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书法归属“南北书派”原委辨析
历代以来，对于褚遂良评价甚高，他是晋法最好继承者，也是唐法的真正开拓者，一派南派气象。
降至清季，阮元发表了对于碑学具有开拓意义的《南北书派论》，在其中，褚遂良的身份问题发生了具有争议的变化。
一、南北书派之划分与遂良南北身份问题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云：“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而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
南派由锺繇、卫?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钟繇、卫?、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
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
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
” 阮元撰文之主旨，在于理清书法之源流，便于学书者“溯其源”“返于古”，并认识碑与帖的形式和功用的不同，其真正目的在于把北派书法推到和南派书法相提并论的位置。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阮文达《南北书派》，专以帖法属南，以南派有婉丽高渐之笔，寡雄奇方朴之遗，其意以上?渡江而南，卢谌越河而北，自兹之后，画若鸿沟。
故考论欧、虞，辩原南北，其论至详……故书可分派，南北不能分派，阮文达之为是论，盖见南北犹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为界，
强分南北也。
” 康有为认为书法可以分派，而不能以碑帖为界，强分南北。
换句话说，康有为承认碑帖两大流派，而不承认地域书风的存在。
但在康有为笔下，碑学成为成为了一个足以和帖学相抗衡的体系。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说：“褚遂良虽起吴、越,其书法遒劲,乃本褚亮,与欧阳询同习隋派,实不出于二王。
褚书碑石,
杂以隶笔,今有存者,可复按也。
褚临《兰亭》,改动王法,不可强同。
” 在阮元看来，唐以前北派书法占主导地位，褚遂良的主要作品基本是碑刻，阮元为了划分碑帖的区别，按照褚遂良早期的取法和风格，将其划分为北派，这一点值得商榷。
刘咸?在《弄翰余沈》中说：“南北经学，至隋唐而混同，书法亦然……褚虽尝受学于虞，而不拘守虞法，若《伊阙佛龛》《孟法师》，截取铺?宕，得魏人之神，与虞、欧迥殊。
此观其迹而可知，不需乎考证也。
故以虞欧与褚对立，一为旧派，一为混变之派。
” 对于褚遂良书法究竟归属南派或者北派，不妨从他的师承渊源和书风变化上作一番探讨。
二、褚遂良的学术之源及书风之变
对于遂良的师法,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曾记载褚遂良与唐太宗、汉王李元昌“皆受之于史陵”。
史陵之书,虽无可见,然以唐、宋之人所评,当类似于欧、虞隋日之风格。
褚遂良书法疏瘦劲练处,或即出自史氏。
李嗣真所记褚遂良先师虞监,后学史陵,因为与唐太宗同学之,并嘱咐史氏“此法更不可教人”云,意以
为盖有所本,然其先后之说,或乃李氏囿于声明地位而有所倒置。
《书断》称:“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
” 隋时虞世南与褚亮并官东宫学士,此时褚遂良正值年幼,其书得益于虞世南,所谓的“服膺虞监”始于贞观初年进入弘文馆学习书法之时。
褚亮于大业七年任太常卿,当时褚遂良十六岁,正值志学之年。
当时的铭石之书,多袭齐、周遗绪,尤其是楷书,几乎全从北朝而出;而稿行之体,又意在轻捷,南朝士人无不善加保守,大业年间已趋于平和,敛入规矩,融入杨隋之品,其间尤以欧阳询最具代表性,褚遂
良早期的楷书多具隶笔,与欧阳询同调,并出自其章法,或当受欧阳询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褚遂良先学习史陵,其后深受欧阳询的影响,
到了三十多岁时才服膺虞监。
而其“祖述右军”，则在贞观十三年以起居郎“监掌装背”即负责四库经籍装祯审查之后。
1.早期《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的书风。
《伊阙佛龛碑》，是现存褚遂良的最早的书法作品。
虽名为碑，实为摩崖刻作碑状。
此碑端整敬穆，清虚高洁，横平竖直，刚严实在，朴质宽博。
笔势往来，时而显露出隶书所特有的波磔之笔。
从技法和书风看，褚遂良充分吸取了汉、隋诸碑和欧阳询“铭石之书”的特点，内疏外密，字体稍扁，横向取势，重心较低；方刚挺劲，纵横质实，有近于欧体；同时又融入了自己从容浑朴的个性和刚严的气度，展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采。
《孟法师碑》，贞观十六年刻。
仅次于《伊阙佛龛碑》一年，
