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研究季刊　・2004年第2期・　佛陀的音乐观与原始佛教艺术Ξ孙尚勇ΞΞ [内容提要]佛陀对世俗音乐取超然的远离态度,而原始佛教的音乐艺术活动当然不可能达到高度繁荣的阶段。

随着佛陀的灭度,世俗音乐对佛教的影响才愈加显明。

在此背景之下,佛教音乐方逐渐发展并走向繁荣,进而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佛陀;音乐观;原始佛教艺术[中图分类号]J609.3/.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508(2004)02-0077-04佛教音乐研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引起音乐学和文化史学者的关注,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但作为中国佛教音乐的源头,古代印度佛教音乐的探讨却表现出语焉不详或年代混乱等问题。

如澳大利亚学者A.L.巴沙姆主编的《印度文化史》,其中《音乐》一章就未能对佛教音乐作专门论述①。

他如杨荫浏《佛教音乐》着重于中国佛教音乐的探讨,田青《中国宗教音乐》详细探讨了中国佛教和道教音乐的历史和现状②,但对印度佛教音乐均未涉。

郭良《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主要以巴利文佛教经典为资料基础,由于著述体例的原因,也未能论及原始佛教与音乐的关系问题③。

《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发表了王小盾《原始佛教的音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一文,该文对原始佛教音乐的历史状况及其在中国的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在佛教音乐研究上取得较大的突破。

尽管该文强调所讨论的是“原始佛教”的音乐,但作者在对原始佛教的音乐观加以阐述时却以《大宝积经》、《大方等大集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孔雀王朝之后出现的大乘经典为主要依据。

这些经典中虽然对原始佛教有所反映,但其主要的内容却显然不能完全看作原始佛教的实际状况。

笔者认为,探寻原始佛教的音乐艺术状况,最重要的是佛陀本人的音乐观念。

本文拟以汉译的早期佛典为主,并结合巴利文佛典的相关内容,就佛陀的音乐观略作研讨。

许多佛经中都能看到佛陀擅长音乐及各种伎艺的记载,他早年的生活环境是“无有男子,唯有女妓而自娱乐”④;巴利文《增一尼迦耶》之《柔软经》云:“我有三座宫殿:一座冬宫,一座夏宫,一座雨宫。

在雨季的四个月里,女歌手们侍奉我,我从不下殿。

”⑤在一些较晚出的经典中,甚至出现佛陀与“天帝俗乐之神”⑥乾闼婆角试琴艺或箜篌弹奏技巧的说法⑦。

此外,佛经也能见到一些佛陀以弹琴方便说法的记载。

如《中阿含经》卷二九《沙门二十亿经》载,尊者二十亿精勤学习,自觉难以解脱诸漏,遂生舍戒罢道,还家欲布施修诸福业。

于是佛陀告诉他,如同弹琴调弦需“不急不缓,适得其中”才能弹奏出优美的音乐,修为也是这样,“极大精进,令心调乱,不极精进,令心懈怠”⑧,应该得其中和。

类似情节・77・ΞΞΞ孙尚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邮政编码:610064。

本文系第34批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课题的成果之一。

亦见《四十二章经》,云:“有沙门夜诵经,甚悲,意有悔疑,欲生思归。

佛呼沙门问之:汝处于家,将阿修为?对曰:恒弹琴。

佛言:弦缓何如?曰:不鸣矣。

弦急何如?曰:声绝矣。

急缓得中何如?诸音普悲。

佛告沙门:学道犹然,执心调适,道可得矣。

”⑨以上记载表明,佛陀早年的生活就与音乐有着密切的接触,而且他也的确把握了音乐的精髓。

不过佛陀本人直接参与音乐活动,在早期的佛经中找不到直接的证据。

因而佛陀时代,佛教音乐艺术高度发达似乎不太可能。

以下可为证明:(佛告摩纳)歌舞倡伎不往观听。

……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但习战阵斗诤之事,或习刀杖弓矢之事,或斗鸡犬猪羊象马牛驼诸畜,或斗男女;及作众声贝声、鼙声、歌声、舞声,缘幢倒绝,种种伎戏。

