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Dec，2012第34卷第6期Journal of Ya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Vol.34No.6真善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终极追求胡杰（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芜湖241000）摘要：真善美一直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人们在真善美的历史生成和现代契合中实现对它的理解和追求。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也必须实现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形成“真人”、“至善”和“人美”的终极目标和价值。

“真人”，即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终极事实认知;“至善”，即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终极价值追求;“人美”，即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终极审美人格。

关键词：真善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终极追求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2012）06－0011－05收稿日期：2012－09－20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养机制研究”（09BKS054）作者简介：胡杰（1989—），男，安徽庐江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真善美的历史生成与现代契合人类在不断进行劳动和实践的过程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在不断发现自身不足以及自然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情形下，在不断进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以及社会分工的情况下，在不断要求内在所属的崇高性和卓越性的标准下，他们不断地要求开展对真善美的终极追求。

追求真，把握客观的事实认知和规律判断，以进行科学知识、哲学以及相关真理的追求；追求善，把握基于血缘联合系的动物合群性的事实认知，以相关符合社会规范的伦理价值体系、宗教活动以及价值观念来维系和凝聚社会关系，保障统治阶级利益的最大实现；追求美，把握事实判断、价值认知以及道德规范，遵循人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体，把握人的创造性的本质属性以及体现生物快感的表达，实现自身的审美体验。

真善美的终极追求并不仅仅是自发性的精神和道德追求，其实现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它是在历史的抉择中逐渐形成，在不断剔除糟粕、呐槽吐新的选择中，在不断争论与启蒙中实现的。

同样，真善美在不同的年代所具有的精神内涵以及相关评判标准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宗法关系以及社会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其所具有和发挥出来的价值效益也是被当时的统治阶级所认同和宣扬，这也导致对真善美的追求一直都是人类所共同的价值选择和目标。

虽然，不同的年代真善美有着不同的蕴意和效益，但是，它们对于社会的凝聚、道德规范的弘扬、人与自然的和谐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真善美的追求是人类作为类属性的必然选择，在不断社会发展和实践过程中达成，并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时代课题。

从先秦哲学中的“道”、“善”、“美”的追求到汉至唐代佛教哲学的兴起再到宋明理学的发展；从孔子的“仁”、老子的“道”以及庄子的“理想人格”到慧远的“轮回说”、僧肇的“体用一如、立处求真”、竺道生的“顿悟说”再到二程的“天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的“理气论”、“心性论”、王守仁的“心即理说”、“知行合一”；从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到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这些都很好的反映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在对真善美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上实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

同时，道儒佛也很好地融入到了真善美的价值选择中去，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模式，即道家主真、儒家主善、佛家求美。

道家主真，其全部文化精髓11都是围绕着追寻道、感悟道为主旨；儒家主善，侧重于人际关系中追求善的道德规范所发挥出的效益，以“仁”、“友爱”为主旨；佛家主美，追寻的是一种融入自然和纯净的美，以人美、性美、性善为宗旨。

道儒佛很好地体现出了真善美的本质属性和特征，完善或完美地支撑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并以真善美为根基构建出了灿烂的文化和文明。

［1］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剧烈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文化方面。

当旧中国内外交患、贫穷极弱、饱受沧桑的时候，许多文人学者就开始要求对中国的体制特别是文化方面做更为深层和批判性的思考。

新文化运动也是在这一思维模式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放到了“谈判桌”上，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并发挥出来的效益，强调要求进行新文化运动，抵制传统的旧文化。

这时候，传统的真善美的标准也在受到冲击和批判，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所谓“西方文化”。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当时的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和形式上能够改变中国文化形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体制。

但是，最为根本的是，当时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真善美的标准即价值批判准则如“自由”、“民主”、“真理”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当时人们对真善美标准的重新理解和需要。

但是，西方文化的批判标准根本不能完全融入和对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追求上。

偶尔，对“真理”的祈求也只是符合西方资产阶级从工业革命以来对于自然科学以及生产技术的追求而已，根本上也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追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精髓和价值观念融入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文化价值批判和选择中去，把对真善美的追求统一到解放人类和共产主义的追求中。

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再到“三个代表”思想，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一直都把对真善美的追求融合到政策的选择、制定以及到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当中，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实现对传统文化精髓的筛选和弥补，进而保障真善美的追求体现出自觉意义上的终极选择。

