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一种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成俗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

目前，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

他们各自都反对以特定方式来继承固有或者既定的理念。

由于它是由多重艺术主义融合而成的派别，因此要为后现代主义进行精辟且公式化的解说是无法完成的。

若以单纯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说，最早出现后现代主义的是哲学和建筑学。

当中领先其他范畴的，尤其是六十年以来的建筑师，由于反对全球性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缺乏人文关注，引起不同建筑师的大胆创作，发展出既独特又多元化的后现代式建筑方案。

而哲学界则先后出现不同学者就相类似的人文境况进行解说，其中能够为后现代主义大略性表述的哲学文本，可算是法国的解构主义了。

]1 历史背景2 哲学2.1 文学批评及文化理论2.2 社会批评3 艺术创作及人文思潮3.1 建筑3.2 设计3.3 文学3.4 电影3.4.1 堂皇语境的终结与多元化3.4.2 解构主义的启示3.4.3 社会文化领域的更迭态势3.4.4 审美意识的新趋向4 资料来源5 外部连结[编辑] 历史背景若论者接受现代主义是战后社会的处境：人类以刻苦自强精神来重建文明，建立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社会发展运动，当中又结合美国的清教精神，和冷战时代的美苏二元对立政治方式，那么我们就可了解到为何后现代主义衍生的文化信念会是反对主流方案、反对单一以理性为中心、反对二元对立，更反对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主的美式文化生活。

相反的，对于现代主义以前的旧式社会生活方式，人们却充满了怀念之情。

建筑师对都市文明和乡间生活的反思，引发我们对现代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对人类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思考。

当然由于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脱离现代生活方式的制约，而各种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恶果，并不足以完全否定现代文明的生活。

思想家和各种艺术家就以各自的方式，解开我们对现代文明生活的迷思。

为当下人类这种情结提供最深刻解说，且为解开迷思提供方法论其基础和实则演练的，是法国的解构主义。

必需注意的是解构主义并不是毁灭主义。

因为解构主义对于任何形式透过语言传达的思想都进行解构，令我们知道思想的不稳定性，知识的无常，对任何思想进行系统化、集体性的统一解说都是谬误的。

不过，这说法并不是极端的反智论，或者虚无主义，因为德希达反对的并不是思想或者知识本身，而是对思想成为体系，或者集结成为政治力量（例如各种意识型态）的反动，德希达为所有我们认为是经典的核心理念，进行原教旨式的辩式，用类似中国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分析方法，令其意义向外扩散。

论者认为解构主义是以诠释学(Hermeneutics)的一种变现，而且是极端原教旨主义的一种操作。

由于语言成为哲学论说的必然方式，解构语言（包括内容及形式的交差指涉）进行极端细微的 close reading ，就能够策略上解读文字所包裹着的理念。

其实后现代主义所使用的解读文字方法，并不是德希达所独创的。

于七十年代当解构主义传到美国之后，在耶鲁大学的几位学者之中，就有Harold Bloom有关犹太神秘解经学Kabala的研究，成为一种独特的解读语言方式。

这些也是后现代理论中最为神秘的部份。

解构主义的思想根源有现象学、海德格尔和东方哲学。

其中海德格尔晚期哲学亦深具东方（庄子）色彩。

对东方哲学有理解的，应不难在解构主义中找到东方哲学的脉络。

[编辑] 哲学哲学论述是后现代主义热闹的场境，各参加论述的有：∙雅克·德希达的解构主义∙李欧塔的后现代状况与元话语的终结∙让·鲍德里亚的超仿真∙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现代主义永不完成论∙德勒兹/加塔利的后俄狄浦斯∙理查·罗蒂的启迪/教化哲学∙特里·伊格尔顿的文艺理论∙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关于全球化和后现代社会的讨论1.哲学的非指向性期待总的来看，后现代思维在哲学上抱持一种对于逻辑性观念与结构性阐释的「不轻信/怀疑」的态度。

这种态度导致其本身对于思想、事物以及外在感觉的愿望缺失，因为在后现代者看来，他们的思考无从依靠，他们既不肯定历史的经验，也不相信意义的本源及其真实性，对未来更无所希冀。

除了怀疑之外，他们的思想在理性思维者看来几乎是凝滞的，他们只能寄生在现代启蒙理性之上作个永远的捣蛋鬼。

因此大部分学者（在他们的头脑中现代理性占有绝对的比重）都惯于使用启蒙的眼光和理性的词汇，把后现代当作一个对立面来阐释，于是一大批具有明确指向性（反抗性）的词语（如：颠覆、反叛、否定、拒绝、抵制、反**、非**或无**等）在后现代的定义中大行其道，一时间，后现代在哲学上的破坏/叛逆者身份深入人心。

而实际上，象Derrida（1967, Of Grammatology）所提醒的那样，我们正中了语言的圈套，忽视了在(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体系指导下的语言构成力量，想当然地把无辜的后现代想象成了一个具有明确目的性的抗体。

当我们把后现代看作是零散化与叛逆性的代表时，我们本身就已经失去了思维的平衡性，站在了理性的一边，以整体性的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待后现代现象。