入我法者,无如此事。

(《长阿含经》卷一三《阿摩昼经》,大正藏1:83c-84b)(世尊告诸比丘)沙门瞿昙舍离饮酒,不着香华,不观歌舞。

(《长阿含经》卷一四《梵动经》,大正藏1:89a)(世尊告诸比丘)如余沙门婆罗门食他信施,但习战阵斗诤之事,或习刀杖弓矢之事,或斗鸡犬猪羊象马牛驼诸兽,或斗男女,或作众声吹声鼓声歌声舞声,缘幢倒绝,种种伎戏,无不玩习。

沙门瞿昙无如是事。

(《长阿含经》卷一四《梵动经)},大正藏1:89b)以上所引,应该是佛陀时期僧伽关于音乐方面的戒规。

触犯这一戒规的比丘,则有可能遭到惩罚。

如迦尸黑山聚落的六群比丘“作诸非威仪事:身非威仪,口非威仪,身口非威仪。

身非威仪者,若走来走去,跳行跳踯,倒行匍匐,扣盆戏笑,递相担负,作如是比种种身戏。

口非威仪者,作象鸣、驼鸣、牛鸣、羊鸣、长声、短声、或相耳,作如是比种种音声戏笑。

身口非威仪者,令身斑驳半边白,涂面令黑,染发令白,拍鼓弹琴击节舞戏”,世尊闻知遣阿难往黑山“为六群比丘作驱出羯磨”⑩由上可知,佛陀对比丘参与音乐活动基本上是不提倡的。

如有聚落主(一译伎人主)询问佛陀:“我闻古昔歌舞戏笑耆年宿士作如是说:若伎儿于大众中歌舞戏笑,作种种伎,令彼大众欢乐喜笑。

以是业缘,身坏命终,生欢喜天。

于此,瞿昙法中所说云何?”再三再四发问,佛不得已,告诉他说:“若言古昔伎儿能令大众欢乐喜笑,以是业缘,生欢喜天者,是则邪见。

若邪见者,应生二趣,若地狱趣、若畜生趣。

” λϖ这是佛陀对僧团以外的人所表达的音乐观,应该更能说明问题。

但是,佛陀也并非一味地反对一切音乐艺术活动。

首先,为了吸纳更多的信仰者,佛陀不可能完全排斥那些原本靠音乐伎艺为生的下层民众以及专业的演员 λω。

其次,佛陀赞成好音声赞呗,他反对的是所谓“世间歌颂”。

如六群比丘往观听伎乐歌舞,佛陀闻知,斥责云:“从今比丘不应往观听伎乐歌舞,往观者突吉罗。

”六群比丘自歌,“歌如白衣”,佛又责云:“从今不应歌,歌者突吉罗。

歌有五过失:自心贪著,令他贪著,独处多起觉观,常为贪欲覆心。

”跋提比丘“声好”、“于呗中第一”,他向佛陀提出申请,希望允许他作声呗。

佛陀说:“听汝作声呗。

呗有五利益:身体不疲,不忘所忆,心不疲劳,声音不坏,语言易解。

复有五利:身不疲极,不忘所忆,心不懈,声音不坏,诸天闻呗声心则欢喜。

” λξ又如一比丘尼“有好清声,善能赞呗”,诸优婆塞家家请呗,遂大得利养。

诸比丘尼嫉语佛云“此妖艳歌颂,惑乱众心”,于是佛唤问云:“汝实作世间歌颂耶?”彼答云:・・87“我不知世间歌颂。

”于是佛陀才放心地说:“是比丘尼非世间歌颂。

” λψ其三,古印度的民间音乐活动极其发达,吠陀时代后之产生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部伟大的史诗,就是以高度繁荣的民间文艺为基础的。

巴利文经典所反映的,佛陀对世俗音乐艺术活动持一种“超然于外”的远离态度: 他或许会说:某些沙门和婆罗门,依净信而得食,却继续沉溺于观看表演。

即:(1)舞蹈(nakkam)(2)歌唱(gi tarn)(3)器乐(vaditam)(4)集市上的表演(pekham)(5)吟唱(akkhanam)(6)手奏的音乐(panis saram)(7)吟唱史诗(vetalam)(8)长筒鼓(kumbhathuunam)(9)神奇的场景,即讲故事(s obhanagarakam)(10)由kandala表演的杂技(kandala-vam sa dhopanam)(11)斗象、斗马、斗水牛、斗公牛、斗山羊、斗公羊、斗鸡、斗鹌鹑(12)玩铁头木棒、拳击、摔跤(13-16)散打、点名、操练、检阅(军队)———而沙门乔答摩却超然于观看此类 表演之外。