而气息境界大有不同，不仅深受欧、虞的影响，更具有六朝人的气息。
从技法和风格上看，此碑几乎将前碑中板滞之弊一洗而尽。
在书势上，虽仍与前碑颇为相近，但更为圆熟，不再重心偏低。
在用笔上，隶书的遗意更浓，又参以虞世南圆润虚和的风韵，在平和中似有一种翩跹之势，方圆出入，尽得自然。
此碑可谓集陈、隋碑志和欧、虞之大成。
褚遂良将欧的刚严、虞的圆润融于其中，并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理想，真正拉开了唐代书法的先河。
我们从《伊阙佛龛碑》和《孟法师碑》的笔法特征不难看出，或奇伟，或古质，颇具隶意，其似出欧阳询而加北齐结法者可证。
此时的褚书，从风格上来说，应当是属于北派的。
2.褚遂良进入内廷效法二王到《雁塔圣教序》的书风。
褚遂良进入内廷以后，获观大量二王书迹，对自己的书风有较大的修正，真正开始了“祖述右军”。
在这一时期见到的书迹大多属于南派的书简之作，与他前期的“铭石之书”属于不同的书风和书写形式。
前者强调的是笔墨情趣和韵律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后者注重于充实端严和便于深刻，具有严肃的主题；其功用的不同，艺术的表现形式与作风也就自然各异。
加上史陵的“疏瘦”和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极力推崇，这对褚遂良晚年书风的形成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褚遂良最著名、最成熟的作品，当属《雁塔圣教序》。
宋人董?《广川书跋》中指出：“……疏瘦劲练，又似西汉，往往不减铜?等书，故非后世所能及也。
昔逸少所受书法，有谓多骨微
肉者筋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
河南（指褚遂良）岂所谓瘦硬通神者邪？”其用笔正是摒除了一切冗繁，而留下精华，在细劲中体现凛凛的风骨。
此碑妍媚超逸，甚得历代论书家所推重，王虚舟说此碑“笔力瘦劲，如百岁枯藤，空明飞动……如晴云挂空，仙人啸树，故自飘然不可攀仰。
”又说：“褚公书看似疏瘦，实则腴润，看似古淡，实则风华，盘郁顿挫，运笔都在空中，突然一落，偶然及纸，而字外之力，笔尖之意，不可穷其端倪。
”
总之，从笔法与体势上来说，褚遂良在同时代人之中，是最深刻地理解晋人韵致的书家，并将这种风韵表现在自己的书作之中。
他既是初唐楷书风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晋人书风的继承者。
我们从褚遂良晚年的作品可以体会到：第一，将书简之作的作风融入“铭石之书”中，开辟了行法楷书的新天地。
第二，在创作上褚遂良采取以势生势，以势生法，以势立形，增强了点画之间的贯穿和联系并突出了点画之间的流动感和韵律感，强调笔笔能达其意而运之，贵能其中有物，其中有韵，达意生变，迹存其情。
第三，疏瘦，但疏的朗洁，瘦而不薄。
第四，用笔在史陵、欧阳询、虞世南的基础上加以精细，形成了宽绰疏逸、丰润劲练的格局。
三、褚遂良书风的深远影响及书风定位
褚遂良宽绰疏逸、丰润劲练的书风格局，正是初唐书势开始脱离隋代书品影响而启立门户的代表，也是唐楷书成熟的标志。
清代评论家刘熙载说：“褚遂良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真卿）得其筋，徐继海（徐浩）之流得其肉”
清人杨宾说：“褚登善初师虞文懿，晚造右军，得其媚趣。
评者况之‘瑶台青琐，杳映春林，婵娟美女，不胜罗绮。
’此正专言其媚也。
余谓登善本领全在瘦劲，瘦劲之极，而媚生焉。
今但言其媚，则失之矣。
”在杨宾看来，河南在中晚年的书风是典型的南派书风，因为王右军和虞世南正是南派书风的创始和发展，而善学的褚遂良正是从二家汲取了精华，从而形成了“瑶台青琐，杳映春林，婵娟美女，不胜罗绮”的全新气象。
至于阮元生硬地将河南归类到北派书家，明显的是受书法功用化的支配。
文达为将北派书法推到与南派相提并论的地位，并为北派书法何以在唐宋以后衰微给予辩护，指出是“太宗独善王羲之书”、“王氏一家兼掩南北”、“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之故，非北派自身书法不佳的道理。
为了使其论点成立，必须去罗列部分书家的学书道路来为其观点张目，所以，河南的早年学书门径就成为了阮元笔下的重要素材，也就造成了河南为北派书家的面貌。
在这一点上，仅以河南早年学隋人史陵做论据就轻下结论，明显是不够科学的。
而这一论点，也造成了在阮元之后，碑学殿军康有为对碑、帖所下的偏激的武断结论。
各种资料表明，褚遂良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伟大书家，其书风不能笼统的以南北盖论，而是混以南北，自成规矩，其流风遗泽泽被至今。
用儒家思想来解释，河南身上有一种深受儒家影响的
心正意诚、慎独不自欺的性格，具有“内健而外顺”的儒道生命形象。
这种性格或形象影响了他的书法创作，从而导致了书法这一具有纵贯意义的内容与他主观的做人风格紧密关联在一块，而这种关联最终化为一种道德式行为或责任之担当。
这正是褚遂良被誉为“唐代书法一代广大教化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