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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史料(六)长征途中著名战役 [ 3 ]四渡赤水(含遵义战役)

最具谋略的战役--四渡赤水(含遵义战役)用兵如神突出重围。

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

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时,蒋介石调集重兵进逼遵义地区,对只有3.7万人的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形成铁桶般的重重包围,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两省边境地区,局面十分严峻。

1935年1月至4月,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率领中央红军迂迴穿插于40万国民党“追剿”军之间,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河战役,巧妙地调动和打击了国民党军,使红军在长征的关键时刻从被动转为主动,不仅突破了蒋介石苦心设计的重围,更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博主本着真实地反映历史的原则,以尊重历史的严肃态度,在该文中转载了部分史料。

例如:《朱德选集》中“关于四渡赤水战役的电报”等......一渡赤水(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摆脱被动。

为摆脱敌军,根据遵义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央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进军川西或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北根据地。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纵队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出发,会师北上,拟夺取土城、赤水县城,经泸州至宜宾地段北渡长江。

由于敌加强了对长江的布防封锁,红军遭川军重兵堵截,土城战斗陷于被动,赤水城战斗遭遇强敌抵抗,攻城未果。

当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果断改变北上渡江计划,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

由于敌情不断变化,红军未能全歼敌人。

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1935年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纵队,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向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这时国民党军薛岳兵团及川、黔、滇军的十多个旅的重兵一方面加强长江防御,另一方面分路对红军进行追击堵截。

二渡赤水(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避实击虚。

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暂时放弃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川滇边的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

红军进入川滇边境后,蒋介石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重新调整了部署。

敌湘军、薛岳兵团及滇黔敌军长,在龙云指挥下,由东向西压来,企图配合江防部队围歼中央红军。

就在各路“追剿”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扑向扎西,逼近红军时,毛泽东等判断国民党军主力大部已被吸引到川滇边境,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敌兵力空虚。

1935年2月10日,军委遂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二渡赤水,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摆脱敌人夹击。

1935年2月18日至21日,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出敌不意,甩开敌军,挥戈东指,重入贵州,由太平渡、二郎滩一带渡口,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以红1、红5、红9军团及军委纵队为左纵队,以红3军团为右纵队,向国民党军队兵力较薄弱的桐梓地区挺进;同时,以红五军团的一个团向温水开进,以吸引和迷惑追敌。

川敌3个旅由云南东北部的扎西向东追击;黔敌急调遵义及附近的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吴奇伟(时任国民党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军第59、第93两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妄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二渡赤水战斗之【遵义战役】二渡赤水后,红军后尾有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的追逼,前方有黔军王家烈部和中央军薛岳部的堵截,在此危难时刻,1935年2月24日,红军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指挥下,发起了遵义战役。

红1军团第1团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

位于遵义以北60公里处的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

中央红军突杀“回马枪”,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川军急忙抽调部队由扎西地区回头向东追击;贵州军阀王家烈(时任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第二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官)也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

吴奇伟第1纵队的第59、第93师也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地区。

鉴于此,中革军委决定,乘追敌尚在川南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拦阻,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再取遵义城,以争取主动。

25日晨,红5、红9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敌,红3军团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一举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

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

26日,红军主力在娄山关及其以南击溃王家列部,攻占板桥,残敌仓惶向遵义逃跑。

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27日,红1、3军团不顾疲劳,乘胜追击,于当晚在遵义以北展开追歼战,击溃黔敌3个团的阻击,黔军弃城南逃,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城。

红3军团参谋长邓萍在遵义战役中身先士卒,中弹牺牲。

《彭德怀自述》回忆:“第二天早上,蒋部吴奇伟军向遵义反攻,蒋到贵阳亲自指挥。

三军团沿城南门外至西门外高地抗击吴军;我一军团隐蔽集结于城东南,待吴奇伟军全面展开向三军团攻击时,从敌侧后突击。

从上午九时战斗到午后四时,一、三军团合歼敌一个师,余敌逃脱。

这是退出中央苏区第一次连打了两次胜仗。

打乱了敌人的追击部署,争取了某些主动。

改换新的领导后,打这样一个胜仗意义更大。

”遵义战役(1935年2月24日~28日),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为重要的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前所未有的、歼敌最多、取得胜利最大的一仗,是四渡赤水之战中的首次大捷。

