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定风波》看苏轼的人生态度摘要：苏轼，这位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以儒家思想为本，又能博采佛道之长。

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以乐观、洒脱的态度去追求人生、追求美好事物。

其词作《定风波》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词人旷达、乐观、洒脱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苏轼；旷达；洒脱；人生态度；思想苏轼，这位北宋著名的大文豪，他的一生几起几落、坎坷不平，政治上很失意，但词人却能泰然处之、坦然面对，正如他在《定风波》里所写的那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了解他的生平、把握他的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感悟他的人生态度。

一苏轼的生平苏轼初入仕途，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

宋神宗熙宁年间，宰相王安石实行变法，希望改革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苏轼虽主张改革，但又不同意王安石的变法理论，认为“欲速则不达”，因此遭到变法派的反对，被迫外调，先通判杭州，后又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知州。

宋神宗元丰二年，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的语句以及他之前所作的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将其逮捕，打入牢中，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这次变故，对苏轼的生活、思想、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元丰八年，哲宗即位，启用旧党，苏轼被召回朝，先后任礼部郎中、翰林学士等官职。

因主张新法“不可尽废”，反对宰相司马光废除一切新法，而又遭到旧党排挤打击，再次外调杭州。

元八年，新党得势，苏轼遭到更为严重的打击，被贬惠州、琼州（海南岛）。

直至元符三年，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北归。

遗憾的是次年就死于常州，时年６４岁。

这就是苏轼！既不取悦于推行变法的新党，又不见容于尽废新法的旧党。

他的两度“在朝—外任—谪贬”的经历，让人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他的正道直行的可贵品质。

二从《定风波》看词人的人生态度苏轼，这样一个历尽坎坷、屡遭排挤的失意之人，他的人生态度是怎样的呢？本文仅就《定风波》一词，来分析词人苏轼的人生态度。

因“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的第三年，苏轼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的小序部分交代了写作该词的原由，尤其通过“同行”遇雨“皆狼狈”和“余独不觉”的对比，表现出了“余”达观、超然的人生态度以及富有哲理的思想。

在苏轼看来，不管你紧张不紧张，雨都要打在你的身上，既然如此，又何必为遇雨这件事情而紧张狼狈呢？心理上不在乎就是了！可见，词的小序部分就已初现词人达观、洒脱的人生态度。

开头一句，写得非常潇洒，很有哲理。

“穿”和“打”突出了风雨之势、渲染了风雨之声。

一般说来，雨点穿过树林，打在树叶上，自然会让人觉得它马上就要打在身上了，心里难免就会紧张、慌乱，形象难免就会狼狈；但苏轼却说“莫听”，不要理会它，这就体现了词人的哲思。

也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的儒家思想的体现。

儒家认为，人有了一定的定力和操守，就不会因为有了权柄而滥用职权；不会因为贫贱的生活而做坏事；不会因为受到威胁而屈服。

在这里，“穿”、“打”可谓打击的强有力，但苏轼用“莫听”就把它们全否定了，这就是定力、操守的表现！苏轼以自己的行动、经历、感受告诉我们：遇到“风吹雨打”，首先精神上心理上不能紧张、不能被挫败。

既然淋雨在所难免，怎么才能不紧张、不狼狈呢？他又劝慰“同行”“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雨中，不妨吟诗唱歌、缓慢前行！不妨来享受雨中漫步的浪漫乐趣！不仅如此，词人甚至还觉得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比骑马还要轻便。

那么，即使历经风雨，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一蓑烟雨任平生”就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词人不惧风吹雨打的超然情怀。

结合作者的生平，不难明白：这两句表面上是写途中遇雨，实际上是以小喻大，是借自然风雨来喻人生风雨、政治风雨，进而表现自己面对打击、挫折、失意时的心境———超然、洒脱、淡定。

这就是苏轼的修养！这就是苏轼的人生态度！词的上片写了冒雨徐行的心情，下片则侧重写雨后的感受了。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表面上是说自己经过风吹雨打，微微感到寒冷的时候，却看到了山头那西斜的太阳似乎在迎接我。

在这里，“相迎”两字用得特别好，传达出了词人虽身处逆境，却憧憬着“春风”、“斜照”、充满着美好希望的乐观情怀；传达出了词人虽历经风雨、屡遭贬谪却并没有沉陷在悲苦、挫折之中，而是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的达观胸怀。

这种修养、这种襟怀使我们联想到，在海南岛时，六十多岁的词人眼睛花了，看不清楚东西的“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

表达自己尽管老眼昏花，什么东西都看不清了，但却有无数像桃李一样美丽的花在我的内心开放的达观情怀。

在他从海南岛被召回时写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也曾说：“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什么意思呢？词人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风雨，上天终于也知道给你一个晴天了。

现在，风终于停了，雨终于止了，星星也出来了，在那青天碧海之中，一轮明月高悬夜空，它不需要谁来点缀，因为乌云、阴雨是一时的变化，而天和海的本色永远是澄清的。

这是多么高的一种修养啊！在这里，我们不难明白，词人是借风停雨住后的风景来写自己的人生体验。

他的下狱、被贬逐，是“苦雨终风”、是乌云蔽月。

但是，在词人看来，即使月亮被乌云遮蔽了，人们看不见它了，月亮的光明也并没有改变；即使天空阴云密布，蓝天不见了，蓝天也依然还存在；烟消云散之后，月亮还是那样光明，蓝天还是那样澄清。