二、“真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终极事实认知“真人”来源于道家所蕴涵道的思想精华，其蕴涵着存养本性以及得道的人，称之为“真人”。

道，是老子哲学体系中的精髓所在，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而上学范畴出现在道家的话语体系中。

《老子》中的道就作为真实存在的浑然一体的东西，没有具体的形象和名字，它永不停息地、周而复始地运行，始终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

那么，道就被加以规律性和无限性的特性延续下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都始终遵循着道的本体来加以运行和延续下去。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四十二章）“道常无名。

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

”（《老子》三十二章）道家一直在追求着为道日损、至虚守静、澄明境界的意境，着重于在道的本轮意义上的遵循和生成，强调自身的内心修养和本性的陶冶，在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基础上，探寻人与自然的发展规律，以便成为真正的“真人”。

从“真”的概念的理解深入到“真人”的含义甚为重要。

从逻辑意义上看，真就是事物和命题要符合实践生成下的人的抽象思维，符合就是真，反之就是假；从认识论上看，真就是事物和命题要符合客观规律，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符合就是真，反之就是假；从本体论意义上看，真就是作为事物和命题的来源，即真就是本体，就是客观外在一切的事物所遵循的客观规律，符合就是真，反之就是假。

那么，真无论是从逻辑意义上，还是从认识论、本体论上看，它都是作为一种的客观的外在规律存在着，始终规范和指引着人们的外在行为和内在修养。

需要指出的就是，从传统的儒家的“仁”（充斥着道和善，并统一存在）到道家的“道”再到之后的“心学”，它们都虽然都认为客观外在规律的重要性，但是在其最终的根本属性上还始终充斥着黑格尔“绝对理念”的“残渣”，始终在形而上学范畴意义上展开对“真”、“真人”的探寻和追究，这也是中国古典哲学文化本身的“软肋”所在。

随着后工业革命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真理应运而生，实现了真理性和科学性的完美统一。

随着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开展，中国许多学者和能人志士都致力于寻找一种真的、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来挽救中国的落后局面，并以此走向富强、民主、独立的道路。

在经历晚晴的腐败和北洋军阀的混战后，中国人越发觉得马克思主义的到来迎合了他们的诉求，在早一批无产阶级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马克思主义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把实践引进了历史观，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马克思主义对真的探索就是以实践为基础和主导的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那在这个层面上来谈“真人”，就是人们要运用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认知世界并改造世界，这样，这个人才能算得上是“真人”。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会被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加以利用和曲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所谓“真”的认知。

那么，这里的“真”和“真人”21就会日益走向“假”和“假人”。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中国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就始终会坚持对“真”以及真理范畴上的探析，出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核心思想，出现了邓小平的“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出现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以及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他们在遵循了真的规律下始终教导人们要做“真人”的具体实践，把对“真”的追求和成为“真人”当做成人们的终极事实认知。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开拓者，势必要始终遵循辩证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真”，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科学阐述，把握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具体的事实和规律认知，并深入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以此为自己做事的准则，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真人”。

三、“至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终极价值追求“善”作为历代思想家所必然诠释的范畴，其所外延出来的思想火花也充斥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宝库中。

孔子的“仁”学意涵是其思想的核心观念，也是中国哲学的中心范畴之一。

以“爱人”为“仁”，这种爱人、同情人、关心人的理念是以善为内核，是“仁”的主旨。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问智，子曰：‘知人。

’”（《颜渊》）孔子主张仁智双拥，以爱人为仁，以知人为智；以“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从道德善的层面来阐释“仁”所具有的规范功能，即用一定社会的“礼”来节制人们的行为，协调各种人际关系。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他主张克制自己内心的恶，并通过一定的“礼”促成内在道德自我的建立，进而达到“仁”的修养。

子思子在其著作《五行》中也注重阐述了善具有的德性存在。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

善，人道也。

德，天道也。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

前者的“德”是与天道相连的道德心性，后者的“善”是与社会礼俗相连的道德实践层面，正是通过对“德”、“善”以及“道”等不同层面的范畴的追寻承接了古代封建社会的道统。

当然，作为善的研究的集大成者的孟子也有着极为精妙的论述。

他注重从人的本性为善的层面展开理论研究的，他认为人生来就是为善的，就像水向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