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
——以研究“情感投入”为例
摘要：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而这两者本身就具有多变性，所以导致社会科学研究极其复杂，但宽泛的谈论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会导致大而空的描述，那么着眼于实处就是明智的选择，所以本文以“感情投入”为例，分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社会调查；社会科学复杂性
一、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而人与社会本身具有多变性，这就导致了社会研究具有非常不稳定的特征。

第一，社会活动中人的主体功能性决定社会科学研究要考虑到社会历史现象中人的主体参与性。

人既是社会产物，又是社会的创造者；既是社会主体，又是社会客体；人既受社会规律支配，又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人既是研究者，又是被研究者。

由于这些原因，使得人们关于社会的认识比关于自然的认识要复杂的多。

社会现象及其规律无不打上了主体能动性的烙印，这就会影响社会科学研究中信息、资料的客观性，理论预测的准确性，加大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

譬如，研究者在获取被研究者的信息的同时，被研究者也在获取研究者的信息，这样研究者在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时，难免影响研究客体，结果是所获资料可能不能完全代表正常状态下的对象的行为规律。

第二，社会现象表现出个体性、偶然性、随机性，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困难性。

从唯物史观的历史决定角度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这个自然历史过程是通过无数个有意志、有目的的人共同合力促成的。

从宏观看，人类历史是必然的规律在起作用，但从具体的历史过程、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社会现象、具体的人的活动来看，人的有意识活动又充满
了个性、随机性、偶然性和不可重复性，这就决定了人们把握社会规律的难度。

第三，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宏大、复杂的系统，这就决定了对社会现象认识的极端复杂性。

人类社会系统其中所包含的要素、参量、变量甚多，有自然的因素，有社会的因素，有人的主观因素等等复杂因素的作用，研究社会现象绝不能像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用一般类比、归纳的方法来处理。

第四，社会科学具有意识形态性，这就决定了，比起自然科学的研究来说，更要受到研究者的阶级立场、利益取向、价值取向，所处的客观条件的制约。

一般来说，社会科学中的相当多的一些学科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范畴，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要求和需要，打上特定的社会形态的标志和烙印，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中，相当多的社会科学史有阶级的，比如无产阶级经济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

二、以“感情投入”为例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的社会调查方法，也同样经受着上述问题的限制。

但更应该注意的是第一点困难。

首先，科学研究讲究客观、公正, 但这条金科玉律对研究各种不同文化的人员来说, 要完全做到非常困难。

新闻报道被认为是最真实客观的, 所以, 美国攻打伊拉克时有随军记者做直播, 想告诉世界美军是文明的, 但播放的镜头其实已被记者有目的地加以选择。

我们不可能判断汉族的祭祖与纳西族的祭天哪一个更好或更不好, 我们也无法评定是藏族喜爱《格萨尔》更甚, 还是蒙古族乐听《江格尔》更炽。

但如果媒体连篇累牍地只报道某一部史诗的研究情况和本民族群众对它的喜爱, 公众的评价就会有倾斜。

所以作为调查者, 在对调查对象的评论方面, 其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受制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及所受教育, 更有一直以来所忽略的个人修养及情感投入。

而在一个传媒社会中, 对特定事物报道的强弱程度会左右人们对该事物的评价。

任何人在做一件事时, 都投入了精力, 其中就包括情感, 不论是作为主位还是客位的研究态度, 情感的倾向都极大地影响了调查者对调查对象的评价及后来的论述口吻。

笔者认为在学术活动中, 长期以来都忽略了研究者对其学术活动的情感投入及因此而产生的对研究成果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保留较为完整的地区, 弹唱者在弹唱《江格尔》之前, 要鸣枪驱鬼、点灯上香或堆建敖包, 在弹唱的过
程中, 听者不能随意离开、说话、喝水, 必须在一个完整的段落结束后, 才能自由活动。

