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曾说“法之律人，在乎律己而正气。
”讲的就是司法对法律和社会两个层面的作用。
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卡多佐说过，今天的判决将决定明天的对错。
所以一个裁判的社会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国家的司法制度不一样，但是对于司法对社会效果追求的本质内涵是一样的，保护人们所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
如果一个法律违反了人们社会所公认的社会伦理道德，这便是“恶法”，是不被人们所接受的，也不应该被法律体系所采纳。
“许霆案”就是衡量司法社会效果的一个标杆。
2006年4月21日，被告人许霆利用银行自动提款机的系统漏洞，在一天之内，先后取款17.5万元，随后离开广州。
在外潜逃1年之后，许霆于被警方抓获。
2007年11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许霆犯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许霆违法所得175000元返还给银行。
一审判决下来，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人们对许霆被判无期徒刑感到诧异，这样一个涉案金额只有17.5万元的案件，即使许霆有潜逃的情节，但这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加重情节，最后怎么会获得如此严厉的刑罚。
人们之所以会刑罚明显过重是在比较下的结果。
最大“金融贪官”王雪冰（前中国银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王雪冰，因受贿115.14万元，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朱晓华（前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小华，在担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期间，因受贿赂数百万港元，被判15年）、梁小庭（前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第一副行长、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因先后四次收受许超凡、余振东等264.99万港元，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此案是中国金融高官量刑最重的判决。
）等等一面金额为17.5万且犯案后潜逃，结果为无期徒刑（虽然许霆最终被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但是本文仅就一审判决的结果进行谈论），另一面金额都为上百万元，结果最重的也为无期徒刑。
“许霆案”在法律适用上是正确的，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并结合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许霆构成盗窃罪并且有加重情节最高可判死刑或无期徒刑，如果许霆理应被判处死刑，那么比许霆社会危害性更大的上述种种贪官们毫无争议的都应该被判处死刑。
但是事实却是相反的，许霆所获之刑罚比贪官们要高得多。
我们只片面地注重司法的法律效果，没有认识到司法的社会效果的重要性。
司法的社会效果一般表述为：“社会效果是指人民法院通过裁判具体案件，使法的本质、目的得以体现，使法律、法规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和法的秩序、自由、正义、效益等法的基本价值得以实现的过程。
审判的社会效果强调的是法律对社会的一种规范作用，审判结果能否得到社会的公认”。
司法的社会效果侧重于考量司法过程与结果获得社会大众认同的程度，强调司法活动对社会现实状况和社会现实效应的作用和影响。
应该如何理解司法的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应该从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法律根本目的必然要求。
法律的根本目的历来有惩罚说与预防说的分歧，在我国现存法律制度的法律目的为是惩罚说和预防说相结合。
司法对一个行为的裁判即使对这种行为的否认与惩罚，也是以此否认和惩罚的司法裁判，预防犯罪人的再犯并且向社会昭告不法行为的不利后果，从而达到法律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效果。
法律目的中的预防目的便是对司法的社会效果的要求，司法的作用就是引导和规范全社会的行为，法律和司法活动本身既要反映民意，又需要人民的认可和服从，特别是在民主政治或者政治民主的社会更应该如此才能达到法律的根本目的。
第二：确立选择适用法律的价值标准，是实现社会效果的途径。
我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一整套特有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和价值观。
我国司法的活动应该契合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什么为善，什么为恶，什么为大恶，什么为小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依照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对案件进行评析。
将适用法律的价值标准外化为法律规则或者法律原则，这样才有助于体现司法裁判的本质要求，产生预期的社会效果。
第三：化解矛盾为现今法律的重要功能。
法律诉讼虽然是以社会秩序的修复以及受损害
方得到赔偿或补偿为直接目的，但它对矛盾的化解功能应当更重要。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看似孤立的矛盾，实际上却是社会各种利益尖锐对立的缩影。
所以，处理每一个案件，法官必须要考虑到社会转型期矛盾的普遍性和尖锐性。
一个合格的法官应当头脑清醒，洞察形势，对自己裁判的案件具有把握和掌控的能力，要超然物外，不使自己陷于重重矛盾的包围之中。
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或者使矛盾趋缓，是司法裁判社会效果的内容之一。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应是基于这种考虑亦或是对多年司法改革得失进行总结的结果。
我们只有在注重司法的法律效果的同时注重司法的社会效果，注重法的社会效果不是司法要向民意低头，向舆论低头，坚持司法的独立是司法的法律效果的要求，我们所论及的司法的社会效果是指而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注重司法所带来的社会效果是否为正面的、积极的，如果不然便失去的司法应有的属性，也是司法发展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