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老舍“市民”创作历程与“市民”形象老舍是中国现当代文坛上一位有重要贡献的作家。

他以独特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而成为人所共知的“人民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他善于通过对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朴素描写，借助平凡琐碎的生活细节，表现生活本身内在的巨大力量和丰富内涵。

老舍笔下所塑造的人物，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可以见到的，他们在平淡之中演绎着悲剧或喜剧，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艺术上的享受。

一、老舍“市民”人生与创作历程老舍,满族人，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里。

父亲是满清皇城的一名护军，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过着困苦的日子。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父亲阵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母亲靠给人缝洗衣裳和在小学里当佣工勉强维持生活,那时老舍还不到两岁。

可以说，正是这种遭遇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道路。

老舍生活在下层劳动人民之中,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他们的愿望，他体会得最为深切。

他不仅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心态”。

他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这种非人道的不公平的现实激起了他对那些受屈辱受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反抗。

他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不平之鸣,说说劳苦大众的心声。

他十九岁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之后，长期生活在知识分子的圈子内，由小学校长到中学校长，到大学教授和著名作家。

但他与下层劳动者在精神上情感上建立起来的联系，并没有因为地位的长高而中断，反而因为思想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增长，他对下层社会看得更清，理解得更深，他的笔触也更深入到下层社会，代受屈辱者鸣不平。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老舍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一旦接触到反帝反封的呼声，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的种子便立即萌芽﹑生长。

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

”［1］这两种认识就成为了老舍长期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

1925年，老舍开始正式进行创作,那时他正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

在伦敦的五年里，他写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长篇，都是写一般市民的生活，写这些市民的遭遇﹑梦想﹑挣扎和相互的倾轧。

作品透过这些市民生活，反映了辛亥革命后到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封建帝制虽然已经被推翻了，而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却并没有解决，中国依然没有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中解脱出来。

老舍揭开他所最熟悉的城市下层社会的一角，让人们亲眼看到了那些血淋淋的生活现实。

1930年老舍回到了国内,他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从事文学教育工作,但仍然利用寒暑假时间写出了长篇小说《大明湖》(此稿在商务印书馆付排时被“一 二八”大火焚毁)、《猫城记》、《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短篇小说《黑白李》、《微神》等。

如果说他二十年代的作品都具有悲剧色彩的话，那么他三十年代的作品则大多是写的悲剧。

他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地解剖了中国社会，解剖各类市民人物的心灵，解剖我们民族精神在时代上的缺陷和造成这种种缺陷的根源。

［2］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家庭妇女和中小知识分子等。

由于中国的近现代都市（除东南沿海的一此通商口岸），大部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胎盘上形成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传统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西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急遽侵入，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渗透中，现代都市社会特别是沿海商埠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变异﹑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

所以中国市民阶层中的小业主﹑小商贩等，很难象欧洲那样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等，也与无产阶级有区别。

再加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市民阶层也就很少感受到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较少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其觉醒也就比较缓慢。

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后﹑保守﹑软弱﹑妥协等弱点。

这些弱点，在老舍所塑造的市民人物形象身上，均有所体现，并且他也对此作了一定的揭示﹑批判和嘲讽，老舍对他们的审美关照不是从抽象的认识和理论的观念出发，而是来自于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实际体验。

二、丰富多彩的“市民”群象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形象是丰富多样的，仅《四世同堂》一部作品，就包括了教员﹑校长﹑商家﹑车夫﹑棚匠﹑司机﹑江湖医生﹑唱戏的﹑说相声的﹑打鼓儿的﹑窝脖儿的﹑剃头的﹑看坟的﹑巡警﹑流氓﹑妓女﹑汉奸﹑特务等四五十类，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市民王国。

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太浓的“洋”味，如张天翼作品中的包氏父子那样燃烧着往上爬的欲火，他笔下的人物也不全是“俗”味，如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那样茍且偷生。

他笔下的市民形象一方面受礼教﹑家风﹑古训的束缚，爱面子﹑讲礼节﹑谦恭随和﹑古道热肠，另一方面是受混乱时世的影响而中庸守旧﹑安贫乐命﹑点头哈腰﹑圆滑混世。

可以说，在老舍笔下的市民人物既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有庸人俗气；既集中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的各种特质，又活生生的凸现着我们民族的时代个性。

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和“底层市民形象”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

“旧派市民形象”，即那些尚保留着东方封建传统美德的温顺、善良、讲礼节，但又极端保守自私、因循苟且的“老中国的儿女”们。

［3］这是老舍市民形象中塑造得最成功﹑最富有感染力的一个系列。

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仍然是乡土中国的子民，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包袱。