(《梵网经》) λζ 汉文藏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如《中阿含经》卷第四九:“(世尊告诸比丘)诸贤,我离高广大床,断高广大床,我于高广大床净除其心。

诸贤,我离华、璎珞、涂香、脂粉,断华、璎珞、涂香、脂粉,我于花、璎珞、涂香、脂粉净除其心。

诸贤,我离歌舞倡妓及往观听,断歌舞倡妓及往观听,我于歌舞倡妓及往观听,净除其心。

” λ{上引《梵网经》同时表明,佛陀时代古印度的表演艺术是十分发达的。

在汉译佛经中常常也能见到古印度民众节庆集会音乐活动的记载,其中有一则就涉及到前面提到的六群比丘。

“佛在王舍城竹林园中。

时祗利跋山大节会日,远近城邑士女咸萃,歌管音乐并皆云集。

是时乐者作如是议:我之管曲,人皆见闻,未是殊妙,宜须改异,更作新奇。

时有乐人取六众刍形像,变入管弦。

既是新异,人皆竟集。

自余鼓乐,无往看者。

遂多得珍财。

时六众刍闻斯事已,自相告曰:无识倡优,摸我形状,将为舞乐,尚获多财。

岂若自为,而不得物?既足衣钵,无假乞求。

遂于大会,众聚之时,着俗衣裳自为歌乐,诸有看人咸集于此,自外管弦并皆息唱。

是时乐人自相告曰:前为形状,多获珍财,今彼自为,我无所得。

可将珍货,密赠六人,彼见哀怜,必随我欲。

时六众刍,既受货已,住彼作乐。

刍不应习学歌舞,及往观听。

” λ|在这则记载中,世俗乐人为了争取观众,甚至“取六众刍形像,变入管弦”。

其实质应该是以歌舞演六群比丘故事。

这反映了佛陀时代世俗音乐对僧伽正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尽管戒律规定“刍不应习学歌舞,及往观听”,但这却远不能完全禁止普通僧伽成员介入到世俗表演当中。

此处的“六众刍”和前面所引及的“六群比丘”,在加入僧伽之前,其身份极可能是世俗乐人。

其四,由于那么多违反音乐戒规的事件,佛陀生前也察觉到将来音乐表演活动对僧团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如他晚年在与大弟子迦叶的一次谈话中说:“将来之世,当有比丘剃须发・・97而习家业,左抱男,右抱女。

又执筝箫在街巷乞食。

尔时,檀越施主受福无穷,况复今日至诚乞食者。

如是,迦叶,一切行无常,不可久停。

迦叶当知!将来之世,若有沙门比丘,当舍八种道及七种之法,如我今日于三阿僧祗劫所集法宝,将来诸比丘以为歌曲,在众人中乞食以自济命。

” λ}综上所述,佛陀对世俗音乐取超然的远离态度,而原始佛教的音乐艺术活动当然不可能达到高度繁荣的阶段。

不过,可以想见,随着佛陀的灭度,世俗音乐对佛教的影响也会愈加显明,在此背景之下,佛教音乐才逐渐发展并走向繁荣,进而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①《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

②杨荫浏:《佛教音乐》,《中国音乐》1990年第1期。

田青:《中国宗教音乐》,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

③郭良:《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④《中阿含经》卷二九《柔软经》,大正藏1:607c。

⑤引自郭良《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第34页。

⑥智者大师《妙法莲华经文句》卷二下,大正藏34:25a。

⑦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二《乾闼婆作乐赞佛缘》,大正藏4:211a-b。

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奈耶杂事》卷三七,大正藏34:395b-c。

⑧大正藏1:612a-b。

二十亿故事又见《杂阿含经》卷九,大正藏2:62c;《增壹阿含经》卷一三,大正藏2:612b;《佛说出曜经》卷六,大正藏4:638c。

⑨大正藏17:723c。

案“诸音普悲”,宋真宗注《四十二章经》作“诸音普调”,大正藏39:52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