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第4期2007年7月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Vol.30 No.4J ul. 2007从东坡作品中看苏轼的旷达人生谭淑红(大连职工大学应用语言系,辽宁大连116031) 收稿日期:2006211216作者简介:谭淑红(19672),女,辽宁大连人,大连职工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摘 要: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苏轼一生坎坷,多次被贬,九死一生,但他虽处逆境,然而独立不依,刚正不阿,以乐观豁达的态度直面人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
这里结合苏轼的作品分析他面对逆境时超然自适、旷放豁达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东坡作品;旷达;人生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751(2007)0420102204An Observation of Sushi ’s Broad 2minded Attitudeto Life from Dongpo ’s WorksTAN Shu 2hong(Department of A p plied L inguistics ,Dalian College f or S taf f and W orkers ,Dalian 116031,China )Abstract :Sushi is a famous litterateur of Bei 2Song dynasty whose poems and articles were well 2known in the world.Although Sushi had experienced a lot of hard work and a near escape ,he still insists on his will and keep s his optimistic attitude to life.He left many valuable literary heritage.This thesis analyzes Sushi ’s broad 2minded attitude to life in adversary environment with a reference to his works.K ey w ords :Dongpo ’s works ;broad 2minded ;life一、苏轼的逆境人生苏轼生活在北宋中期,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
为了富国强兵,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但是新法的实行抑制了一部分人的特权,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遭到了强烈反对。
朝野之中,一时分成两派:一派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一派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
苏轼既反对因循守旧,又不支持王安石激进的改革措施。
但是并不是说在这场党派之争中,苏轼是个折中主义者,或者说他毫无主见;实际上,他一向立场鲜明,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
当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变法时,他不顾自身安危,屡次上书,反对骤变,认为欲速则不达,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弊端时,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
诚然,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他有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所持的观点也未必正确。
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他在作品中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象。
以“使君元是此中人”的身份和角度,将耳闻目睹的民生疾苦反映出来,在《送黄师是赴浙宪》中:“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
官自倒帑禀,饱不及黎元。
”描绘了洪灾过后民不聊生的惨状;在另一首《吴中田妇叹》中他写道:“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对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的现象进行了批判。
然而这一切却遭来了新进官僚的攻击和诬谄,苏轼以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投进了监狱。
在这场牢狱之灾中,苏轼九死一生,历经磨难,经过4个月的审讯和折磨后,侥幸获释,谪贬黄州。
这就是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一腔忠君爱国之心,却被见疑流放。
在黄州的这段时间,是苏轼最失意的日子,也是一段生活上穷困潦倒的时光。
但是,—201—黄州时期作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低潮,同时却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虽然处在恶劣的环境中,他却保持着旷达的心胸,傲岸的心性,从容面对,淡然处之。
正像他在黄州所写的《定风波》那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政治上的风雨也往往是变化无常的。
元佑年间,旧党得势,朝廷起用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委以重任。
但是苏轼在地方官任上,发现王安石的新法有一部分是行之有效的,他没有顾虑自己的名望和地位而隐瞒自己的看法,而是承认新法中的可取之处,不同意一概废除,这就引起了旧派疑忌,受到他们的排挤。
在绍圣年间,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屡受旧党排斥的苏轼被作为旧党要员受到二度迫害,流放到时为瘴疠之地的岭南(广东惠州),3年后,再贬到荒僻异常的海南(海南儋州)。
直到65岁才遇赦北归,此时的苏轼已经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年,长期的流放生涯,恶劣的生存环境,使苏轼在1年后就病逝了。
综观苏轼的一生,正像他自嘲的那样:“心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不系之舟”是苏轼坎坷一生的最好象征。
在40多年的仕途生涯中,苏轼有30多年辗转漂泊于各个地方,直到老死,始终没有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过。
但是作为一个正直的文人士大夫,他始终保持着自己坚定的政治操守,不受现实因素的干扰,独立不倚,正直不屈。
二、苏轼在逆境中人生态度的形成苏轼思想通达,兼收并蓄,在北宋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观。
