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骚精神对后世的文学影响论屈骚精神对后世的文学影响论文摘要：自屈原起，开始出现了有人以全力来写诗，以一生的思想感情来丰富诗，并且通过诗表现了自己整个的人格，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分工。
从民族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屈骚精神中民族精神与一统意识的融合，那是楚民族精神气质与战国时代的政治文化的合力作用下产生的，而这合力所产生的支点则是屈原时对南北文化的创作性吸收。
这种精神和情感随着民族间的进一步融合以及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衍生为爱国主义精神。
这种抽象而稳定的情感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今社会都影响深远。
论文关键词：屈原；诗人；南北文化融合；天人关系；‚我‛和中国引言：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楚辞》创作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人类的。
他用全部的心力去融入的诗篇浸透了他的忧愁、他的情感、他的才思、他的志向和期待以及那‚虽九死其犹不悔‛的坚持。
那是在悠悠岁月里对时间、对楚国，更是对自己的一份执着与承诺，是不成则以死志之的决心。
这样一个对祖国对信念永恒追求如同赤子般的人，这样一份饱经忧患而凝结出的伟大的民族情感与精神，对于当今社会的我们而言，又有什么意义与影响呢？在我们思考个人命运的同时，对我们思考‚我‛和中国的关系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自我与自我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与时代的关系、与悠悠岁月之间的关系呢？在本篇论文中，将细致分析屈原精神的生成、表现以及对时代的影响。
一、屈骚精神生成的文化背景（一）楚地文化特征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模式或者文化模式的本质是文化的主旋律或文化主导观念（1）。
她所说的文化主旋律或文化主导观念指的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
而我们只有靠首先理解那个社会的情感上和理智上的主要动机才能理解。
是被动的接受环境的制约还是主动的采取对付环境的措施，这就体现了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主体性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就是一种文化的灵魂与特质。
在对楚文化形成的影响下，应考虑的是中原文化和南方巫祭文化。
楚族源于中原，其统治思想与治民思想方式里还深深受周朝统治的影响。
在中原民族的历史上，也有过对鬼神的狂热崇拜，而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些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已经开始理性的人类历史发展探讨。
而楚族早期离开黄河流域，向南发展，因此，在文化特征上还保有较为原始本真的追求和体现。
而崇巫好鬼的风气，既是夏商文化的遗习，也是当地土著民族的普遍风气。
因此，此时的楚民族文化特征上的非理性是十分明显的，并且，因此而形成的楚文化具有较强的个性，具有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
（二）楚民族精神气质楚民族初受周王室封赏而至‚蛮服之地‛，但楚族依然被看作是‚蛮荆戎狄之人‛、‚非我族类‛（2）而加以防范排斥且当时楚人地位十分卑微。
但楚民族自始至终把自己看作是具有渊远的民族之源、对周王朝的建立具有不可磨灭功劳的一个民族。
而屈原《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3）就可以看出。
而后，随着楚族的渐强与周室的渐弱，使楚民族中个性化的反叛性显现出来。
周夷王时王室大乱，楚熊渠立子为王，明确地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4）来表示与周王室的对抗，突出地表现了楚民族的民族自我独立意识。
楚民族的民族精神气质不仅反映在民族主体意识上，还反映在其‚敬天保民‛、‚昭德‛的社会政治理性精神上。
而这种民族精神到楚武王时，更加明显。
楚人认为自己完全有实力，参与诸侯之政，而请王尊号，但一直未得到允许。
楚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5）之后，历代沿而称王，这是楚民族走向独立的初步标志。
因而，楚民族理性与个性兼容的精神铸就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6）的民族情，也深深影响着屈骚精神中的民族情结和自傲、自信不屈的傲然品行。
（三）屈骚精神背后的士文化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礼崩乐坏‛以及私学的出现，在社会各阶层中逐步产生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兴阶层——‚士‛阶层。
其中的士人大都出身卑微，如自称‚贱人‛的墨子，‚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7）的孔子以及‚穷巷掘门卷枢之士‛的苏秦等。
这些‚无恒产而有恒心‛（8）的士人，因困顿贫窘而自立自强，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进取精神。
而中原文化中‚士‛阶层那种自强图志、尚志重道的精神对屈子精神人格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虽然屈子身为楚国贵族，但依然对内修美，对外持德为忠节而宁死不屈。
这就是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9）的士之精神。
而屈子在对死亡的选择上，正是深受儒家士之道德追求，‚杀身成仁‛、‚舍生取义‛（10）。
于是乎屈子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11）屈子的这种精神追求是符合当时‚士‛的普遍要求，开启了士阶层所要走的进步知识分子的道路，成为封建时代中一般进步的方向和力量。
（四）南北文化及诸子思想的影响屈子思想和精神的形成，是以南北文化的交融为大背景而产生的，同时，又深受先秦诸子的进步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影响。
王国维在《屈子文化之精神》上评道：‚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矣。
其廉固南方学者之所优为，其贞则其所不屑为，亦不能为者也。
