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地理、军事，士族、人物，学术、文化；宗教、考古、吴简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史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蜀汉官制的特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汉晋中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相关，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取名风俗和婚姻生活，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等。
具体材料请详见：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1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了大会。
本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研究论著颇丰，主要有：《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诸国》(西安出版社)，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洪权《两晋南北朝徙民中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张作耀《刘备传》(人民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卫绍生《魏晋文学中的中原文化》(学苑出版社)，邵磊《治山丛稿——南京文物考古论丛》(凤凰出版社)，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
陈吉安主编《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本年出版了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田永胜、赵建功、许抗生《六朝宗教》两种。
论文集有：《北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北朝研究》第四辑(中州古籍出版社)，《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
史料类有：徐蜀编《魏晋南北朝正史订补文献汇编》(全三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新译作品有：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曾布川宽《六朝帝陵》(傅江译，六朝文化译著丛书，南京出版社)。
法谢和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耿异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重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一辑“唐长孺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也在今年出版，收录了一组回忆唐先生的文章，以示对这位史学泰斗的缅怀之情。
另外，2003年出版而一泠先生《2003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未及收入的尚有：《贺昌群文集》(三卷，商务印书馆)，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汪文学《汉晋文化思潮变迁研究——以尚通意趣为中心》(贵州人民出版社)，陈明光《汉唐财政史论》(岳麓书社)，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度新探》(岳麓书社)，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中华书局)，李吉和《先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迁徙研究》(民族出版社)，柏喜贵《四一六世纪内迁胡人家族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陈吉安主编的《六朝文化丛书》(南京出版社)中的田汉云《六朝经学与玄学》，邱敏《六朝史学》，许伯卿、吴功正《六朝文学》三种。
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在250篇以上，涉及领域广泛，以下分类择要介绍。
政治、制度政治史。
刘蓉《析魏明帝禁浮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太和年间禁浮华主要是从政治着眼，明帝强烈感受到了叔父曹植的政治压力，导致了禁浮华的一系列举措。
孟祥才《论曹爽之败》(《史学月刊》第8期)认为曹爽集团失败是因为其所重用之人多为浮华之徒。
张军《曹魏时期司马氏霸府的形成与机构设置考论》(《兰州大学学报》第4期)对司马氏霸府的形成、特点、府僚构成及运作方式作了探讨，并考证了霸府的机构设置情况。
陶贤都《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辽宁大学学报》第4期)也对司马氏霸府进行了研究；他的《三国时期劫质现象刍议》(《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劫质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与当时的忠、孝、信等社会伦理也有密切关系。
王永平《汉末流寓江东之广陵人士与孙吴政权之关系考述》(《扬州大学学报》第1期)着眼于汉末流寓江东的广陵人士，指出他们不但在孙吴政权割据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推动了吴地文化的发展与南北文化的交流；他的《晋武帝立嗣及其斗争考论——以齐王攸夺嫡为中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武帝以惠帝为嗣，逼齐王攸就国致使其愤恨而死，并严厉打击拥戴齐王的“清议派”，激化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加速了西晋的灭亡。
林校生《成都王颖督区幕佐和文化倾向之考释》(《国学研究》第十四卷)辨明了成都王颖督邺前后河北都督区的分合变迁，指出司马颖幕府佐吏家族门第较高，里籍分布较广，南方士人和内迁胡人较多。
