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课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资料和注释李渊的家世和在隋朝的职位李渊的先世本为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氏。

祖父李虎在北周代魏之际，有“佐命功”（辅佐帝王创业之功），故北周建立后，李虎虽死，仍追封为唐国公。

父李昞袭爵，北周时历官御史大夫、柱国大将军等。

李渊生于长安，7岁时袭封唐国公。

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姐，所以李渊和隋炀帝是表兄弟，是“隋室之近亲”。

隋炀帝继位后，李渊任荥阳（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

615年，李渊受命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次年拜太原留守。

（太原郡治所为晋阳，在今山西太原。

）李渊起兵的酝酿和经过隋末农民起义遍及全国，隋朝政权摇摇欲坠。

613年征高丽之役，李渊督运于怀远镇，路过涿郡，与宇文士及深夜密论时事，开始有起兵反隋夺取天下之志。

616年李渊奉诏为太原留守，以王威、高君雅为副。

太原是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可以“食支十年”。

李渊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将长子建成留在河东，命其“潜结英俊”；携次子世民至太原，命其“密招豪友”，积极准备起兵。

李世民结交晋阳宫监裴寂、晋阳令刘文静等暗自部署力量。

617年初，李渊使刘文静伪造敕书，说炀帝要发太原、马邑等几郡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全部当兵，年底集中涿郡，将攻打高丽。

于是群情激愤，马邑刘武周乘机起兵，引突厥攻占汾阳宫。

李渊借机募集新兵，并密召长子建成、四子元吉等急赴晋阳。

炀帝派遣监视李渊的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虽迫于非常形势同意李渊自行募兵，但眼看上万新兵云集，怀疑李渊有异志，便暗中策划晋祠祈雨大会，想把李渊父子诱骗至晋祠，伏兵杀害。

晋阳乡长刘世龙得知此事，因感李渊不以其出身微细，以礼相待，立即将此事报告李渊。

李渊父子决定先发制人，于617年五月起兵晋阳。

旧史所说李世民暗中在晋阳部署宾客，准备起兵，而李渊不知其事。

等到李世民把计划告知李渊，李渊大为惊骇，甚至要执李世民送官治罪。

这是不可信的。

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把李世民说成李唐王朝的真正奠基人，使他的皇位获得合法性。

这一点是必须注意的。

当然，年轻的李世民见事敏速，行动大胆，劝李渊早日举兵，可能纠正过李渊行动过于迟缓的弱点。

在李渊的授意下，他在组织起兵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这些我们也是应该承认的。

李渊父子得知王威、高君雅“欲因晋祠祈雨，为不利。

”（《资治通鉴》卷183）617年五月伏兵于晋阳宫城外。

次日清晨李渊和王威、高君雅同坐视事，刘文静引开阳府司马刘政会进来，说有密状告人谋反。

李渊故意示意王威取状先看。

刘政会说：“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

”李渊看状，上写：“威、君雅潜引突厥入寇。

”高君雅发现已陷入对方圈套，大呼：“此乃反者欲杀我耳。

”刘文静等立即执王、高二人入狱。

恰巧突厥数万人扰晋阳，众人以为是王威、高君雅所勾引，李渊于是斩王威、高君雅，铲除障碍，公开起兵。

六月，建成、元吉等始至晋阳。

起兵后，李世民倡议北结突厥，以解后顾之忧，并凭借突厥兵马壮大声势。

李渊亲笔致书突厥，卑辞厚礼，遣使驰送始毕可汗。

向突厥称臣，请始毕出兵相助，约定“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突厥送马千匹来太原互市，并答应出兵相助。

七月，李渊以李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自己与建成、世民率领三万大军誓师南下。

时瓦岗军在李密领导下与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激战方酣，李渊乘机进兵关中。

沿途队伍不断壮大，十一月，李渊命建成、世民四面进攻，遂克长安。

唐朝的建立和统一617年11月李渊攻克长安，与民众约法十二条，除去隋朝苛政，迎代王侑即皇帝位，是为隋恭帝，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遥尊炀帝为太上皇。

隋恭帝以李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

次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杀隋炀帝。

五月，隋恭帝禅位，李渊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定都长安。

立建成为太子；以世民为尚书令，封秦王；元吉封齐王，唐朝正式建立了。

唐政权建立后，只据有关中一隅。

全国各地同时称王称帝的还有十数家，重新统一中国，还要经过激烈的战争。

自618年到624年，七年中除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和梁师都依靠突厥贵族的庇护得以割据朔方外，唐朝大体上统一了全国。

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在黄河流域进行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都是李世民负责指挥的。

第一战是对陇右的薛举、薛仁果父子，迫使薛仁果降唐。

第二战是打退了倚仗突厥势力进攻河南的刘武周和宋金刚。

第三战是对东都的王世充势力和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打败窦建德，消灭了他建立的夏政权；迫使盘踞洛阳的王世充出降，灭亡了他建立的郑政权，为唐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李世民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成为当时最杰出的军事家。

当时，统一全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民的渴望，是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前提。

李世民顺应历史潮流，完成统一事业，对历史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山西太原晋祠（图画）在今山西太原市，始建于北魏前（郦道元《水经注》已记载）。

