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收稿日期:2010-03-03作者简介:隆德新(1982～),男,广东商学院经贸学院讲师。

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隆德新(广东商学院　经贸学院,广东　三水　528100)摘要: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经历了一个与东盟关系的长期互动过程。

在东盟成立之初,由于新加坡担心东盟成为印尼在地区谋求霸权的工具,担心过多地参与地区政治事务会威胁到其自身的独立与生存,因此,新加坡更多地是充当着谨慎参与者的角色。

随着东盟内部关系的稳定,政治、经济合作慢慢走上正轨,新加坡开始重新审视东盟并修正其地区身份定位。

新加坡在与东盟的长期互动过程中慢慢形成了其在东盟中的身份定位:即东盟发展过程中的低调领导者。

关键词:新加坡;东盟;身份定位中图分类号:D83.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392(2010)02—0036—03一、研究现状及对“身份”这一概念的界定关于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问题,至今还没有看到专门和系统的文章或专著,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只是散见于研究新加坡的外交和新加坡与东盟的关系的著作和论文当中。

如甘尼森(N.Gnan 2san )的《新加坡外交中的现实主义和相互依赖》(Re 2alis m and I nterdependence in Singapore ’s Foreign Poli 2cy ),迈克尔・利弗(M ichael Leifer )的《新加坡外交:应对脆弱性》(Singapore ’s Forergn Policy:Cop ing withVulnerability ),比尔维尔・辛格(B ilveer Singh )的《再探小国脆弱性:冷战后新加坡外交政策研究》(The Vulnerability of S mall States Revisited,A Study of Singa 2pore ’s Post -Cold W ar Foreign Policy ),菲利普・雷尼(Philli pe Regnier )的《新加坡:东南亚中的城市国家》(Singapore:City -State in South -East A sia )这几本著作都是系统分析新加坡外交的经典著作,都对新加坡的外交环境、外交文化、理念及外交政策有较为深入的分析,但都集中论述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印尼等周边国家或与世界大国如与美国的关系等,却没有把新加坡与东盟的关系作为一个单独的主题进行深入与系统的论述,对于新加坡与东盟的关系也只是零散的论述,对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定位问题基本没有涉及。

此外,一些重点研究新加坡与东盟关系的论文,如东盟前总秘书长、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高级访问研究员鲁道夫・塞贝里诺(Rodolf o C Severi 2no ),在新加坡政策研究中心出版的论文集《新加坡观察》(Singapore Pers pectives 2006)上发表的《地区一体化:新加坡的角色》(Regi onal I ntegrati on:the r ole of Singapore ),也只论述了新加坡在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并没有系统论述新加坡在东盟中的身份定位。

尽管如此,以上文献对于新加坡外交和新加坡东盟关系的分析仍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

此外,新加坡外交部和东盟秘书处的官方网站也为本文的写作和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一手资料。

本文所使用的“身份”这一概念,采用亚历山大・温特的界定。

亚历山大・温特把身份定义为有意图的行为体属性,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

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

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性或体系特征。

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63份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

[1](P281～290)因此,新加坡在东盟这一组织中的身份定位并不是一开始就定型的,而是随着其自身领悟、外部环境变化和与东盟互相交往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形成的。

新加坡在东盟中身份的定位并不是单方面确定的结果,而是在相互交往中,自身和他者在互动过程中通过信息的传递与反馈形成的。

二、新加坡在东盟中的自身定位从世界经验,尤其是西方经验看,任何成功的区域合作几乎都需要一个核心国家充当领导者,由其提供公共产品,并在关键时刻领导地区合作的发展。

按照西方经验,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也需要一个领导者提供公共产品和引导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向。

但是,事实上,东盟由于地区情况的特殊性,并没有出现西方式的领导者。

印尼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而且其经济模式没有竞争力,所以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特别强烈。

马来西亚也同样如此,并且特别强调成立东亚区域合作组织而不是强化东盟的作用,所以也很难担当地区领导者。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东南亚国家中最具竞争力的,是东南亚的经济中心,既是贸易中心又是服务业中心。

但是,由于各种先天条件不足,尤其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和错综复杂的地区大国关系的影响,新加坡在东盟中的作用是受限制的。

一方面,新加坡不能充当一个区域合作的高调领导者,领导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正因为新加坡是个小国,这才可以排除大国对其充当地区领导者的疑虑,便于其在地区合作中利用大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发挥小国大外交的作用,提出能为地区大国所接受的建设性的观点,引导东盟的发展。

新加坡领导层认为,通过高超的外交手段,可以弥补新加坡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原材料和资源匮乏问题。

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不仅国土面积狭小,而且资源相当稀缺,地缘政治与文化环境也相对恶劣。

