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第27卷第4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Anqi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 Edition)Apr.2008Vol.27No.4《最蓝的眼睛》中的“恋物”悲情Ξ宋健衡,吴　燕,钱　婧(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最蓝的眼睛》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代表作。

作品主人公黑人女性波莉及其女儿佩克拉在白人强势文化的压力下丧失自我,用“恋物”的方式填补心理缺失,双双沦为白人文化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她们的“恋物”悲情是殖民主义对民族进行叙述建构的结果。

作品以此强调保持民族文化尊严对第三世界国家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黑人文学;托妮・莫里森;《最蓝的眼睛》;恋物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8)04-0106-04 美国黑人文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其中托妮・莫里森是最为耀眼的作家之一。

她成功利用幻想的力量和诗一般的意象描绘了美国现实生活中本质的一面,因而199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她对黑人的生存状态密切关注,先后出版了多部以黑人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如《最蓝的眼睛》(1970)、《秀拉》(1973)、《所罗门之歌》(1977)、《柏油孩子》(1981)、《宠儿》(1987)和《天堂乐园》(1998)。

以往有关黑人的作品多从政治和经济层面探讨黑人的生活困境,而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则是从文化的角度探讨白人文化浸染下黑人人格的分裂和心灵的扭曲,从而引发对黑人价值观念解放的思考,所以《最蓝的眼睛》一经发表便引起广泛的注意,并奠定了莫里森的文学地位。

《最蓝的眼睛》通过“恋物”情结来曲折地反映作品的主题,表现在作品主人公黑人佩克拉和她的妈妈波莉都有浓厚的恋物情结。

十二岁的佩克拉深深迷恋印有童星秀兰・邓波儿照片的杯子和包装纸上印有白人小姑娘头像的“玛丽・珍”糖果。

这两个白人小姑娘的蓝色大眼睛清澈明亮,任性调皮,在佩克拉看来有着不容置疑的美,成为她梦寐以求的对象。

她热衷于用邓波儿杯子喝牛奶,一次能喝掉三夸脱,就为了能好好摆弄和欣赏邓波儿的蓝眼睛;她把辛苦积攒的零用钱全用来买“玛丽・珍”糖果,一吃糖果她就烦恼全无,觉得“吃了糖块就好像吃了那两只眼睛,吃了玛丽・珍,……也就变成了玛丽・珍”[1]29,就拥有了她的蓝色大眼睛。

她深陷这样的“恋物”情结不能自拔,最后神经错乱,在颠狂引起的幻觉中,她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蓝眼睛”。

波莉是一位普通的黑人妇女,在白人费舍儿家中帮佣的日子里对这个家庭中的一切产生了深深的依恋。

在她眼里,费舍儿夫妇富裕而有教养,孩子似两个漂亮的洋娃娃,生活用品美丽干净;她喜欢给白人小孩洗澡时抚摸那柔软金色卷发的感觉,喜欢把主人的厨房擦得锃亮。

波莉的喜悦和忠诚的服务正是她“恋物”的表征。

佩克拉和波莉的“恋物”悲情是由于社会客观环境巨大的影响造成的。

小说中,原本质朴单纯的波莉跟随丈夫乔利来到北方后,感到百无聊赖、无所适从,只好去影院打发时间。

承载强势文化的好莱坞电影里俊男美女和他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她的审美观与生活观。

“她又重新回到往日的梦境。

除了幻想浪漫爱情,她又多了一种幻想———美丽的外貌。

”[1]78“她把外貌与美德等同起来,使她作茧自缚,愈加自卑自贱。

”[1]78并对自我价值和人生意义疑惑起来,渐渐失去了当初的质朴。

当她到费舍尔家,便迷恋上了一切。

女儿佩克拉一出生就因为明显的黑人外貌特征遭到母亲Ξ收稿日期:2007-11-08作者简介:宋健衡,吴燕,钱婧,女,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的嫌弃,从此再也享受不到母爱,甚至只能称呼自己的母亲为“布里德洛夫太太”。

