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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支《送别》从二十世纪初期流行中国,一直久唱不衰。

歌词作者李叔同既是我国近代新文化运动中少有的艺术全才,同时又是研究佛教律宗的有名高僧。

一九一八年旧历七月十三日,当李叔同结束了他为翩翩公子、为留学生、为音乐、艺术教师的生涯,毅然到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时,在他,是去追求生命中“山外山”的壮丽与空灵;在他的亲友、学生、仰慕者看来,零落别梦,了却过往的辉煌与滚滚红尘,既是情理中事,又是不能接受的现实。

李叔同一八八零年出生于天津一个富有的大家庭。

父亲李筱楼为清道光举人、同治进士,曾官吏部,后来在天津改营盐业。

李叔同排行第三,幼名成蹊,学名文涛,字叔同,名号屡改。

不管名字与一个人的性格、成长有无关系,但李叔同逝世以后,天下人无论知与不知,尽为之默哀,可见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品性;而“屡改”之号,则体现为他一生变化多彩的行迹。

李叔同十八岁时,随母亲迁居上海,文思如涛,所作远出同辈之上,被誉为“沪上才子”。

时值戊戌变法期间,李叔同与袁希濂、许幻园等人在城南草堂组织“城南文社”,后又与蔡小香、张小楼、袁希濂、许幻园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以诗词文赋抒写对极贫极弱社会的忧虑。

一九零一年,李叔同考中南洋中学特班,他不仅诗文超群,而且在书法、篆刻、音乐、绘画方面均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加上他待人温和、性格静穆,大家都很乐意与他交往。

当时特班的国文教授是蔡元培,蔡先生的思想、学术与人格,对李叔同日后的言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九零三年,南洋中学的学生因清政府的丧权辱国而发生罢课风潮,全体同学相继退学。

李叔同退学后,有感于当时风俗颓败、民气不振,即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在租界外创设沪学会,开办补习科,宣传民主自由,以翩翩公子的才艺,致力于强民富国的活动。

一九零五年,李叔同东渡日本,一方面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西洋油画,同时又在音乐学校学习钢琴、作曲理论以及新剧的演技。

他与同学曾延年等组织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春柳社,并为赈济河南水灾,公演了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而李叔同以其长身细腰的资质,扮演了一号女主角茶花女。

春柳社第二次演出《黑人吁天录》,李叔同又扮演了美国贵妇爱米莉夫人,神情逼肖,受到日本观众和戏剧家的好评。

此时的李叔同,一改他在国内丝绒碗帽、曲襟背心、花缎长袍的贵公子装束,而是高帽、硬领、硬袖、燕尾服、尖头皮鞋,以极其到位的服饰,来展示他作为一个留学生的新潮与文明。

一九一零年,李叔同毕业回国,先在上海《太平洋报》任文艺编辑,主编《太平洋画报》、《文美》杂志,后来又到浙江第一师范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做美术、音乐教师。

他自编教材、创作歌曲,向学生灌输新艺术观念,对于学生中有绘画音乐天分的,他特别加以鼓励和培养。

后来成名的丰子恺的漫画、刘质平的音乐,都是李叔同一手培养起来的。

做了教师的李叔同,将洋装换下,改穿灰色粗布长袍、黑布马褂、布底鞋子,连金丝边眼镜也换为朴实的黑边眼镜。

虽穿布衣,全无窘相,举首投足,一派儒雅。

他这种认真严肃的为师之道,从里到外,受到广大师生由衷的尊敬。

李叔同在杭州执教期间,与夏沔尊、马一浮交往密切。

马一浮早已研究佛学,是一位有名的居士。

他常借一些书给李叔同阅览,引起了李叔同对佛学的兴趣。

有一次,李叔同听夏沔尊讲,说断食是一种使身心更新的方法,能产生伟大的精神力量,自古宗教史上的伟人,如释迦牟尼、耶稣,都曾断过食。

于是李叔同决定身体力行。

一九一六年寒假,他在杭州虎跑寺断食十七天,自我感觉良好,便更对寺院的清净生活产生了兴趣。

不久,他拜了虎跑寺的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法号弘一。

当人们还在赞叹、震惊,乃至大惑不解时,一九一八年九月,他竟然又到灵隐寺受了具足戒,脱掉了他曾爱好的锦衣盛服,掷弃了他所获得的多种艺术成就,粗茶淡饭、一衣一衲、赤脚芒鞋,开始了他一心弘佛、行云流水般的苦行僧生涯。

从此,俗界少了个认认真真做人的李叔同,僧林却来了位地地道道持戒修行的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崇佛后先修净土宗,后修律宗。

律宗持戒最严,以一个兴趣爱好广泛,并不时转移的艺术家之身,来修律宗的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又该要何等的宁静、精细与忍耐!在以后二十余年的随缘云游中,弘一法师一直致力于律典的整理,完成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等重要佛学著作,从而被公推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

弘一法师念佛而不忘救国。

一九四零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南安晋江各县小学校长前来请偈。

他们说教师生活清苦,问是否可以改业?弘一法师说:“小学为栽培人才基础,关系国家民族至重且大。

小学教师目下虽太清苦,然人格实至高尚,未可轻易转途。

”大师虽了尘缘,却仍将教育视为救国、立国之本。

李叔同出家时仅三十九岁。

有人说,如果李叔同不出家,并继续朝原定目标努力,那么,其演剧将不亚于梅兰芳,绘画将不亚于徐悲鸿,诗文则不弱于苏曼殊,教育成就也不会低于陶行知。

的确,李叔同无论在文学、艺术、宗教、道德、品格上都堪称一代大师,但他的可敬可贵更在于——一个人在客观外在允许的条件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人生的乐趣。

