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学习心得在2013年这个新的学期，我学习了科学道德与学术诚信这一门课，我深有体会。
科研本身就是一件严肃以及认真的事情。
对于研究生，学术固然重要，道德却更不容忽视。
学术道德是治学的起码要求，是学者的学术良心，其实施和维系主要依靠学者的良心及学术共同体内的道德舆论。
学术界不可一日无学术道德，否则歪风邪气便会乘虚而入，扰乱严谨科学的学术界。
近年来中国的科研诚信问题受到各方质疑。
继“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后，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及其他一些大学管理者致力于在国内倡议整肃学术风气和改革学术态度。
真正的改变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的科学自由、责任和法律项目的主管Mark Frankel说，“中国新出台的职业规范准则还只是个开始，尽管其借鉴了美国的调查先例和程序，但由于缺乏经验和人力而未能真正得到实施。
这需要时间来解决。
”美国大学的学生荣誉制度，最初是针对大学生中存在的考试作弊现象而产生的，然而发展至今，其内涵和外延已经远远超越了考试管理机制的范畴。
面对高校中存在的学术欺骗、学术不端行为的日益严重，荣誉制度成为美国高校维护学术诚信的福音，很多高校不约而同地选择建立荣誉制度。
2010年7月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的与会者认识到了一对危险因素：一方面是科学造假和行为不端的危险，另一方面是治标不治本的危险。
科学不仅应该诚信地运作；还必须让人们看到它诚信地运作。
在电子通讯记录带来了公众详细审查的新维度的世界中，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挑战。
而且任何伦理准则都需要反映出这一点，而这些都不会通过严厉的规则和惩罚而实现。
相反，我们必须发展出一种良好实践的文化，包括开放的沟通，这会确保科学知识保持健壮性，并且对于公众的理解反应灵敏。
我们必须开始在教育系统特别是在大学中建立这种诚信的文化。
未来的科学家需要了解到成功不仅取决于你实现了什么，而且取决于你如何实现。
而更广泛的科学界还必须制定出建立和维持这种意识的机制。
在这一点上，责任依赖于科学家个人、他们工作的机构，以及他们的研究资助者。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从课题申请、获得资助到成果鉴定、论文发表等各个环节；从一般研究人员到骨干，乃至高层科学家，均有涉及不端行为者。
而且，科学不端行为往往与各种利益共同体纠结在一起，错综复杂，难以得到应有的惩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科学道德近些年来日益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如果以1919年中国科学社的成立作为我国科学体制化的起点，至今尚不满百年，在此期间，科学技术的发展有过种种艰难曲折，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科学不端行为的困扰。
从课题申请、获得资助到成果鉴定、论文发表等各个环节；从一般研究人员到骨干，乃至高层科学家，均有涉及不端行为者。
而且，科学不端行为往往与各种利益共同体纠结在一起，错综复杂，难以得到应有的惩治，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中国科学院《关于科学理念的宣言》就严正指出：“通过科学不端行为获取声望、职位和资源等方面的问题日趋严重，加强科学道德规范建设，保证科学的学术信誉，维护科学的社会声誉，已成为当前我国科技界的重要任务。
”我们必须直面事实，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因此，务必提升不端行为的成本。
俄罗斯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说过，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你弄虚作假，或者抄袭剽窃，非但不会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名利双收，得到提升和重用，有房子车子，何乐而不为？因此，要遏制学术不端行为，就一定要让不端行为付出沉重代价，受到谴责和惩处，甚至身败名裂。
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不端行为的成本太低了，代价太小了。
人们往往见怪不怪，眼开眼闭；即便被发现，多数也以初次、下不为例、家丑不可外扬等不了了之或从轻发落。
这种态度使不端行为恶性循环，败坏了学风，损害了科学的形象和声誉。
据估计，我国的研发投入已高达5000亿人民币，但鲜见高质量的成果，投入与产出不相称。
不端行为的成本不高，研发的成本却高了。
两者孰重孰轻，不难衡量。
不过，再如何从严处置，提高不端行为的成本，也并非治本之策，诚实守信才是根本。
著名科学家埃里克森说得好：“智力活动上的诚实创造了科学。
”忠实于客观事实，不随意编造和篡改数据，是最起码最基本的科学道德。
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就在于努力反映客观、揭示客观规律。
弄虚作假，底线都越过了，守不住了，还谈得上什么科学？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王淦昌说，“科学研究是硬碰硬的事”，就是说，要经得起实践反复的严格的检验，不管科学如何发展如何变化，都是如此。
现如今科研诚信问题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和科技人才培养已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这直接暴露出我国科研管理中的体制性缺陷。
只有与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同步大力推进，科研诚信建设才可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
科研诚信直接影响科研环境，而科研环境对科技创新水平和科技人才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迫切需要大力开展科研诚信建设。
我认为，只有将其与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同步大力推进，才可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
首先，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科研诚信建设应从“加强教育、完善规范、严肃惩戒”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科研不端行为的滋生，虽是个人道德品质问题，但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也可能与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科研人员与研究生)对基本学术道德规范不够了解有关。
因此，建议在大学生或研究生中，开设关于科研活动中基本道德规范的课程，对青年人进行系统的教育。
此外，为有效预防和惩戒科研不端行为，应制定具体、可操作的科研道德规范标准，并切实作为判断与惩戒的依据。
