

朝鲜化和日本化的儒学与中
国儒学是有区别的，如在日本，儒学与神道相结合，适应神道，以“和魂汉才”的形
式实现了儒学的日本化，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可见,朝鲜化和日本化的儒学已不是中
国原来的儒学。

在19世纪东西方文化激烈冲撞的过程中，原以接受儒家文化为主的东亚国家的
文化形态，由于儒文化祖国的颓败而都发生了裂变和重构。

日本在德川慕府时期“兰学”作为洋学之一就已兴起，只是在当时对儒文化的影响甚微而已。

及至鸦片战争后，屡遭西人叩关的日本，面对儒文化祖国的惨败，其文化取向日益偏向西方文化，由表
及里，从器物形态到制度形态，最后走上了“脱亚入欧”全面学习西方的近代化道路。

因此，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文化里，儒家文化已随“清风”渐去，西洋文化与日本文
化的结合成为日本文化重构的主流。

进入近代以来，东亚的文化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儒家文化已经不是引导东亚各
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主流文化，即便在某些国家，也有了明显的变异。

当然，人们在
当代东亚崛起的现实中还能找出很多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个别事例来，但这并不能成为
在总体上把儒家文化看成主导东亚现代化的文化因素的理由或根据。

在东亚的现代化
过程中，作为外来文化的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同其本土文化的整合，构成了东亚现代
化的主要文化背景。

历史上曾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其文化形态本来就
是复合型的。

进入近代后又遇到了西方文化强有力的挑战，西方文化以其压倒的优势
渗透到这个复合体中来，加浓了东亚文化的多元化色彩。

说到底，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和战后东亚其它国家或地区趋向现代化的过程，是
一个由包括、综合了西方近现代文化资源与本地区、本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东亚
新文化推动的过程。

与传统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相比，东亚新文化更注重以现代人本43 身为主体，努力借助于文化的多元化以及相互沟通、渗透和各种文化自身的转型、重
构等等，实现人类精神的现代化。

这种新文化有一系列新的价值取向，具体说来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崇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高扬，促使科
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砺相长。

东西方文化接触以后，东亚吸收了西方的科技及管理制
度等方面的知识，将以中国心学为代表的文化流和以古代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科
技、制度文化有机融合起来构成了东亚的新文化。

东亚工业化属“后发”范畴，这使
得该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既可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又可
以引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人文精神落寞、丧失为戒，促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
环。

如新加坡，60年代初推行工业化、都市化政策，注重科技和经济发展，到70年
代后期这些举措取得实效，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

为了克服现代化
与西方化带来的道德危机,新加坡开始注重人文精神的宣扬，树起了儒家伦理的大旗,
把儒家伦理写进了中学课本。

由此可见，新加坡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优
秀成果和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是并重不偏的。

第二、在新文化背景下，东亚人更注重个体精神与整体精神的相砺相长。

在深受
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特别是在古代中国，其民族思维基本上是重视事物的整体功能
联系的儒家思维，这种思维多从全局考虑问题。

在这种思维影响的社会里，家庭、家
族是社会的根基，个人在宗法、血缘的纽带上，在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上，只是一个微
乎其微没什么分量的小网结。

个人融化在整体之中，个人价值只有通过整体价值才能
实现，个体在这种价值体系下是没有地位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个体性精神了。

随
着欧美民主制度的不断影响，随着东亚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物质基础的逐渐加强，社会
的各种力量得以自我成长，自我加强。

社会中的个人也就一方面变成利己的个人，个
体精神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变成公民、变成法人，公民在公众自治社会或公民社会
中通过法治，使社会整体运动恒常有序，充满活力而又不会因为其内部各种个人的利
益冲突而陷入失序、失范、失衡状态。

因此，个体性精神和整体性精神在东亚趋于均
衡发展，并愈益成为一种价值认同和趋向标准。

第三、东亚新文化还体现在利与义的结合、竞争精神与保守精神的均衡等方面。

儒学本是重义轻利的，把重利者视为“小人”，而将重义者尊为“君子”。

这种过分强
调道义的思想，对经济发展无疑是有限制的。

但儒学东传后，在东亚社会则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在尊崇儒学的同时，又改变了儒学贱商的“义利”观，把道德上的“义”
和企业经济的“利”结合起来，在儒家伦理道德观与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找到了适合国
情的结合点。

值得肯定的是，东亚社会不单是在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突破了传统儒学
“义利”观的局限，实现了义与利的完美结合，而且在战后快速崛起全面推进现代化
的过程中将这种结合贯穿始终。

第四、东亚新文化作为其现代化的背景，还体现在东亚各国对待外来文化的坦然
心态之上，而中国与其它东亚国家相比，则多了一份沉重。

中国的儒家文化只是影响
东亚发展的多元文化之一，更何况任何一种文化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影响政府或
其它组织制订、贯彻规则，同时影响人们遵守这些规则，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因此，
过分夸大儒家文化之于东亚现代化的作用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