苏辙的一段话大致道出了这一特点:“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象,参之孔墨,博辨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
”和中国传统的文人一样,他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兼济天下”[1]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热情很高。
但是在人生修养、生活态度上,释道思想又占据了主流,尤其在中晚年连遭打击时。
不过苏轼不是像许多同样命运的文人那样,在失意后弃儒向佛,倒向虚无,接受老庄的隐逸思想。
而是把儒、佛、道思想融合在一起,互相弥补,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一方面佛道思想使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用儒家思想避免了佛道思想中的虚无主义和逃避现实的倾向,使他在逆境中也从未放弃拯世济民的责任感。
也就是说:他一直没有割裂“兼济”和“独善”的关系,而是把两者统一起来,所以,他无须辞官、无须归隐也同样能完善自我。
以下就从他的作品出发,浅析苏轼“儒道佛互补”的人生观下形成的面对逆境的人生态度。
三、苏轼面对逆境的旷达人生1.处变不惊,执着追求古人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2]。
苏轼一生光明磊落,为人正直率真。
明知政见与当权者相左,仍保持独立见解,不阿附权贵,不投机取巧。
当风雨袭来的时候,苏轼没有见风使舵,也没有惊惶失措,而是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
他相信风雨总会过去,太阳总会出来。
因此他履险如夷,泰然自若。
“乌台诗案”使苏轼受尽凌辱和折磨,尝尽世态炎凉,身心受到重大打击,从监狱出来后,来到黄州,在这最落魄的日子里,“回首向来萧瑟处”在他看来却已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晚年他被放逐到更为荒远的岭南,由于荒山路远,生活条件艰苦,许多人把岭南当作是不归之路。
然而苏轼来到了惠州却吟道:“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悠然自得地酣然入梦,结果后来他又被迫渡海,离别亲人,白首投荒来到海南。
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依然满不在乎:“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的确,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横跨了大半个中国,足迹何止万里?但是,尽管不幸接踵而来,他却从未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无论处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始终不渝,不管历经多少磨难,九死不悔。
在给朋友李常的信中,他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吾济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生死之际……虽怀坎憬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一切付与造物。
”[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让苏轼处变不惊、坦然面对的力量来源于他的“道理”“忠义”和“尊主泽民”的信念。
换句话说,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感,对理想、对抱负的追求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支柱。
在任何环境下,他都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正因为如此,他从不趋炎附势,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气节。
刚贬到黄州时,在定惠院寓居,他作了一首《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笔者认为,这只“拣尽寒枝不—31—肯栖”的“孤鸿”正是苏轼独立不倚刚正不阿的政治操守的象征。
孔子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君子忧道不忧贫”[4],这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信念在苏轼的身上始终执着坚定。
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这样评价他:“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恶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身害。
用此数困于数,然终不以恨。
”苏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乌台诗案”就是以文字获罪的,但是他仍然不改其志,在忧患余生的晚年,写下了政治讽刺诗《荔枝叹》,怀着“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极大愤慨,从唐代进贡荔枝写到宋代贡茶献花,对官吏的阿谀奉承,宫廷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表达了自己希望国泰民安的政治主张。
苏轼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无论穷达显厄,他都能勤政爱民,兴利除弊,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厄运面前,他从不屈服,而是坦然面对,恪守道义,讲究风节。
2.随缘自适,超然物外苏轼有兼济天下之志,也有经世报国之才。
他的诗词广为传诵,当时的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也赏识他的才华,就连神宗皇帝也喜读其文,称他为“天下奇才”,苏轼在文坛中的声望,达到了“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的地步,可谓是当朝第一名士,而且也曾经位极人臣,显赫风光。
然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苏轼一次又一次地抛上抛下。
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很容易使人产生愤世嫉俗,悲观厌世的念头,苏轼没有,他积极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适应环境的变迁,人事的调动。
我们来看他的《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以逐客的身份来到黄州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苏轼没有一丝抱怨,他嘲笑自己“老来事业转荒唐”,从现实局促的功利之心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去欣赏当地的鱼肥水美、竹茂笋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