一次佩克拉在费舍儿家的厨房打翻了装满果冻的盘子,波莉立刻暴跳如雷,对她大打出手,随即却对白人小孩软语抚慰,其态度可谓天壤之别。

佩克拉从此更加沉默。

在学校里,老师因为她特别黑“总是避免看她,只有当全班每人都必须回答问题时才叫她。

”[1]29“当学校里的女孩子想要侮辱某个男孩儿……她只需说‘鲍布喜欢佩克拉!鲍布喜欢佩克拉!’就会引起四周听见此话的人的一连串的嘻笑声以及被嘲弄者的咒骂声。

”[1]29当佩克拉来店里买糖果时,老板根本不屑看她一眼,甚至收钱时都犹豫着不肯去碰她黝黑的小手。

一次又一次带给佩克拉沉重的伤害,造成了她心中不可名状的羞耻,最终摧毁她的自我意识。

小说主人公的恋物情结本质上是源于她们无法获得白人文化时的心理补偿。

弗洛伊德提出了“恋物”情结,就是指小男孩面对母亲“被阉割”的身体时的心理转移机制:当小男孩看到母亲无阳具的身体时,他认为母亲的阳具是被人切除了,并由此产生一种焦虑,担心自己的阳具也会有一天被人切除,于是他以恋物的形式取代母亲缺失的阳具,将被剥夺的阳具由物的形式来代替[2]。

霍米・巴巴将弗洛伊德的“恋物”理论用在了对殖民主义的有关文化现象的分析中。

他认为被殖民者将殖民者的观念内化之后需要一种心理上的调试机制:他们在渴望成为白人却永远无法实现这一愿望时,白种人的肤色、种族特征和语言以及附加在这些特征上的一切优越感构成了他们心理上的缺失,在无法获得它们的情况下以恋物的方式将其转移(displacement)、替代(substitution)[3]。

白人的外貌以及一切与之有关的优越感通过电影宣传成为波莉心理上的缺失,变成白人成为她内心强烈的、但永不可实现的愿望,她只好通过“恋物(白人家庭)”来填补内心的缺失。

白人童星的广告出现在商品上,从而引导焦虑的佩克拉将“美丽”具体为白人的外貌特征“蓝眼睛”,“蓝眼睛”成为佩克拉心理上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缺失,于是邓波儿杯子和“玛丽・珍”糖果成为“蓝眼睛”的转移和替代。

黑人母女俩所恋之物实际上是美国主流社会白人文化的象征。

佩克拉迷恋的秀兰・邓波儿和玛丽・珍是带有商业性质的广告模特,这两个白人小女孩都有飘逸黄发和清澈蓝眼,完全符合白人的审美观,邓波儿更是“使整个美国自我感觉良好”[4]12的文化象征,是“父母渴望孩子想成为的一切。

她的一切都是百分之百无可挑剔”[4]12,蕴含着西方白人关于可爱的一切标准。

她们代表了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主流社会的象征,是白人至上观念的文化能指符号。

对波莉来说,她所迷恋的好莱坞电影中的俊男美女、高雅生活,费舍儿家人的白色皮肤、金黄卷发以及白人才享有的颐指气使等优越感,也是美国主流社会白人文化的象征。

这种文化缺失、自我否定的恋物情结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在强势文化审美标准的主宰下,弱势文化中的人就只能自责不安。