‛（12）因此，屈子之精神实是在南方个性张扬，主体意识的基础上融合北方诸子的理性精神和自我实践精神而形成发展的。
这首先表现在屈原的政治理性精神和实践理性精神的结合上，即以儒为本，以法为用。
如屈原民族精神中一统的理想政治思想及在追求‚美政‛过程中所向往的理想政治主义，都足以体现儒墨一统意识的影响。
而王逸对屈子精神的爱国主义情节的肯定；朱熹对屈子精神中社会价值的肯定都足以体现在后世以儒为本的社会里对屈原精神的认同。
其次表现在屈子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与改革精神上。
梁启超先生认为‚在屈原脑中，有两种矛盾因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
‛（13）因此，当二者的矛盾拉大时，屈子唯能做的就是批判，改革以希望现实的好转。
如鲁迅所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14），可又实在是爱之深切，看不开，舍不得，只能让自己清醒的痛苦着。
最后则表现在其‚美政‛思想与自我实践精神上。
古来，诸子对君臣关系的理解大多如此：孟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5），墨子‚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乐在上而忧戚在臣‛（16），《明法解》‚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法术，日夜佐主，明于度数之理，以治天下者也‛（17）荀子‚以礼事君，忠顺而不懈‛（18），韩非子‚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19）。
强调的是君主臣辅，而屈原的‚忠臣‛、‚美政‛追求一方面在理想的期待中，一方面在现实的批判中，矛盾交织。
但屈原对中原诸子思想有所超越的是不同的‚君子‛人格。
不同于儒家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0），‚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1）的避世之思，而是用全部的心力与人格坚持去实践自己的忠臣仁君的美政理想。
这，无疑是对中原文化的超越，也是对后世文人的启发。
（五）天人关系的演变及影响古人对天人关系的探究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而天人关系也是屈子精神形成的基点。
从孟子的‚天道远，人道迩‛（22），修身正心知性知天，以天道为人道立法，成以天人合一，敬天保民到荀子的天人相分，人定胜天，都体现了儒家在分析天人关系过程中对主体的张扬和消解这两方面矛盾的存在。
而屈子却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解：在穷达出处之际并不以道德作为转换和固守的支点，而是始终保持对社会和对自我的双重固守。
因为他对社会、对仁义道德的首肯是源自于对自我生命的体认和确证，而一经认证，就必定生死一之地加以实现。
而这种自我之思不仅是超越儒道思想，更是让后世文人始终思考的一个命题。
它强调了人在天地之间的自我确证，自我力行的主体精神，是跨越时空历史界限而对人类生存发出的深思。
二、屈骚精神作为一种范型对后世的影响（一）对当今文人——知识分子的启示屈骚精神的范型意义除在社会伦理道德价值外，最为本质的，还是在精神表层的伦理之上，有一种对人生生存状态的建构。
古之文人对屈子精神的认可多数以其中庸社会的一面。
如汉代淮南王刘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3），以肯定屈原人格之高洁；班固则以儒家‚敦柔温厚‛的诗教否定屈原高扬个性的精神；而贾谊在《吊屈原赋》‚读《离骚》，悲其志。
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24）中表现出来的亦是对屈子精神的过激面的否定与不解；而司马迁，杨雄之辈亦是如《渔父》中的渔父般怀着儒家的明哲保身，避世思想对屈原投以同情、不解。
至王逸，虽对屈骚精神加以推崇但仍改化为儒家下的‚忠臣直谏‛（25），否定了屈原的个性化精神；而至宋代朱熹又加以演化成‚爱国‛之志（26）。
而屈子精神真正能够体现的是他以抗争精神为主体的个人精神和以忠贞精神为主体的集体精神。
千百年来，历代文人对其忠贞精神，社会精神的不断追求塑造了民族性历史性的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而其个人精神上的追求，则鲜有人达到。
大概文学史上无数诗人学者的自杀行为恰巧反映了这一点吧。
而这，也恰恰说明了当今文人，知识分子的道路与方向——自我意识，对自我与对社会双重固持的品性。
当然，这份固守自然要依时代而究，如若真如鲁迅先生‚孤伟自死，社会依然‛（27），那么，这样的固持反倒成了精神追求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束缚。
而当今知识分子所应具备的素质与品性，恰是屈骚精神的核心所在：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固持。
当今知识分子中，有多少人带着自我对社会的一种童真的认同、理想的投注步入社会，又有多少人被其所在的社会异化、理想被现实吞噬。
于是各种人生哲学诞生了：顺应社会，产生顺世哲学；疏离社会，产生隐世哲学；游戏社会，产生玩世哲学；嫉怨社会，产生愤世哲学〃〃〃〃〃〃我们在自我与社会的矛盾挣扎中失去了原本纯真的自我灵魂。
人们未必都能如屈子般以自我生命的代价来践履自己对童真灵魂的承诺，却应该在这份双重固持中慎重思考。
自我与社会的融合问题关涉到个人对人的社会价值的追求，如何在追求人的社会价值的同时又不丧失自我的本真，这是无数知识分子都应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去慎思的问题。
（二）“我”与中国在屈骚精神中自我与社会的体现方面，不得不让我们就如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开始深思。
如何看待、如何处理关乎每一个个体文人的生存价值和社会意义。
鲁迅曾一针见血地道出这种关系：‚吃人‛。
但被吃的生命个体始终沉默着，没有警醒，没有改变，没有挣扎，没有呐喊。
自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只要求匹夫担当关心它的责任，而从未在几千年的政治统治中给匹夫真正介入它的权利，至于‚匹夫‛也只知道铁肩担道义而不知他有质疑天道的权利。
在道德方面，不管传统中国里，道德实践的庇护多么虚伪和脆弱，那庇护多少还有；而在今日之中国，那种庇护一扫而空。
拿曾经发生的一件外国美女救中国落水自杀者的新闻来说，在当时生命一线的情况下，真正关注生命本体社会人情的有几人？所有人都在围观，多数记者只关心新闻的时效性，仅有一个外国人承担起救人生命的责任，仅有一个中国记者上前安慰落水者！这种道德的实践自民众至媒体至国家都变得那么空虚，更何论近日的小悦悦事件！人们在经济改革与国家权力的发展下，失去自我与社会价值的归依与意义指向而不知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