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毛概论文范文《毛概》课的教育教学效果取决于其教学目标的实现及其实现程度,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对于构建有效“毛概”教学,推进课程教学改革,起到重要作用。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推荐的大学生毛概论文范文，希望大家喜欢!大学生毛概论文范文篇一《试论科学发展观》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思维观念。

人的理性思维并非一次完成的，往往要经过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

只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在实践中认识升华，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探讨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农民问题和政治改革五个方面的问题，有助于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含和外延的理解。

关键词：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总的题目，其内含和外延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一、科学地认识人与自然人既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又独立于自然界，由此就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威廉・配第说过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这里所说的土地，应该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界。

自然界对人类并不吝啬，广施普渡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可是，人类如果失去了科学发展观，就会变成贪婪的掠夺式摄取。

无限度的开荒造田，煤矿的野蛮开采，森林的乱砍滥伐、废气、污水的随意排放，野生动物的灭绝性捕猎，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难。

每一次资源掠夺，自然界都残酷地报复了我们。

恩格斯曾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

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

“然后又感到吃惊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

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他的忠告。

姜戎先生曾作为北京知青，自愿到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插队，长达11年，最后奉献给读者一本《狼图腾》，道出了惊人之笔。

至于我们到底是龙的传人。

还是狼的传人，这个问题暂可存而不论。

但作品告诫我们：大规模的打狼运动和毁除草原造田，必然带来严重后果。

狼虽然吃羊，但也捕杀旱獭、野兔和田鼠，而这些生物都破坏草场。

这是一个生物链。

如果不讲科学一味蛮干，就会造成植被破坏，出现大量流沙。

姜戎写的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却说出了深刻道理。

不幸的是他人微言轻，并未引起重视，结果使愈演愈烈的沙尘暴直逼京津、辽沈、河北、山东等地。

北京居民一觉醒来看到京都的景象，感叹地称谓：“满地尽是黄金甲”。

遗憾的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不是黄金，而是黄土。

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饱受环境污染的苦痛。

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环境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代价”的概念。

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许初有认识，但远没有达到高度重视。

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科学观念，就会后患无穷。

二、科学地完善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主题。

现在仔细观察透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实现还有诸多的障碍性因素。

我们虽已加入WTO，但在很多方面还未和国际接轨，计划经济的观念依然顽固。

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但既然是市场经济，计划就必须适度，更确切地说，不应占主导地位。

计划要站在高处，更广阔的空间应该留给市场。

计划总是出自政府的计划，所以，计划还有一个别名，称作政府调节。

不言而喻，计划一定是政府的权力和行为。

如果说私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那么。

公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一个社会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按说，经过理性思维实现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应该更迅速有效，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

改革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传统和偏见，往往比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更为顽固。

仔细观察，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在很多领域仍处在计划经济观念的统治之下。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多年来盛行的审批制度，或简称审批经济。

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

国家计委虽然几经易名，现在称作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

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计划度有多大，范围有多广。

一般说来，国家计划只能顾及大的方面，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

诸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公共目标，国家重大项目。

可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比如项目的审批，可行性研究的下达，企业的破产、转让和上市，都要经过审批。

政府行为似乎超出了应管的界限。

地方建设的项目，除涉及到自然资源垄断和国防工程之外，原则上应由地方自定。

诸如市政建设、公共交通，用不着都到国家去排队审批。

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

审批经济还有一个上行下效的效应，也可以说是模仿效应。

国家既然要审批，地方政府当然也要审批，结果是层层审批。

一项工程要盖30多个图章的事情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掣肘可见。

审批是权力的产物，审批遇到障碍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

我们经常说在市场经济中要简化政府行为，要从指挥转向服务，要从主角变成配角，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很多地方，政府行为还在强化。

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走出权力经济的桎梏，权力转移的主要问题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到如今，在民营经济和企业改造方面已显见成效，但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审批经济，至今并无实质性转变。