一个人在自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一件事,就全力以赴,认真负责,这是人生的价值。

一个人做什么,就象什么,并在尽可能多的领域中披荆斩棘,创造业绩,这是人生的华采与壮丽,是人在有限生命与无限宇宙中,可以与天地并称“三才”的真谛。

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

一斛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语录无心者公,无我者明。

以淡字交友,以聋字止谤;以刻字责己,以弱字御侮。

事不可做尽,言不可道尽。

学一分退让,讨一分便宜;增一分享用,减一分福泽。

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松后紧。

涵容以待人,恬淡以处世。

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

以虚养心,以德养身,以仁义养天下万物,以道养天下万世。

不为外物所动之谓静,不为外物所实之谓虚。

刘念台云:“涵养,全得一缓字,凡言语、动作皆是。

”应事接物,常觉得心中有从容闲暇时,才见涵养。

逆境顺境看襟度,临喜临怒看涵养。

人生最不幸处,是偶一失言,而祸不及;偶一失谋,而事幸成;偶一恣行,而获小利。

后乃视为故常,而不恬不为意。

则莫大之患,由此生矣。

于作事,必克己谨严,要做到极致。

于生活,应戒绝奢华,一切从简。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祸。

事当快意处须转,言到快意处须住。

物忌全胜,事忌全美,人忌全盛。

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张爱玲弘一法师是我国当代我所最景仰的一位高士,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朱光潜他的演讲稿与辑录的处世格言被梁实秋,林语堂等文化名人誉为“一字千金,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慢慢体味,用一生的时间静静领悟。

”林语堂如此评价他:“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

”周总理生前曾嘱咐著名剧作家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

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一个离去已半个多世纪的僧人,还不时被人记挂着,不仅仅是其传奇人生:从进出名场、潇洒无羁的风流才子突变成芒鞋布衲的空门和尚,更因其多方面的杰出才华,在中国的近现代艺术史、宗教史上写下重要一页。

这个人就是弘一法师。

从天津走出去的历史文化名人中,真正产生了世界影响的,首推弘一法师──李叔同。

他是一个传奇,他是那样扑朔迷离,又是那样深邃莫测。

“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还是林语堂的声音。

李叔同,名文涛,字息霜,原籍浙江平湖,光绪六年(1880)生于天津仕宦书香门第。

一九四二年圆寂于福建泉州不二寺。

作为中国近代文艺的先驱者,他精通四国文字,极富文艺才能,举凡诗词、篆刻、金石、书法、音乐、美术、戏剧等等,无不独领当时风气之先,“津沽风流在叔同”。

借用其得意门生丰子恺的话来说:“……西洋文艺批评家评价德国的歌剧大家瓦格纳有这样的话:阿波罗(文艺之神)右手持文才,左手持乐才,分赠给世间的文学家和音乐家。

瓦格纳却兼得了他两手的赠物。

意思是说,瓦格纳能作曲,又能作歌,所以做了歌剧大家。

拿这句话评价我们的李先生,实在还不够用。

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

而且每种都很出色。

专门一种的艺术家大都不及他,向他学习。

”总而言之,“文艺的园地,差不多都被他走遍了。

”他所育桃李丰硕,如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潘天寿等名家皆其高足。

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谁能像李叔同那样学贯古今、艺汇中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

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见余秋雨《庙宇》)的艺术大师,却于1918年悄然在杭州虎跑寺以盛年出家,法号弘一,两段人生轨迹,两重天地,其出家之举,在当时曾震惊了整个知识界,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

李叔同无疑是一个传奇,他的身上,有太多的“中国第一”,有太多的惊叹号。

他是我国最早出国学习西洋绘画、音乐和话剧,同时把这些艺术引入国内的先驱。

音乐家许常惠在《近代中国音乐史话》中指出,李叔同的音乐成就乃是中国“开天辟地的创举”──他倡导乐歌,他所创作的《送别》、《忆儿时》等曲,海峡两岸家喻户晓,传唱至今,堪称经典。

他是中国话剧史上演茶花女的第一人,在日本留学期间,他与同窗学友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为祖国灾区募集赈资,首演《茶花女》,他剃去胡须,细裹腰身,扮演茶花女,为中国话剧发出了第一声曼丽的鹤鸣,并获得巨大成功,日人惊为创举,赞誉不绝。

他是第一个把西洋画引进中国的人,他是第一个在中国画裸体画的人,他是第一个在中国用五线谱进行音乐教学的人,他独立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音乐刊物,他是近代广告艺术的第一人。

或许,他的遁入空门,还是文人墨客不羁后的又一个“第一”。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出家后的他,终其后半生精研佛学,持戒律己,将失传700余年、佛教中戒律最严的南山律宗拾起,被崇奉为律宗第十世祖,与虚云、太虚、印光大师,并誉为“民国四大高僧”。

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从浪迹红尘到皈依佛门的过程中,是如何体现了巨大的生命跨越,超常的生活落差?这样一个民国奇才,究竟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历程?其生命征途背后又有着如何的苍凉故事和深沉心情?他曾经意气风发,豪气干云,他有血有肉有灵有性。

他同情母亲不幸的身世,怜惜母亲在家庭中的卑下地位,所以生尽孝来填补寡母的生活空缺。

当母亲早逝后,他改名为哀,号哀公,他说:“我从二十岁到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一生最幸福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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