这些脆弱性一方面对于新加坡的硬权力是十分重要的限制,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硬”的限制及对于这些限制的认识,提高了领导层的忧患意识,促使新加坡更加有效地发挥其“软”实力以弥补缺陷,如通过高明的外交手段和坚强的外交意志提升其国际和地区影响力。

新加坡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方面的不足可以通过有技巧的外交手段来弥补。

[2](P6)同时,新加坡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一方面使其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另一方面也使新加坡有时能在地区事务中充当主导性角色,发挥与其国土面积不成比例的作用,因为这种状况给了新加坡政治上更多的行动自由和选择。

正像李光耀所说:我们没有被陆地所包围。

我们是世界交通的中心,我们位于北半球和南半球,东半球和西半球的十字路口……。

所有的这些中心有利于我们学习和受教化。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的因素。

[3](P581)因此,新加坡在东盟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

一方面,东盟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需要一个引路者,这个引路者事实上只有新加坡才有资格担任。

另一方面,新加坡又不得不避嫌,把领导者的角色让给经济潜力最大的印尼。

新加坡在处理与东盟关系的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既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又不会得罪其它地区大国的方法。

新加坡在长期与东盟互动的过程中也渐渐明确了其合理的地区身份:在东盟发展过程中起到一个低调领导者的作用。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凭着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和新加坡在东盟中的突出经济地位,赢得了东盟“前敌总指挥”的称号。

三、新加坡在东盟中的“低调领导者”地位新加坡在东盟中的这种低调的领导者地位具有一定独特性,不同于国际关系理论中所界定的一般领导权地位。

首先,新加坡“低调领导者”的领导权不是因为其具有最强的国力,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它地区经济中心地位和发达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加坡的领导权不是一种霸权,因此,其外在表现只能很低调。

很显然,新加坡“低调领导者”的领导权不同于罗伯特・吉尔平对领导权的界定:“我的见解是国际自由经济少不了要有一个霸主。

不管人们是否把这种经济看作为某个集团国家所分享的集体商品或私人商品,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4](P105)新加坡“低调领导者”的领导权也不同于基欧汉对领导权的界定。

基欧汉将国际领导分为三种类型:霸权,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5](P241)这几种领导都是以国家实力独一无二为基础的领导,不同的只是领导方式的不同。

新加坡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就国家的总体实力而言,比起印尼和马来西亚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新加坡的外向型经济对外依赖性相当强,再加上资源匮乏,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又十分复杂,因此,新加坡不可能充当东南亚地区的霸主。

对这一点,新加坡领导人自始至终都有清醒的认识。

其次,新加坡“低调领导者”的领导权没有强制性,相反,它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甚至是73顺从其它国力比它强大的大国的利益。

因此,新加坡“低调领导者”的领导权也不同于罗伯特・基欧汉给领导权所下的定义:“领导当然是主导国家为自己任何行为辩护的利己性词语。

[5](P240)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若不考虑地区大国的利益,没有地区大国的支持,新加坡提出的建议不仅不会引起关注,更不可能得到执行。

因此,它在提出建议的过程中必须将自身利益与大国的利益,地区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充当一种谋士的作用。

但是,这种低调的领导者,并不是一种消极的领导者。

当地区内出现了威胁其生存与安全或危胁到其核心国家利益的危机事件时,这种低调领导者会积极利用其外交技巧,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应对柬埔寨问题就可以看出新加坡实际上在地区事务管理过程中扮演了领导者角色。

最后,新加坡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适时提出能为地区大国接受的建设性建议,通过实行高超的外交而获得的。

如通过斡旋柬埔寨问题,使主权原则成为东盟的核心原则;通过促进东盟地区论坛的成立,使大国平衡机制成为东盟处理与地区外大国关系的指导原则;通过促进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使平等互惠原则成为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原则等等。

新加坡往往能发出代表地区国家利益的声音,甚至成为地区乃至亚洲国家的代言人。

新加坡以地区利益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不仅提高了其地位,而且使得其在地区合作过程中提出的一些建议更易被接受。

新加坡提出了很多有影响力的观点,这就使得新加坡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同时是观念的市场。

[2](P103)在外交领域,新加坡经常发表对诸如民主、自由、人权和新闻自由等问题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明显不同于西方,形成了所谓的“新加坡流派”、“亚洲价值观”。

在这些问题上,新加坡领导层指出,“西方模式”不能应用于东方,东方有其自身不同于西方的“东方方式”,东方国家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特质和发展需要,必须保持其独特的东方文化的本质,不然就会丢失太多原有的文化与价值观,就会迷失方向,亚洲国家不是西方国家,亚洲人应保持亚洲人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