认为司马颖以邺、冀地区为基地对抗东海王越，显示出邺、洛之间儒、玄两种政治文化的对立态势和地缘意味。
李园、唐燮军《地域集团、萧沈对抗与刘宋政制》(《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l期)指出刘宋政制因为皇权过分伸张导致恩贫倖用事，引发了一系列制度性弊病，内轻外重之势使地域集团应运而兴，深刻影响了宋齐之际的历史走向。
唐燮军《萧沈对抗与刘宋政治》(《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延续了上文的思路，进一步对萧沈对抗格局作了研究。
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第3期)指出，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
拓跋政权最初以十六国继承者的身份出现在德运次序中，孝文帝改革，在德运上直接以北魏承接西晋，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他的《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第4期)认为北魏的直勤与嚈哒的敕勤和突厥的特勤，都源于共同的部族传统，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
直勤制度在拓跋鲜卑社会发育和政治进化过程中，随着“改降五等”被孝文帝取消，引起了北魏宗室内部的情感和文化分裂，对北魏末年的变乱具有必然影响。
姚宏杰《君位传承与前燕、后燕政治》(《史学月刊》第3期)考察了慕容鲜卑君位传承从部落君长推选原则到嫡长子继承制的转变，指出前、后燕诸多政治事件与此相关。
李凭《魏燕战争以后的北魏与高丽》(《文史哲》第4期)研究了北燕灭亡至延兴年间北魏与高丽的关系，指出频繁的使节交往和北魏遵循不介入高丽与百济间矛盾的原则，促使双边关系由冷漠走向缓和发展，为孝文帝朝与高丽的友好关系作了铺垫。
朱兴和《略论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朝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朝议的形成和发展源于北魏早期的历史变迁和孝文帝的主观努力，朝议主流观念来自汉文化，推动了改革深入发展。
侯旭东《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从魏末启立州郡到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中国史研究》第4期)从地方豪右与东魏北齐政权关系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双方斗争的经过，指出行政区划增减与豪右和朝廷关系的消长有密切的关系。
王大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间秩序结构》(《文史哲》第4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的民间秩序结构表现为豪强割据、豪族游侠统治、坞堡自救和望族的精神领导。
文章还分析了民间秩序结构中的阶级组成及其特点。
政治思潮。
黄少英《汉魏之际人物品题的三大社会功用》(《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指出汉魏之际人物品题对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人才流动和社会局势的变化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徐国荣《汉晋时期的数字化标榜与取士制度》(《文史哲》第3期)注意到汉晋时期名士间兴起的数字化标榜之风，指出它与取士制度相关并逐渐朝谱牒或家谱的方向转移。
鲁力《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武汉大学学报》第2期)对汉晋时期的封建主张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这一思潮在一定水准上促使当权者重视同姓的藩卫作用，但在现实中很难恢复。
文官制度。
胡舒云、李晨光《“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史学月刊》第10期)从设置、职责、性质、地位等方面对中正进行了研究。
陶新华《北魏后期的中正制新论》(《历史教学》第1期)认为北魏孝文帝以后中正的作用表现在定姓族和保管士人档案两个方面，中正在选举中明确的是士人门品的高低，而不定士人人品高下。
罗开玉《蜀汉职官制度研究》(《四川文物》第5期)整理了蜀汉职官制度的大纲和基本体系，并分析了蜀汉官制的特点。
王东洋《曹魏考课法的制定及其社会背景初探》(《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曹魏多次制定考课法，对后世考课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汪征鲁《南朝“迎吏”、“送故吏”新探》(《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从两汉至南朝的州、郡送故迎新，在南朝时开始与官员选任调动密切相关，州迎主簿、迎从事、迎西曹等成为一种入仕资格。
这既反映了中央政府权力与官员个人权利的消长，也表现出选官与官僚体制的微妙变化。
张小稳《魏晋南朝时期的秩级》(《史学月刊》第5期)接受了职位分等、品位分等的概念，认为秩级先秦的稍食和月俸，与职务的繁简、职责的轻重相联系，具有职位分等的色彩。
官品汉代的朝位制度，具有品位分等的色彩，规定官员所享有的权利或特权。
罗永生《“后魏尤重门下官”说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北魏正光以前门下省地位不及尚书省，侍中职权亦远在录尚书事和尚书令、仆之下。
《通典》所云后魏“尤重门下官”，绝非常态。
金霞、李传军《〈北齐书·宋世轨传〉“台欺寺久”浅释》(《晋阳学刊》第6期)认为“台欺寺久”一语，反映了北齐乃至整个北朝时期御史台和大理寺这两个平行机构之间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关系。
高敏《相关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制的两个问题》(《历史教学问题》第1期)和徐美莉《也谈北魏前期“百官无禄”之原因》(《史学月刊》第3期)分别对北魏前期“百官无禄”的状况以及向俸禄制的过渡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