在这方面，可以借鉴一些国际学术组织的做法，例如，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跨国学术组织——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对剽窃行为的识别、轻重级别的认定和处理办法都有相应的具体规定。
总之，对科研诚信建设，只有加强预防教育、明确判断标准、规范处理程序，切实落实监督和惩戒的责任人，并形成严肃的惩处制度，才可能取得显著成效。
其次，从深层次来讲，如果科研不端行为在较大范围发生并且屡禁不止，往往反映出管理中存在制度性缺陷。
鉴于科研管理体制对科研环境所起的决定性导向和制约作用，在当前状况下，应及时考虑从宏观层面进行科研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使其更加符合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大力促进科技发展和科技人才成长。
为此，提出以下3点建议。
第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设立国家科技宏观管理协调机制，加快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能转变。
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但与之相比，科研管理体制和模式转变步伐显得滞后，计划经济思维下形成的某些科研管理体制，已成为制约科研高水平发展的重要因素。
例如，在资源配置方面，目前仍然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效率低下和重复浪费等现象，一些科研骨干为了得到更多经费而花大量精力四处申请项目，无法真正安心科研工作。
因此，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科技宏观管理协调机制，统筹科技资源的配置。
特别地，在合理加大课题支持强度的同时，统一规范个人和团队承担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的数目。
再例如，在评审机制方面，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在组织(涉及项目、人才、奖励等)学术性很强的重大评审时，虽然可能会从程序上努力做到“公开民主”与“专家决策”，然而，其结果可能不一定是“科学公正”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当今学科方向众多并且分化很细的大背景下，行政管理部门通常只能按照几大科学技术领域来组织评审。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在这种机制下形成的评审委员会存在局限性。
许多被邀请的评审专家，在熟悉自己所具体从事的专业之外，对其他领域具体成果的判断往往只能依靠某些表面现象和数量指标。
这无形中助长了某些科研人员片面追求表面数量指标而非科研成果质量的现象。
进一步，评委会通常采用无记名投票的集体决策机制，也无法使评审专家个人承担决策失误的具体责任。
由于存在这些因素，在申请重大项目或奖励时，在利益驱使下，就难免出现有些人“拼凑”、“包装”乃至“作假”的现象。
因此，即使在“理想”情况下，即评委们自身有较高的学术标准和学术道德且不存在“被公关”现象，也很可能出现不科学的评审结果，更何况现实环境并不是“理想”的。
第二，遵循科学技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客观发展规律，改革科技评价体系与奖励机制，形成正确的科研导向。
科研管理包括目标导向、政策措施、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其中，评价体系是个核心问题，它对其他方面都有直接影响。
从宏观上讲，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进竞争机制是必要的，科学技术也应该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如果因此而将经济管理的思维和模式简单套用到科学技术管理中就不合适了。
同样，将管理工程项目的办法照搬到科学研究管理中也不科学。
钱学森先生曾指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有3个层次，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特点。
“科学”的目标一般是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对新现象和新规律的认识，而“工程或经济”的目标往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复杂的实际任务，实现这样的目标往往需要“科学”目标之外许多复杂社会技术因素与条件的配合。
因此，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目标不能混为一谈。
但长期以来，一方面，人们从主观上迫切希望通过科技发展来迅速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另一方面，对科学、技术与工程的不同发展规律普遍存在模糊或片面的认识。
这就使得在我国科研管理中，常常要求科学研究成果要对经济或工程产生立竿见影的应用效果或效益。
这种表面看起来“良好”并且似乎“无可非议”的愿望和要求，常常导致科学研究中“欲速不达”和“急功近利”等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反过来又从根本上影响应用研究的水平。
新中国建立60年来我国在科学研究管理方面有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与反思。
毫无疑问，只有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做法，才能真正推动事物的进步，科研领域更不例外。
科研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促进(而不是干扰)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要求科研管理工作符合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科技人才政策也要符合人才发展的客观规律。
由于科学研究活动是由具有博弈行为的人参与的复杂系统，对其进行具体科学评价也是个复杂问题，往往并不是“数量化”、“一刀切”、“投票法”或“行政化”等简单做法所能完成的。
具体到奖励机制，一项学术奖励的权威性不应该取决于组织评审部门的行政级别或职能大小。
一般来讲，对基础研究成果应该依据其对学科或科技发展所起的实质性推动作用，主要由公认的学术组织和学术团体来评价奖励；而对技术和应用研究成果，应该考察其实际应用效果和推广情况，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等来评判奖励。
这样，才有可能使真正在学术界被广泛认可的基础研究成果或真正经受住市场检验的应用研究成果得到恰当评价与奖励，从而树立正确的科研导向。
第三，充分认识不科学的管理机制给科研诚信和科技发展带来的严重危害，加快改革步伐，改善创新环境。
众所周知，如果科研人员不遵循科研发展规律办事就不可能取得重要成果；而另一方面，如果不满足科研管理政策和评价指标的要求，就很难得到必要的资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