为纪念周武王次子叔虞而建，叔虞封唐，其子燮因晋水改国名为晋。

北齐时曾改名大崇皇寺，唐贞观年间仍名晋祠，以后历代多加修葺。

唐太宗唐太宗（598—649），名李世民，唐高祖次子。

李渊攻入长安后，李世民为京兆尹，封秦国公。

李渊即位后，李世民任尚书令，不久封为秦王。

在统一过程中，他的功业超过太子李建成，双方争夺皇位。

最后，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迫使唐高祖退位，自己称帝。

次年改元贞观。

他在位时（626—649），出现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治世”——“贞观之治”。

他还平定东突厥，置安西都护府，被突厥等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

他以文成公主与吐蕃松赞干布和亲，发展唐蕃关系。

在位时，他积极发展同日本、古印度等国的友好交往。

他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但晚年缺点暴露较多，如连年用兵，赋役加重，等等。

唐太宗引用古人的话这段话源出自《荀子》，是唐太宗对太子的教诫，见《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吸取隋亡的教训唐太宗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亲睹隋朝的覆亡，这对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

他即位后，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历代王朝的盛衰和治国的方针政策。

他们认为隋炀帝身死国灭是因为“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贞观政要》），起而反抗。

他以隋亡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比较善于学习历史经验，具有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见的帝王。

他看到君民关系有如舟水，常以隋的覆舟来警惕自己，告诫子孙。

他认为君臣关系“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如果“君臣相疑，实为国之大患”（《贞观政要》）。

他还认为要使唐朝治世长久，就必须“居安思危”“善始慎终”（《贞观政要》）。

唐太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就是以这些认识为依据而制定的。

善于用人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贞观政要》），所以他很重视选官用人。

他求贤若渴，为了改善吏治，争取各地主集团的支持，他确实选拔任用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担任中央要职。

这些人出身不同，代表了各种地主势力，有原秦王府的臣僚，有追随李建成反对他的政敌，有关中军事贵族和南北士族，也有出身低微的寒门人士。

由于唐太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拔人物不私于党”，以才取人，甚至破格用人，所以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多士盈廷，出现了一批对国家的治理有杰出贡献的著名将相，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李勣等。

这些猛将谋臣为李唐王朝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保证了唐朝政治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施行。

这与“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也是“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之一。

重视纳谏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以致国亡家灭为鉴，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在这一点上可以与他媲美。

他的思想很明确，纳谏的目的就是防止乖谬和改正错误，以利于“长治久安”。

他把自己比作石中之玉，矿中之金，把进谏的人比作良工良冶。

在他的倡导和鼓励下，贞观时期谏臣盈廷，先后向太宗进谏见于记载的不下三十人。

其中魏征一人“所谏前后二百余事”（《贞观政要》），凡数十万言。

刘洎、岑文本、马周等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

正是这些谏净，避免和防止了很多错误，对“贞观之治”的政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唐太宗甚至把贞观时期政绩的取得说成是“皆魏征之力也”（引《旧唐书·魏征传》）。

发挥国家机关的效能，减轻人民负担唐太宗非常重视发挥国家机关的效能。

唐初，以中书省长官中书令（二人）、门下省长官侍中（二人）、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为当然宰相，合议军国大事于政事堂。

唐太宗除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外，还用参知政事、参议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义，任用其他一些大臣为宰相，参加议政。

这样把宰相班子扩大，并且以品位稍低的他官参与议政，使之成为一个变动不居的集体，便于控制，有利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不致造成宰相专权，大权旁落。

同时，扩大议政人员名额，可收集思广益之效。

新的宰相制度正式确立。

唐太宗还要求三省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相互检查的作用。

要求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

他一再要中书、门下两省大臣，凡是诏敕有不便之处都要论执，不要盲从。

旧史称唐朝政府处决政务很少错误。

唐太宗还大力精简中央、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和官员。

隋末豪杰并起，割地称雄，归附唐朝后，高祖割置州县安顿他们。

因之州县数目，倍于隋朝，形成民少吏多的弊政。

唐太宗命房玄龄等并省中央文武官员，由2000多人减为643员。

裁并州县，因山川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共设州府358，县1551。

精简中央、地方各级政权机构，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节省了财政开支，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兴学校，发展科举唐太宗把学术文化提到与治国好坏相关的高度来认识。

他认为：“近代（指南北朝以来）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原因就是由于大臣们不读书，“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贞观政要》）。

因此在文化政策上力纠重武轻文的弊风，提倡用人以德行、学识为本。

唐太宗扩充学校，加强管理。

管理中央学校的机构为国子监，其下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

学生叫生徒，教师为博士、助教。

国子学收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二品以上曾孙。

太学收五品以上子孙、从三品以上曾孙。

四门学收下级官员及庶人子弟。

唐太宗常到国子学、太学视察，关心学校教学。

在他支持下，增筑校舍1200间，增加生员至3260人。

以后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都派遣子弟到长安的国子学学习。

于是国学之内8000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长安由此成了国内教育中心和文化传播基地。

为了广开选官的途径，唐太宗继承并发展了科举制度，这是唐代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

唐代的科举每年定期举行，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

明法、明书、明算是关于律令、文字、数学的专门科目，选择专门人材，录取后只在与专业有关的机构任职。

考试科目以明经、进士二科最重要。

进士科在隋朝仅试策论，贞观八年加试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