在白人电影引导下,波莉完全否定自己,放弃自己的生活,开始积极追求白人影星的俊朗外貌和高雅生活。

不仅如此,她认为自己曾经深爱的丈夫和孩子也是“丑陋”和“低贱”的,而且承认:“这些片子让我快乐,但也让我难以回家,难以面对乔利”[1]78。

最后,乔利在她眼里成了“罪孽与失败的典范,……是她的荆棘头冠,而孩子则是她的十字架”[1]81。

她认为自己的家庭是沉重的负担,只有白人家庭才是快乐源泉。

那些表面上看上去和蔼可亲、慷慨仁慈的白人无论对波莉如何赞赏有加,给予她多大的权力,她永远只是一个仆人,一个低人一等的黑人。

面对遭生父奸污的不幸的女儿,她不仅没有给予关心,反而对她拳脚相加,大施暴力。

丧失对家人的爱,最后导致夫妻失和,生活不幸,她成为白人文化冲击下的牺牲品。

佩克拉一直生活在父亲乔利、母亲波莉的粗暴、同学的奚落和老师的冷漠之中,似乎察觉到这一切源于自己丑陋的外貌。

丧失自我意识的她渴望变得美丽、讨人喜欢,所以她“常坐在镜子前长时间发愣,试图找出丑陋的秘密”[1]28,在邓波儿杯子和“玛丽・珍”糖果上找到了“答案”后,她天真地以为使用这个杯子、吃下这些糖果就可以变成广告所代表、宣扬的那种人。

她遭生父奸污,早产下一个死婴,最后只有在精神错乱中,才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蓝眼睛”。

佩克拉和波莉的恋物悲情是白种人对黑人文化摧残的缩影,折射出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

文化本身并无优劣贵贱之分,但“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会背景下相遇时,可因各自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影响的差异而形成强势和弱势的区别。

强势文化往往强化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凭借其有利地位,对弱势文化发・71・第4期 宋健衡,吴燕,钱婧:《最蓝的眼睛》中的“恋物”悲情起一轮轮冲击”[5]。

因为强势文化有更多宣传手段叙述其合法性,它所宣传的理论便会成为真理,被接受为生活的自然秩序;而弱势文化的成员的声音被淹没,只能沦为这场文化之战的牺牲品。

所以霍米・巴巴曾坦言,“叙述就是历史,而民族是一种叙述性的建构”[6]。

白人民族至高无上的地位就是通过长期的叙述而建构的,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当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初到美洲大陆,他们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急需增强自己的凝聚力,于是他们共有的基督教教义和白色皮肤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在征服印第安人的过程中,白人渐渐把自己归类为“文明人”,白人外貌特征被认为是“高贵”、“纯洁”和“优美”的象征。

19世纪,随着奴隶制在美国南部的确立,白人外貌特征更被公认为涵盖了人类所有优秀品质:勤劳、虔诚、文明、认知能力强和外表的美貌[7]116。

这些品质被广为赞颂,最后变成一种大家默认的、永恒的标准。

在这一标准的指引下,19世纪初期美国文学创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白人女性形象,她们大多长着“漂亮的金色头发”[7]115和“发亮的蓝色眼睛”[7]115,并且天真、善良、诚实,被认为是女性的典范。

19世纪中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影响不断深入,许多美国人试图证明白人的高贵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结果,因此是无可置疑的。

1885年,乔赛亚・斯特朗在《我们的国家:它的可能的未来与它目前的危机》一书中宣称,“这个种族(盎格鲁・撒克逊)具有无可比拟的能量……白色文明是最优秀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点是充满激情、勇敢并富有冒险精神。

”[8]177 1889年,艾伯・T・贝弗里奇在美国参议院说:“他(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注定要成为世界的主宰者,……在野蛮和脆弱的种族中建立政府,对他们进行管理。

”[8]178报纸、杂志、书籍等手段使白人文化得到充分宣传和强化。

但实际上,白人文化对白人外貌特征的极力鼓吹无非是为了增强自身的控制力,使被统治者不再置疑和反抗,为白色人种撑起一把成功的保护伞。

赛义德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alter ego)的存在。

一种自我的构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最终都是一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而这些‘他者’,实际上又总是通过不断的对于‘他们’与‘我们’之间区别的阐释和再阐释而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