这就是苏轼！尽管平生经历过那么多挫折和苦难，但任凭外界如何变化，他本身总有不变的一点，总能乐观、旷达、洒脱地面对人生。

甚至在此诗的后半部分词人还表示：虽然被贬到这么远的南荒之地，但我没有什么遗憾，因为如果不是到了这里，我又怎么知道大自然中还有这样一种迥异于中原风景的山水呢！这是苏轼的修养：忧患之中的淡定、超脱、排解。

西方的诠释学认为，一个作家不管写了多少的作品，人们都可以透过其所有的作品找出他的一个中心的感情意境之所在。

那么，透过苏轼众多的诗、词，也可以找到他的一个基本的修养之所在，也就可以感受到他的一个基本的人生态度，那就是“山头斜照却相迎”的超脱、达观。

有了这样的超脱、达观，自然也就“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了。

透过字面的意思，不难理解其深层含义，“风雨”意味着打击，意味着不幸；“晴”意味着温暖，意味着幸福。

在苏轼看来，无论是打击、不幸，还是温暖、幸福，都不能干扰我的内心，都不能转移我、改变我。

可见，这是饱含人生哲理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瞬间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既然阴晴圆缺、潮起潮落是寻常的自然现象，那么，社会人生中的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呢？从而传达出了词人历经忧患之后那种超脱于风雨阴晴之上、超脱于打击和苦难之上的旷达胸怀！《定风波》就是这样把写景、叙事、抒情、议论融合在一起，借”遇雨”这件小事来表达词人的人生感悟、人生态度：以恬淡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中的得失与荣辱，以超脱旷达的胸怀去面对生活中的打击与磨难！三成因简析究竟是什么使得苏轼尽管屡遭贬谪、饱受磨难却能持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呢？那么，梳理苏轼的思想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因为思想支配着人的行动。

苏轼自幼学儒，儒家经典著作是他首先学习的对象，由此打下了厚实的儒学根底。

儒家的仁人爱物、经世济民的思想自然也就成为他思想的核心，也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他一生立身处世的根本。

总的说来，儒家以修身为出发点，进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因此儒家鼓励人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

孟子更是将儒家思想的精髓归纳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而历来士大夫们往往都是先有兼济之志，遭受挫折、壮志难酬时则恬退归隐独善其身。

苏轼就不一样了，他是无论穷达都既能存独善之心而又行兼济之志。

如：宋仁宗时期，苏轼作《制策》２５篇，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等一系列改革主张；宋神宗时期，苏轼两次上书，直言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弊端；宋哲宗元初期，任翰林学士的苏轼，反对宰相司马光尽废新法，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可见，苏轼力图用儒家思想匡时救弊、辅君救国，表现出他有治平天下的兼济之志。

在激烈的党争之中，苏轼既不取悦于推行新法的新党，又不见容于尽废新法的旧党，正道直行，因而被一贬再贬，政治上失意至极。

但他却能像颜回那样居陋巷而“不改其乐”，更没有屈己逢迎、苟且附和、阿谀谄媚以换取太平安逸的生活。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曾说：“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

老弟与温相知日久，始终无间，但不随耳。

”表达的是不管谁得势，我苏轼都不随便追随的操守。

被贬黄州后，一家老小无以为生，苏轼就开了数十亩荒地，不畏劳苦，躬耕其中。

被贬海南时，住的茅屋难避风雨、生活更是艰难，但他却能“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苏轼的这种身处困境却能沉稳应付，不改其度，不正是他的善于处穷吗？不正是他的穷则独善其身吗？而另一方面，不管自己仕途多么失意、人生多么不幸，苏轼所到之处，却始终能仁政爱民，施以德政。

如：在杭州，苏轼带领百姓疏浚西湖、建苏堤、修六井，造福于民；在武昌，苏轼上书太守要求禁杀婴儿，尤其是女婴，成立救儿会，救活婴儿数千人；在惠州，向太守建议捐资修建惠州东、西两座铁索桥；在惠州、儋州等地打凿东坡井，解决当地百姓饮水问题；在儋州，传学与海南学子，其学生姜唐佐考中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

这就是苏轼！尽管自己仕途失意、屡遭排挤，九死一生，却并没有沉溺于个人的不幸而自怨自艾、愤愤不平，反而做到了封建官僚尤其是经历相似的人难以做到的仁政爱民。

这些不正是他的兼济之心、君子人格的体现吗？不也正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吗？尽管学儒奉儒，但苏轼也接受了佛道思想的影响。

他７岁时曾从眉山道士张易简居天庆观北极院学习，历时３年。

这样的经历，自然也就使他耳濡目染了道家思想；另一方面，颇有些道家气质、疏达不羁、随性自然的祖父苏序也深深地影响了苏轼。

苏轼对道家思想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任真适性、鄙视功名、齐物忘我等方面。

庄子认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任真适性，在于自我生命的自由发展，因而反对任何对生命主体的扼制，即所谓“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苏轼不仅以庄子的真人真知为自己人生之首务，而且还把它当作评价一切的基本准则。

他在《赠陈守道》中，曾指出造成浊世怨毒丛生、天真丧尽、纯诚难觅的根源在于人们对利益的争夺，并呼唤有不为世风所动的气节，以保持冰清玉洁之本真。

尽管青少年时期，苏轼立志有为于天下，但受庄子的影响，他对富贵荣辱有着清醒的自审、自省意识。

他在《縳阳早发》中曾说：“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