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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

2016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是零点有数集团(原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从1993年即已开始的年度追踪调查项目,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该项研究致力于反映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变化,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

2016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囊括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于2016年11月在全国共计195个地级市、县级市和县展开调查。

第一部分:生活满意度指数一、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总体满意度稳中有升,较上年略有回落零点持续跟踪调查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情况。

用“如果用5分表示非常满意,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总的来说,请问您对您的生活满意吗?”来探测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水平。

结果显示,在最近十年间,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生活的满意度始终保持在一个稳中有升的状态。

201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总体满意度指数得分为3.64分,比近十年的满意度均值(3.53分)高出0.11分,较2015年的历史峰值得分3.83分略有回落。

图 2007-2016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变化趋势趋势线平均值注:图中数据为基于5级量表的得分,5分表示非常满意,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

资料来源:零点有数集团2007-2016《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城市卷》。

具体来看,71.6%的城市居民对生活总体感到满意(包括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这一数值较2015年(78.7%)下滑了7.1个百分点,但仍比2014年(61.0%)高出10.6个百分点。

对生活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的城市居民达到17.6%,这一比例与去年基本持平(17.9%)。

图 2014-2016年城市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比较(%)资料来源:零点有数集团2014-2016《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城市卷》。

居民生活满意度指标体系可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其中,微观部分主要围绕居民对个人职业生活相关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个人职业状况满意度”、“个人业余生活满意度”、“个人社会保障满意度”、“个人经济状况评价”、“消费信心指数”、“未来竞争力预期”、“物价变动承受能力”和“社会治安安全感”8项指标;而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政府管理经济事务信心度”、“政府管理国际事务信心度”、“政府管理社会事务信心度”4项指标是关于国家和外部的大环境,可列入宏观环境评价层面。

分析发现,城市居民对国家宏观环境的评价更高,国家经济发展和政党执政能力的满意度和信心度得分明显高于其对自身发展状况的满意度得分。

表 2016年各项满意度指标得分与近10年均值的比较(得分由高至低排序)二、城乡居民生活总体满意度大致相同,城市居民安全感和获得感更强本年度的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除了面向城市居民以外,还探测了部分农村居民的生活感受。

数据显示,农村居民生活总体满意度为3.63分,与城市居民(3.64分)大致相同。

进一步分析后可以发现,城市和农村居民在生活满意的程度上略有差异:数据显示,有更多的农村居民对当前生活总体满意度感觉“一般”,这一比例为26%,高出城市居民(17.6%)近10个百分点,而对于生活总体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加总为65.7%,在城市地区,对当前生活明确认可(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人群比例则相对更高(71.6%)。

城乡地区居民对于生活感到不满意的比例大致相当,城市地区的比例约为一成(10.2%),农村地区的比例则是7.6%。

从各项满意度指标得分来看,城市居民对于涉及自身生活以及个人发展状况的微观因素满意度得分均相对较高,其中关于安全感和获得感的各项得分均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政党的执政能力的满意度则相对较高。

注:资料来源:零点有数集团2016《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

三、社会问题关注点开始分散,贫富分化、食品安全和房价问题受关注2016年的数据显示,贫富分化、食品安全和房价问题是备受关注的三大社会问题,其比例分别为29%、28%和27.3%。

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居民对所有社会问题的关注度比例均没有高过三成,较往年来看,本年度城市居民关注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度被大大分散。

公众对物价的关注有所提升,从去年的第六位上升至第四位,关注度也增长了2个百分点(21.9% 24%)。

此外,反腐败问题排在城市居民关注的社会问题的第五名,公众对此的关注度从去年的25.2%下降到21.3%。

与前两年有较大变化的是,社会稳定问题重新引起了城市居民的关注,关注该问题的城市居民比例为20.5%,排在第六位。

而近年来持续备受关注的医改和就业问题,在本年度均跌出了前六位。

资料来源:零点有数集团2007-2016《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城市卷》。

第二部分:消费信心指数四、城市居民认可当前的消费时机,消费信心达新高根据我们对城市消费信心指数的长期考察,近十年间城市居民的消费信心指数基本上可以以2013年为节点划分成两个阶段:2007年至2012年基本处于稳定持平状态,2013年开始出现稳定增长。

2016年的消费信心指数为3.45分,达到了最近10年以来的最高峰。

消费信心的增强,从居民消费率的变化上得以体现出来。

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表示,2016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在投资和出口依旧低迷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进一步凸显,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突破70%,达到73.4%,同比提高了13.2个百分点。