这种行为本身造成了一种对后现代理解的偏激和错位。

可悲的是，我们即使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公正，却无力改变这个现实，因为我们的语言无论在历时的传统上还是在共时的平面中都具有无法逾越的局限性。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以个性自由的心绪和非在场的怀疑态度去平和地参与后现代的一切，即所谓的非指向性心态。

2. 对启蒙理性的怀疑之路自启蒙主义开始，理性就被现代哲学尊为至上的权威。

（而后现代把对理性的怀疑态度作为其最重要的标识）。

但当代哲学对理性的责难却并非始于后现代的发端。

在启蒙诞生阶段，经验论者就与理性论者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康德(Kant)虽然构造了一套完整的理性认知体系，他却首先对启蒙思想的知行观（即理性认知经验主导一切的说法）进行批判，提到人的先天认知能力的局限性（Habermas, 1971, Knowledge & Human Interests,p4-14）；接着，黑格尔对认知的历史局限性的思考和对知识的异化问题（知识对人的控制与奴役）的初步探索都成为使「现代性」产生动摇的关键（ibid）；到了19世纪末，尼采提出非理性主义，对现代理性发动总攻，其后激荡出了以彻底反传统、反理性、反整体性为标志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王岳川，1992，《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P151)。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这个种子生发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态势。

从对黑格尔的继承来说，先有法兰克福学派对知识异化的进一步阐释，继而导致马尔库塞（Marcuse）将矛头直接指向工业社会与科技进步的左派激进革命和福科将矛头指向话语权利的新保守主义的一部分（右翼）；后有伽达默尔在新诠释学中对历史和语言中的真理经验的重新诠释；再有哈贝马斯走折衷路线的新理性回归与Lyotard 的彻底反击。

从对尼采的非理性主义的继承来说，一方面是德勒兹、福科的新尼采主义，另一面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而在限止右翼疾进的道路上，除了Habermas之外，还有新历史主义与伊格尔顿的批判等众多学说）。

3. 面对异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Frankfort 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率先指出，在启蒙时代初期，理性就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人们摆脱蒙昧与恐惧的人文理性；另一类是帮助人们了解自然规范生产的工具理性。

二者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是和谐统一的。

然而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科技理性逐渐代替了工具理性的角色并在与人文理性的共存中占了上风，人文理想中的自由与人权渐渐被科技理性所主导的标准化、统一性、整体性所侵蚀，这样人所创造出的科学技术反过来控制了人的思想行为与文化生活，人们不得不以内在的精神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厚，人异化了。

面对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衍生出了两种思潮，一个是马尔库塞所倡导的，矛头指向工业文化与科技进步的左翼激进革命（甚至包括我们的文革），它以彻底地破坏工业生产和科技进步为主旨进而逼迫资本主义露出残暴的嘴脸；另一个是福科等的后结构主义思潮，这实际上是右翼新保守主义的开端，它倡导一种温和的范式转换并改变文化中的语言结构以抵消霸权与垄断。

这股右翼思潮被普遍认作是后现代哲学期待的源初设想。

在电影中，它被赋予至少三个使命：一是反映人的异化，即工业文明对人的自由精神的蚕食；二是讽刺左派激进行为的浪漫与不实际并引导观众进行反思（如反映文革的电影）；三是以拒绝整体性、同一性为前提，对电影的传统模式、规范、语言和结构进行转换性尝试来离散电影的中心话语权利，使观众的主观精神重获自由。

4. 新诠释学的真理观在新诠释学中，伽达默尔寻求的是超越科技理性与科学方法控制范围的真理经验。

他把对真理的认识分为审美、历史和语言等三个领域来展开（Gadamer, 1975, Truth and Method），在这里（哲学范畴内）我们只对其后两者进行评述，而把真理的审美领域放到第3部分（审美范畴）去探讨。

在历史领域中，伽达默尔强调了认识真理的两个关键概念：一个是「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他强调我们生活在传统之中，传统是我们的一部分，由于时间空间与记忆的相互作用，我们总对存在的传统（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构成了我们全部的体验。

而理解活动是把自身置于传统的进程中并使过去和现在不断融合，因此理解不仅以偏见为基础，它还会不断产生新的偏见，所以不仅历史决定我们，我们（的理解）也决定历史。

另一个关键概念是「视界融合」，伽达默尔指出蕴涵于本文中的作者的「原初视界」与对本文进行解读的接受者的「现今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些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的更迭所引起的差异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理解的过程一定是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

这个过程是敞开的，是一种历史的参与和对自己的视界的超越。

伽达默尔由此认为历史不是绝对主观的也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其自身与它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了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的真实。

这样来说，历史的真实性在后现代电影中应该首先注重观众的情感与客观历史的交流，具体的说，一方面以小人物和微观叙事来拉近普通观众与历史事件的距离并努力引导观众对历史经验进行多维的、开放式的历史思考，而非盖棺定论式的叙事结果；另一方面是利用怀旧成分来勾起观众对过去的主观性记忆，以倡导一种对待历史（与真理）的主观与客观的「视界融合」，鼓励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的过程中大胆地运用主观能动性，使历史产生更多的微观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