那些精彩的情节, 人们百听不厌。

可以设想一下, 把一些著名的史诗拿到今天的大学校园里来弹唱的话, 显然不可能有这样的情景, 根本的原因是缺少了与史诗所讲述内容相呼应的情感的衬托, 而特定的情感又来自于切身的生活。

所以, 一个研究《江格尔》的人, 如果没有对《江格尔》的情感投入的话, 他的研究显然难以进行。

其实, 一个人若不想把自己的情感与价值取向在研究过程中流露出来, 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奥地利人洛克( J1ROCK ) 及河南人李霖灿是20世纪30~ 60 年代研究纳西族文化的大家, 如果他们对丽江、丽江人、纳西族文化没有深厚的感情的话, 不能想象他们是如何数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偏僻的角落。

这是积极的影响。

文化人类学乃兴起于西方国家, 一些西方学者是怀抱追求真理的态度的, 但长期以来他们把他们所尊崇的价值观不自觉地加之于其他国家或民族, 在他们自认为是崇高奉献的时候, 却不知道已经给对方造成了痛苦。

如此的误会日积月累, 加之别有用心的政客的利用, 有些不同文化间的沟通显得极为艰难。

这可视为消极的影响。

五十年来, 我们国家培养了许多本民族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人员, 这些人员在返回本民族社会进行调查时, 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

但实上, 这些研究人员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两种文化交织下的矛盾个体。

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教育使他们深谙国家的方针政策及这些方针政策所赖以出台的文化内核, 而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在数百年变化不大的生活状态中所表达出来的传统价值观念仍对他们有潜在的影响。

在都市中, 他们被认为是少数民族, 有自己的文化; 回到家乡, 他们又被看成是都市人, 是回家乡做蜻蜒点水的人。

一个人长期远离家乡, 对家乡的生活方式有陌生感, 这本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但是, 在自己的工作地及故乡遭到双重边缘化的这些人类学研究人员, 所处的这种找寻文化归属感的两难境地则必将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研究, 包括态度、方法及对资料的筛选、阐述的分寸, 等等。

其次，文化存在一个“分层”问题, 也许可以不恰当地分为“知识分子”文化、市井文化、乡村文化, 或者说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当我们把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单位与其他国家的文化相提并论时, 不同人心中所指的中国文化是有所侧重的。

这是因为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处在特定的文化层上, 都相应地最熟悉某些文化事象而不太熟悉另外一些文化事象, 即同一种文化成分在其所属群体的成员中分布是不一样的, 正如不是所有的蒙古族都懂得传统的蒙医
药知识, 也不是所有的纳西族都会用东巴文字一样。

另外, 文化还存在着因功用不同而表现不同的现象, 即某种特定文化在民间和在学术层次上表达的程度与范围就不一样。

研制计算机和利用计算机就大不一样, 编写历史剧与研究历史也不是一回事。

社会分工加大了我们从事社会调查的难度。

一项调查活动还极大地受到调查者本人态度及方法的影响, 它包括调查者的教育背景、情感及价值取向, 对各种调查方法的清醒认识及把握。

事情的复杂性还极大地来自于讲述者的复杂性, 即同一件事, 被不同的人描述出不同的样子。

所以, 有的研究者就说, 没有真实的历史,只有希罗多德的历史, 司马迁的历史。

不同角度的描述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与理解事实真相。

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 如果没有恰当的方法, 不仅不能促成理解, 反而会带来隔阂。

实际上有的民族地区对前来做调查的人们心存戒备, 就是由于一些调查伤害了当地百姓的感情。

没有一种调查方法是十全十美的, 上文对各种主要的调查方法的缺陷做了一些分析, 但并不否认这些调查法在实际中的应用, 而是强调, 由于每一种方法都有一些与生俱来的缺陷, 调查者在工作中, 应该有意识地加以弥补。

笔者从事社会调查的机会实在太少, 正因为如此, 对不同的方法有时间做一些相应的思考。

社会调查的实施者与调查对象都是人, 因此, 决难抛开各方参与人员的价值与情感取向, 在此基础上, 我们才能对调查资料做出更接近于事实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