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民主是个好东西”在现代已经成了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

当我们探寻“民主”的源流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雅典。

有很多人认为，雅典的民主制是当时的“制度”典范，是“优越的制度”带领古代雅典城邦走向了辉煌。

那么雅典是如何走向民主的，雅典“民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民主，我们还要到历史中去寻找真相。

一、在历史视野中界定雅典“民主”怎样界定雅典“民主”?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要下一个定义，框定我们讨论的对象和问题。

但事实上，定义有时可以在理论上便于分析，但同时也可能是误解事物的开端，尤其是像“民主”这个承载着数千年历史的词汇，人们无法通过“规约性”定义来指称它，因为正像萨托利指出的那样，对于“民主”这个词而言，孤立地谈这个字眼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要谈到它的语义场，即充实或补足“民主”的一整套概念。

民主一词“植根于历史，源于历史”，已经流传了30个世纪，因此它“是个历史经验的载体，其含义是通过无穷的探索与失误的过程而得到稳定”的。

我们要谈论的雅典“民主”，也是一个历经数百年而不断被订正的制度。

它不但与我们现代的“民主”不同，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自身内涵也截然不同。

如果我们把雅典“民主”简单化定义，往往会误解当时的制度，也会误解那段历史。

现在提及雅典“民主”，有人指的是梭伦时期的雅典，有人指的是克里斯提尼时期的雅典，有人指的是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有人指的则是处死苏格拉底的雅典时期，这些说法中的“雅典”实质上指的是在“民主”制度上一致的“同一个雅典”。

据《雅典政制》记载，到该书成书时提到的“现在的制度”，也就是“民主”制度，雅典经历了11次“宪法”变更。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雅典在逐步地“民主化”。

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谈论雅典“民主”，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本文中，笔者试图从传说中的伊嗡(至少前600年前)开始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前300年左右)，在这数百年的制度变迁史中逐步观察雅典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民主”的，它的“民主”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民主，并关注它的最终命运和特点。

根据这段历史时期的雅典制度特点，本文将其分为三大阶段，即前梭伦时代、梭伦到克里斯提尼时代、克里斯提尼及以后。

二、前梭伦时代———王政的衰落及“民主”的自然和历史基础这一时期，雅典已经开始有了“民主”的微弱迹象。

首先，王权不再是一种绝对的权力，军事指挥权从王权中分离出来。

“军事统帅执掌军队，因此等于从‘巴西勒斯’(即国王)的王权中剥夺了其军事职能。

”这一时期设立了军事执政官，这在事实上分了“王者政府”的权力。

后来雅典政体中最重要的一些行政职位，如执政官以及六个司法执政官也是这一时期产生的，只是任期和选任资格不断发生着变化。

这时已有议事会和民众会(即通常所说的“公民大会”)，但元老院是最重要的议会，仍然起着保护法律的作用。

其次，雅典的地理特征为“民主”的诞生打下了很好的自然基础。

因地理特征而划分的部落以及部落之间的利益纷争成为雅典民主制产生的基础之一。

据《雅典政制》记载，王者潘狄嗡把他的领土分予四子，埃勾斯⑤得城堡及其附近地区;吕科斯得山区;琶拉斯得海岸;尼索斯得墨加剌地区。

这种划分很符合雅典的地理特征，雅典三面环山、一面傍海，这种划分很可能是中心城区、山区、海岸、周边平原的四分法，构成了雅典最初四部落的基础。

四部落间贵族的纷争，伴随着地理特征而来的民众利益纷争成为雅典政治“妥协”的开端。

在梭伦时期，随着“重装步兵”地位的提高，通过“解放土地”还重装步兵以尊严很可能是梭伦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重装步兵主要来自于阿提卡周边地区，也就是平原地区。

在梭伦宪法之后，仍然存在海岸党人、平原党人和山地党人的党争，地区利益的纷争始终在雅典民主制改革中占有重要分量。

后来，我们还会看到海洋对催生雅典民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认为“海上帝国是民主的母亲，而寡头政治对于耕耘土地的人来讲并不太讨厌”。

伴随掠夺、贸易和殖民而来的海上利益对雅典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希波战争爆发后，地米斯托克利引领了雅典的海洋战略，甚至全盘抛弃了雅典的领土，他把“城市连系到皮赖乌斯，把土地连系到海上。

这样，他就提高了普通百姓的权益以对抗贵族，使老百姓壮起胆来，因为控制权现在掌握在船长、水手长和水手们的手中。

”靠近海洋以及面对利益和外敌入侵而确立的海洋“战略”大大提高了雅典民众的民主意识。

最后，雅典建立了第一个倾向于庶民的政体———忒修斯妥协。

忒修斯虽然是埃勾斯唯一的儿子，但却是一直生长于民间的私生子，虽然他是一个英雄，但在当时仍很难被重视血统的贵族接受为“王者”埃勾斯的合法继承人。

因此作为生长于民间，“倾向于庶民的第一个人”，忒修斯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妥协而非强权)使各地区统一起来，他“要把阿提卡的全部居民集中到一个城镇，使他们成为同一个城市中的统一的人民……他逐个走访所有的城镇和部落，劝说他们接受自己的计划。

那些平民和穷人都迅速响应他的号召。

对那些有权势的人，忒修斯许诺建立一个没有君王的政府———一个民主政府，他本人在其中只是继续担任战争指挥官和法律监护人，而在其他一切事务上人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忒修斯的妥协和新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削弱了王权统治，形成了统一的“雅典”，从而开启了“民主”的希望。

三、梭伦到克里斯提尼———贵族共和、僭主政治对“民主”的培养亚里士多德称梭伦稍早的雅典政体完全是寡头制的，在严酷的德科拉宪法之下，“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到梭伦时代雅典陷入了严重的党争。