图 2007-2016年城市居民消费信心指数得分变化趋势注:图中数据为基于5级量表的得分,5分表示非常有信心,1分表示没有信心。

资料来源:零点有数集团2007-2016《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城市卷》。

消费信心指数由消费时机认可度、个人经济状况评价和国家经济状况评价三项指标构成。

在2016年的数据中,三项指标的得分均有一定提升,其中消费时机认同度的得分时隔6年后第二次破“3”,达到新峰值3.05分,较上一年提高了0.17分。

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居民的消费信心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信心,而不是个人经济状况。

2016年的城市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中,国家经济状况评价得分3.81分,个人经济状况评价得分3.52分。

因此,消费信心的提升应该始终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同时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消费热点,这是提升居民消费信心指数的直接途径。

二是要回到根本问题上来,通过社会保障、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微观指标的改善,增加居民对未来生活的确定感,让居民敢于消费。

只有两者合力,才能切实提升居民消费信心。

表 2007-2016年消费信心指数三项分指标的得分历年比较第三部分:热点话题五、反对延迟退休的城市居民比例超过六成自国家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以来,延迟退休一直是我国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

在本次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当中,零点继续关注这一热点话题。

数据显示,超过六成的城市居民反对延迟退休,其比例达到62.4%,而支持延迟退休的城市公众仅有18.2%。

另外,16.5%的城市居民对于延迟退休没有过多想法,持“无所谓”的态度。

反对延迟退休的城市居民仍多出于对个人经济压力和年轻人就业机会的考虑,认为“还要交养老保险,经济压力太大了”的比例接近一半,达到47.4%(2015年45%);而认为“老人延迟退休,占用了年轻人的就业机会”的比例也突破三成,达到32.7%(2015年32.8%)。

另一方面,认同延迟退休的城市居民还是主要从老年人和国家的视角出发,因为“可以让老人继续工作,发挥点余热”而支持延迟退休的比例是41.6%(2015年44.3%);其次是因为“国家养老金压力太大,可以减轻国家负担”,比例是27.2%(2015年31.5%)。

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越好的城市,当地居民反对延迟退休的呼声越高。

生活和工作压力都非常大的一线城市居民明显排斥延迟退休,反对者的比例高到84%,支持率则仅为 6.9%。

在生活更加安逸的三线及以下城市,由于生活和工作压力相对较小,不少当地居民对于这一话题表现出更强的承受力,选择“无所谓”的比例达到21.5%,同时持反对意见的比例也相对较低(53.9%)。

图不同线级城市居民对于延迟退休的态度(%)资料来源:零点有数集团2016《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城市卷》。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企业中不同职位群体对延迟退休的反对态度均过半,其中公司的一般职员态度最为激烈,不支持的态度达到68.3%;其次是普通劳动者,其比例为67.8%。

另外,企业的中坚力量,即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对延迟退休的态度最为积极,持支持意见的比例分别是23.1%和22.5%。

可以看出,企业职员对延迟退休这一话题存在一定的意见分化,相较于一般职员,位于企业中坚层,对于企业发展更为重要的管理技术人员更希望继续发光发热。

图企业中不同职业群体对于延迟退休的态度(%)资料来源:零点有数集团2016《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报告-城市卷》。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还设置了一道“您希望自己在什么年龄退休?”的自填题。

结果显示,60岁是最受城市居民支持的退休年龄,其比例达到29.1%,其次是50岁(28.4%)和55岁(20.8%)。

不过分性别来看的话,男性居民最支持在60岁退休,其比例高达43%;而女性居民最支持在50岁退休,其比例是44.9%。

考虑到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即为男性年满六十周岁,女性年满五十周岁,可以说,当前的退休制度仍然最受支持,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仍欠缺民意基础。

六、网约车新规对深度用户的心理冲击较大,但未影响使用2016年11月1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为《暂行办法》)正式施行,网约车再次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

在本次调研中,零点设计了一系列题目,试图了解《暂行办法》出台之后,网约车用户的心理变化和出行模式选择。

研究中,我们按照过去一年中对网约车的使用频次将城市居民划分为网约车的“深度用户”和“浅层用户”。

“深度用户”是指那些每周或每月利用数次网约车,高度依赖网约车出行的人;而“浅层用户”是指那些一年或更长时间之中仅利用数次或从不使用网约车的人。

结果显示,过去一年中,网约车“深度用户”占比27.9%,而“浅层用户”占比为72.1%。

其中,“深度用户”主要是生活和工作在一、二线城市的年轻白领群体,他们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并且收入达到中高水平。

通过分析可以得知,《暂行办法》对“深度用户”在网约车选择上产生了较大影响,担心“网约车费用会越来越高”和“网约车减少,约到车的概率会降低”的人群比例分别达到51.8%和42.6%。

这两个比例均高于“浅层用户”10个百分点以上(34.6%,21.7%)。

图公众对于《暂行办法》施行后网约车变化的看法比较(%)注:本题为多选题,选项比例之和大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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