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五四以降的改造国民性思潮一、鲁迅生平、著述简介鲁迅（1881—1936），本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
浙江绍兴人。
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
从小受到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
自1898年到南京求学和1902年赴日学医，又广泛接触了西方文化，并弃医从文，立志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在经历了19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巨大变迁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思想。
从190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人之历史》至1936年10月19日逝世，笔耕一生，留下了大量著述，主要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伪自由书》、《集外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拾遗》等16本杂文集和书信集《两地书》，还写有《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学术著作。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二、鲁迅对梁启超的继承1903年以后的梁启超，思想和研究兴趣都开始转移，启蒙也再不是他的主要关注点了。
然而启蒙的时代要求并没有因此而停歇——事实上，它已历史地落在了即将开始酝酿、兴起的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肩上。
而新文化和新文学阵营中最早承扬梁启超的人，则是鲁迅。
完全可以说，启蒙——五四时被重新界认为改造国民性，是鲁迅致力终身的精神事业与追求，也是成就他为20世纪中国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最重要方面。
鲁迅接受梁启超的影响很早。
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说：“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及《新小说》各三册”。
《清议报》于1901年12月出满一百期后停刊，而这时的《新民丛报》发行仅一年，《新小说》则刚开办不久，这样，从周作人谈及的情况看，是年才21岁出头的鲁迅已悉数阅读并保存了梁启超创办的这三种反响最大的报刊，继而又将它们全部另赠周作人，希望周作人也好好阅读。
显然鲁迅也是从这时开始思考国民启蒙问题的。
他经常同一起在日本求学的许寿裳讨论：第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第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它的病根在哪里？《新小说》推崇雨果，鲁迅则转译了雨果的随笔《哀尘》。
他同样倾心于斯巴达人的爱国尚武精神，写下了小说《斯巴达之魂》，与《哀尘》同发于《浙江潮》第五期。
梁启超在《新小说》上译载了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海底旅行》，鲁迅则不仅随后译述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还在《〈月界旅行〉辨言》里写道：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
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
------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
智识荒隘，此实一端。
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1904年和1905年，鲁迅又译有《北极探险记》、《造人术》等科学小说。
再联系鲁迅发表《说铂》、《中国地质略论》，1904年4月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后毅然去仙台医专学医，以及与同学合编《中国矿物志》，我们应当看到，鲁迅这时信奉的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因此他正在形成的启蒙思想，也主要表现为向国民灌输科学方面的知识，与梁启超又有所不同。
1906年1月“幻灯事件”的刺激，使鲁迅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对此，鲁迅后来有描述：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作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应当说到这时，鲁迅才与梁启超的文学启蒙合辙。
三、鲁迅对梁启超的超越1907年，在《科学史教篇》中他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
”他指出，人类不仅因为有了牛顿、波义儿、达尔文、康德等科学家，也因为有了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卡莱尔等文艺家，才“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
在《文化偏至论》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种种弊端根本上是国人的精神萎顿和缺乏个性造成的，因此必须“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立国”先要“立人”；“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1908年，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再次谈到了个性的可贵及其内涵：“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傌，使其孤立于世，亦无慑也。
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作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的一篇重要文学论文。
这篇论文包含了鲁迅文学思想的多个方面，但主要谈论的是19世纪被西方宗教传统视为“魔鬼”（即鲁迅取于古佛经译文的“摩罗”，西方则称为“撒旦”——笔者注）的诗人们。
鲁迅觉得，现时中国更急需这类摩罗式的诗人来启发国民精神的蒙昧——“仅譬诗力于米盐，聊以震崇实之士，使知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
鲁迅写道：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
凡人之心，无不有诗，有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
无之何以能解？惟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
平和之破，人道蒸也。
鲁迅以为，人倘若“生其躯壳，死其精魂，其人虽生，而人生之道失”。
正是着眼于这一点，鲁迅说，“故文章之于人生，其为用决不次于衣食，宫室，宗教，道德”。
他指出，“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閟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
所谓閟机，即人生之诚理是已”。
他接着指出：故人若读鄂谟（Homeros）[现译荷马——引者注]以降大文，则不徒近诗，且自与人生会，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
此其效力，有教示意；既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复非常教，自觉勇猛发扬精进，彼实示之。
凡苓落颓唐之邦，无不以不耳此教示始。
在鲁迅看来，中国这种“苓落颓唐之邦”要改变现状，须“别求新声于异邦”，而“新声”中“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
于是他极力推举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裴多菲等“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外域诗人，称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从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大都执兵流血，如角剑之士，辗转于众之目前”，使“众”“抱战栗与愉快而观其鏖扑”，从而走向精神的觉醒。
他发出呼唤：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
1908年，鲁迅还与周作人编译了《域外小说集》。
这是“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又一种形式。
在《序言》中鲁迅表明：“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
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zhòu，阅读）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
”后来又有追述：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由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
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
正是出于唤醒国人愿望，他们注意介绍的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包括东欧、北欧弱小国家和封建农奴制度下的俄罗斯的作品。
不难看出，至此鲁迅已对梁启超的文学启蒙作了某些匡正与深化。
首先是对文学在启蒙中的作用作了界定。
文学能够以生活和情感的具象对接受者的精神意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反作用于社会，但绝不可能成为左右社会面貌乃至历史行程的决定性力量。
因此，不论是把小说看作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华士坊贾”可以凭借小说“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还是认为小说新就能使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以及人心、人格都新起来，新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等等，起码是对文学之作用的想当然的夸大。
如果说鲁迅最初的“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还带有梁启超式的偏颇，那么1906年他提出的“善于改变精神”，显然是对文学之擅长的把握，属于科学的界定了。
其次，从文学范围看，梁启超主要还是在传统的框架内谈论问题，西方文学仅被他用作阐述文学具有重要启蒙作用的一个根据或参照，他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并不全面和深入。
鲁迅则不然，其视域不仅涵盖整个西方文学——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进步文学，而且力行“别求新声于异邦”，第一次较为系统、深入地向国人介绍了“摩罗诗派”，呼唤类似“摩罗诗人”的中国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他与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则是这方面的进一步实践。
第三，梁启超的启蒙，最终目的在于强化“群治”。
虽然梁启超在《国民十大元气论·独立论》也中谈到人的独立问题，但他的基本立论是圣贤书上的“君子以独立不惧”、“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等，宣扬的主要是“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与鲁迅的源于西方人文主义学说、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不是同一层面的东西。
到了《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再把这种“立人”的思想与文学的启蒙，具体融合在一起。
总之，在鲁迅看来，启蒙首先要使国人“个性张”，“个人之性”也是精神界之战士的一个特质。
相反，梁启超强调更多的是“众数”。
如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他对《天演论》的“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表示非议，以为“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
”在《新民说·论公德》中他说：“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
人而不群，禽兽奚择？”因此他要“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
这也就不难理解，梁启超惟从“群治”的角度，论述他所最为看重的小说的启蒙作用。
四、一面鲜亮的旗帜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酝酿、发生时，改造国民性成为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沈雁冰等五四巨擘的共识，鲁迅则成为这一方面的旗帜。
在1918年的一篇书信体文章中他说：“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