他们几乎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古老文化的代表，或者说是这种宽厚却保守，热诚而麻木的中庸性格的“代表”。

因此,他们也是老派的市民人物。

早在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就塑造了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马则仁。

他“一辈子不但没有用过他的脑子，就是他的眼睛也从来没有一回盯在一件东西上看三分钟。

”他的人生哲学就是“好歹活着”，至于活着是为了什么？除了作官、娶妻、生子，别的他就没有想过。

这样的一个角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Q,只不过阿Q 是个生活在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村的孤儿，而老马则是在大英帝国继承了遗产的富裕华侨。

其实，将老马放在异国情景之下去刻划，更突出了中西文化对照之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

最引人注目的是《离婚》中的张大哥，他不但以其市民性格特征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某些本质特征，而且也以他与黑暗的旧社会市俗人情的相通，以他与腐败官僚机构的相通，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的弊病。

张大哥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的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发生变化。

他待人处事的原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

”张大哥不喜欢摔跟头。

“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佬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样式和风格。

”［4］不论对什么人，他都不说一句伤人的话，因为在他看来，骂一句人都是有负于礼教的。

而最后他的儿子却因“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捕，他只有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这个财政所的庶务科长可以算做他生活圈子的显微镜兼天平。

他有一套等同日用百科全书的生活经验，被同僚和朋友视为常识的结晶。

他什么都懂都会，走到哪里人缘都好，所以自叹“有宰相之才，没有宰相之命”。

通过这一系列典型情节，作家所揭示的是张大哥的聪明才智并不是什么大智，而是市民性格中为了维护自身的私利，使自已能够在夹缝中求得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的一种本能，是庸人的小聪明。

《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古老文化的精髓。

他怯弱的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于当日本人侵略军占领北平时，在他看来只要准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逢凶化吉。

都快要当亡国奴了，他还在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北平人不能忘了礼节！”虽然自己也是一个平头百姓，可心里却总不忘把人严格的划分尊卑贵贱，忠诚而真实的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

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

他对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的领收“训示”；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吟受日军凌辱的遭遇，但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

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这是作者最熟悉的一种性格，是老马先生、张大哥那一类型的延续。

在这些人身上，老舍所提示的是一种深刻的多重悲哀，阻止社会进步的障碍并不是来自于个别人的道德败坏或恶劣品质，而是一种弥漫与渗透于整个社会和民族肌体的习惯。

相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每一个人的品质都是无可指责的。

无论是马则仁和张大哥，还是祁老人、赵姑母，大都是诚笃忠厚或热情仗义。

他们本身是此类观念所铸造的“合模主义者”而又不自知，已是一种双重的悲哀，而他们却还要用此类观念去浇铸别人（如张大哥）﹑去辱没国格（马则仁）与凋蔽民族经济的时候，这就构成了三重悲哀。

［5］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的塑造，老舍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要医治民族的痼疾，除了政治与经济的变革外，还必须有一场文化心理的革命，而且要使它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完成。

“新派市民形象”就整体而言写的不如旧派丰满，但也有许多成功的形象，它又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老舍理想中的“国民楷模”。

老舍虽然致力于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但却并没有忘记理想人格的构建。

老舍在接受了一部分西方文化观念之后，看到了英国文化比中国文化要先进的多，很自然的将其人格理想寄植在他所认同的西方观念中。

他认为“一个中国人能象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

”他就是以英国国民为参照塑造了李景纯﹑李子荣这样的青年。

李景纯有知识、有理想、有爱国热情，也有为国捐躯的精神。

情急之时，他以刺杀军阀的行动试图来警醒国民。

李子荣可以说是李景纯的信从者和遗愿的实际继承者。

他是一个用英国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想和独立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青年，具有现代青年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独立、务实、求真、敬业、爱国，有美好的理想，有脚踏实地的行动。

这些理想人物都是以侠义行动为贫民百姓除害而获得了团圆式的大结局。

这些形象背后都隐藏着“儒侠身兼”的背影。

一方面，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忧时伤世”的儒学心态与“内圣外一”的“士”意识。

另一方面，他们介入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大都采取“侠义”之举――剑客式的行刺与自我牺牲。

如果说“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政治理想，那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正是他们以献身来完成自已人格的心理模式。

［6］老舍在“童年――少年期”审美观中对侠义英雄的欣赏构成了他的市民文化中的这样一种“忠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