这是市场深化的最大阻力。

三、科学地实现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

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要素分配论”，并提倡“让一部分先富起来”。

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

多年的大锅饭体制的束缚，平均主义的压抑一经释放，就变成了一股改变分配格局的巨大物质力量，收入差别开始形成。

收入差距拉开之后，最令人瞩目和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群体。

1 暴富群体所谓暴富群体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过资本投入或引进外资通过合法渠道和苦心经营，抓住改革开放大好时机而致富的人;一种是通过权钱交易，“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炒地号”，获取巨额财富，利用体制漏洞贪污受贿、走私贩私、侵害公产、买官卖官。

前一种情况，原则上属于政策允许的要素分配之列，只能通过经济杠杆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办法去解决。

至于后一种情况，则属反腐败的范围，只能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治理和惩治。

2 贫困阶层与暴富群体相对应，出现了一个贫困阶层。

这个阶层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冗员、隐性失业人员、下岗职工、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族，以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人口、无业游民，社会应管一时尚无人管的盲目流动人口。

据初步统计，1994年全国城镇已有2000万人生活困难。

城乡总和约有近9000万居民处于待救济的贫困状态。

截止目前，大约有1.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0%。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一部分富裕让另一部分永远贫困，而是通过先富的人拉动经济增长，积累国民财富，使全社会富裕，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在收入差别相对存在的情况下，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

这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的自发行为，一定会产生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是从封建社会末期就已经呈现出的规律性现象。

市场经济虽然伟大但并非万能，调节贫富差距，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必然要依赖政府调控。

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因为富者太富，而是因为穷者太穷”。

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确立一个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

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国外称为“贫困钱”，意指居民收入达到这种贫困程度，社会有义务为其基本生活提供社会援助。

生活保障线如何定位，现在尚无统一说法。

定得太低，不利于社会安定，定得太高，又不切实际。

从理论上说，应定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之间。

在现有物价水平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应定在每月300～400元之间为宜。

四、科学地面对农民问题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说，农民问题还是中国的严重问题。

从国民产值的比重上说，我们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但就人口和就业结构上说，我们依然是一个农业国。

中国的人口现在大约有13亿，农民就占有9～10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

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不足10%。

由于农村人口甚多，中国农户平均占有耕地只有0.42公顷，美国为195.2公顷，西欧为18～65公顷，日本为1.4公顷，韩国为1.2公顷。

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是不发达的发展;第二，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富裕程度，和城市尚有很大差距，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要实现小康社会，其基本标志是人均收入为800～1000美元。

这个目标可以说在城市早就实现了。

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农村，如果占70%以上的农民收入上不去，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据调查，1995年的计算结果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30元，共有6500万人处于这条线之下。

到1997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5000万人。

这部分人尚不能解决或不能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

农村的低收入标准，是一个以农业劳动力为参照系的概念，标准高于贫困线。

1995年，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约为3100元，有的学者认为1240元为低收入线，并据此估计大约有1亿农村劳动者，处在这个标准之下。

目前的情况也许有所改变，但基本仍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一五”、“二五”时期，我们曾响亮地提出过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又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之后又相继提出“科技兴农”、“绿色农业”的目标，可惜，至今收效甚微。

农业机械化最成功的例证应属我们曾经兴办的一批国营农场，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至今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

国营农场固然有经营体制的问题，但大农业集约化管理的含义并没有什么错误。

伴随着国营农场的解体和联产承包：大农业的问题也随之消失，这是农业经营体制转换中不应该出现的副产品。

包产到户、联产承包每户平均只占0.42公顷的土地，在江南只有0.2公顷，拖拉机一开就到了地头，这如何实现农业集约化，如何实现机械化，从而又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温州模式”，乡镇企业发展曾经出现了一个“苏南模式”，但对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安徽模式”。

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创造性思维在中国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辩证思维，任何一个好的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

“温州模式”确实使温州发迹了，但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只好到各地去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