红军在敌情非常严峻的情况下,5日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一举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即中央军吴奇伟部93师大部,59师一部,击溃黔军8个团),毙伤敌2400多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量枪枝弹药,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

遵义战役是长征红军以弱胜强、从战争被动走向胜利的转折点,此战的胜利是遵义会议改变错误军事领导所取得的成果。

遵义之战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机动灵活的作战思想:“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遵义之战也充分体现了红军的英勇顽强的作战精神。

三渡赤水(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调敌西进。

遵义大捷后,第二天中央机关到达遵义城。

蒋介石急忙从武汉飞到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蒋军向贵阳集结;滇军向云贵边之毕节、宣威一带集结;川军数部向川南集结),企图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术,东西封堵,南北夹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为了进一步调动和摆脱敌人,寻找战机,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

当敌军逼进时,中央红军将计就计,再度西进,并于3月16日至17日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再次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佯作北渡长江的姿态,吸引敌人。

蒋介石果然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集重兵、筑碉堡,令大批国民党军急进川南,沿江堵截红军北渡长江,欲聚歼红军于古蔺地区。

蒋介石声称这次再不歼灭红军,“何颜再立于斯世”。

四渡赤水(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跳出合围。

正当各路国民党军再次纷纷扑向川南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决定“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向东”,四渡赤水,夺取战略主动权。

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在毛泽东等指挥下,中央红军主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突然回师东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一线东渡赤水(四渡赤水),并以红9军团向北佯动,吸引敌军,随即,主力分路从北上的敌重兵集团之间穿过向南急进。

蒋介石判断红军又将进攻遵义,便策划在这一地区将红军“一网打尽”,他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

毛泽东则率领红军主力调头与3月31日南渡乌江,至此结束了四渡赤水之战,把敌人的重兵集团甩在了乌江以北。

对红军四渡赤水,滇军说是“曲线运动,难以捉摸”;川军说是“神出鬼没”;黔军认为是“磨盘战术,出奇制胜”;国民党中央军说“共军拐个弯,我们跑断腿”;一直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吴奇伟坐在乌江边上大哭:“我也不过江了,就在此死了算!”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四渡赤水:毛泽东VS蒋介石3万对40万四渡赤水出奇兵,灵活机动破重围。

四渡赤水战役,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一次出色的运动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最重要的战役,是我军战争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战争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之间的较量,从长征、抗战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在人民军队的征战史上,所面对的几乎都是强大的对手,几乎都是敌强我弱的局面。

但最终,胜利的天平却毫无例外地倾斜到了这支红色队伍的一边。

究其原因,除了广大将士不畏牺牲、英勇善战外,指挥员的运筹帷幄和临战决策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渡赤水战役,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以3万之寡对蒋军40万之重,展开了生死关头的大较量,预演了日后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

千里赤水河,如同一个被拉得弯弯的弓背。

40万大军,在这张弓上蓄势待发。

拉弓的是蒋介石,箭头所指,是毛泽东率领的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这是四渡赤水前,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局面。

人均枪不足一支、弹不足3发的中央红军面对的是兵强马壮、弹满粮足的国民党追击部队,刚刚掌握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贵州这个多雨的春天,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局在常人看来毫无胜算的对弈。

何况,从1934年10月长征以来,中央红军已连续征战3个月——特别是1个月前的湘江血战后,出发时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已锐减至3万余人。

队伍疲惫,伤病严重,他们需要枪支弹药、药品食品,更需要一场鼓舞士气的胜仗——红军,再也输不起了!而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同样需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解决这个让他头疼了8年的心头大患——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南昌暴动以来,连蒋介石自己也数不清已多少次下达彻底肃清“共匪”的命令了。

从对井冈山根据地“会剿”,到动用嫡系部队对赣南闽西苏区“围剿”,行伍出身的蒋介石总是一次次败给书生出身的毛泽东。

不仅如此,在他的国民党大军铁桶般的包围之下,毛泽东等人竟建立了一个“五脏俱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毕业于日本军校、担任过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一直也没有弄清楚,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甚至没有像样地开过几次枪的毛泽东,哪来的那些令军事家都汗颜的天才战术——他总能指挥着那支衣衫褴褛、缺枪少弹的红军,神奇地出现在大军包围圈的关节处,一举将自己的必胜之局搅得满盘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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