梭伦成为调停人和执政官，并成为第一个“人民领袖”。

他所创建的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式共和政体，“各个因素都被融合起来而各得其所———‘亚留巴古布利’(元老院)保全了寡头作用(尚富政治)，‘执政人员的选举规程’着重才德标准(尚贤政治)，而‘公审法庭’则代表大众的意志(民主政治)”。

在梭伦的宪法中，最具民主特色的有以下三点:“第一是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第二是任何人都有自愿替被害人要求赔偿的自由，第三是向陪审法庭申诉的权利，这一点据说便是群众力量的主要基础。

”因此，梭伦被认为是建立了雅典“平民政体的祖制”，但我们也看到梭伦时代的政体仅仅是贵族共和，还远远达不到所谓的“民主”标准，而且在紧随而来的僭主政治时期，“梭伦宪法曾因不用而被遗忘”，梭伦的作用往往在后世被无限夸大了。

梭伦之后，“一个极端的人民倾向者”珀西斯特剌图斯⑦成为僭主，在他当政时期，政治上倒不是完全的倒退，这位温和的僭主在宪法下行事，每事仁慈温厚，他善待民众，兴建公共事业。

“就更积极的意义而言，庇西斯特拉图家族在某些方面为克里斯提尼改革打好了基础。

”“怎样避免城邦的大会受到市镇居民的支配?克里斯提尼提出了复杂而巧妙的解决方法，但最先着手处理城乡问题的，却是这些僭主。

”珀西斯特剌图斯的僭主政治被称作是克洛诺斯的黄金时代，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四、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民主”时代的来临克里斯提尼被认为是真正开启了雅典的“民主”时代，他制定的宪法是后来一段时期雅典遵循的主要宪法，但其间也经历了反复。

审视克里斯提尼宪法时，我们会看到“民主”因素，但当我们审视后克里斯提尼时代的政治时，我们就会发现“民主”制度的创设只是一个开端，它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把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克里斯提尼改革到伯里克利时期、民主制的不稳定期和民主确立时期。

1．从克里斯提尼改革到伯里克利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公认为雅典“民主政治”的辉煌时期，尤其是伯里克利时期，甚至形成了几乎雄视全希腊的一个强大的雅典帝国。

这种认识很容易使我们产生幻觉，是“民主”的伟大产生了强大的雅典。

事实上，我们往往过分夸大了“民主制度设计”在“民主实践”中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克里斯提尼的“民主制度设计”。

他的宪法有三项重要的改革措施:第一是重新划分行政区域。

他把原来以自然特征为基础的四部落划分为十个部落;他把所有村社分为三十区，“十区在城市附近，十区在沿海，十区属于内地”，这些区为新的“三一区”，并用抽签的办法把这些“三一区”指定给各个部落。

这样就打乱了原有部落的地域限制，混合了各区域的人民，也打乱了原来党争的重要基础之一，即基于地区利益基础上的党争。

每个“三一区”自身均由三或四个德谟构成，这些德谟在乡村为村庄，在城里即为区。

有人就认为民主(democracy)一词就是从“德谟”而来的。

公民接受所在德谟的管辖，他们将每个地方的总人口、公民、外邦人、恢复自由的奴隶登记在案。

公民“除了姓之外，每个人还会取一个自己所在镇区的名字”。

这项措施极富革命性。

第二是政治改革。

克里斯提尼宪法规定，每个德谟大会选举一个长官，每个部落出50人参加议事会，从而把议事会从原来的400人扩大到500人。

500人议事会带来的新变化不在于人数的简单增加，而是在混合的新行政区域基础上，部落代表(50人/部落)的多元化地域特征所带来的民主因素。

首席执政官由各个部落选举出来;每个部落选举一个司令官，但全部军队仍归军事执政官指挥。

前487年，雅典开始实行按部落提出的预选人抽签担任九执政官的办法。

这时期仍很难被理解为“直接民主”，因为部落预选人最多不过500人。

人民大会(民众会)有了新的会场，可容纳2．5万人，并由临时选出的议长主持。

第三项改革是贝壳放逐法，用来驱逐任何其他威势太大的人，事实上这项措施仅仅是“人民领袖”驱逐政敌的手段和工具。

在这段时期，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中，民主设计的效用产生了新的问题。

一方面，虽然克里斯提尼的宪法改变了传统的基于地区区别和利益基础上的顽固的党争，似乎为“民主”铺平了道路，但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实践”层面，制度虽已经确立，但在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在战争时期，元老院的权力会突然上升，“主持国政”，但后期又被剥夺。

元老院“主持国政”为雅典海军提供了经费，这是其他机构无法提供的，从而保证了雅典海上霸权的获得。

另一方面，建立在地域基础上的旧的贵族权力、地区势力被分化瓦解，新的“权贵”和党争开始出现，即变成了“少数人”与“平民”之间的对立，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借人民名义而有独裁倾向的领袖，伯里克利更可被视为一个“虚名”僭主。

从各种文献来看，“人民领袖”都不是一个行政职位，而是某种形式的党魁。

从“人民领袖”和对立派领袖来看，无法得出“出身决定论”的结论。

实际上，上层政治仍然是以传统贵族或新兴权贵为主的活动。

“人民领袖”的共同点在于争取民众以便在党争中获利，他们不可能在正式的民主制行政机构中发挥作用，但他们获得了某种“场外”权力，而这种“场外”权力却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核心。

尤其是伯里克利，他借助“人民领袖”的地位使自己连续十五年担任将军，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实际上是一个新的僭主，当时的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伯里克利时期曾是雅典最辉煌的时期，但这种辉煌是以牺牲城邦的长远利益和败坏城邦的名声而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