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上海近代文化的演变摘要：上海从一个小县城一跃而成为名震世界的国际大都市，除了其自身所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之外，1843年的开埠及其后大量西方人员、资金和文化的涌入以及上海本身对其成功的兼容并蓄才是最根本的因素。

上海在上述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并通过这种文化的辐射一度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关键词：上海历史、开埠、租界、移民城市、海派文化前言打开中国的地图，一万四千多公里的海岸线犹如一张面向太平洋引而不发的劲弓，在弓的中央镶嵌着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它就是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

上海在近代的短短几十年里从一个小县城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远东的金融之都和国际大都会，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迹。

它的发展不仅在中国沿海的各通商口岸中独领风骚，而且使得中国许多久负盛名的历史古城也相形失色。

当人们津津乐道于近代上海的工业、上海的金融等等经济方面令人瞠目的发展和飞跃的时候，我们同样无法忽视近代上海在文化上的演变。

从广义而言，人的一切行为皆属文化的范畴，而要想对上海这样一座特殊城市有更深的了解，要想对生活于其间的上海人有更准确的把握，就必须剖析上海在近代文化的演变——事实上，上海在近代能够取得如此飞跃其实也是和它的文化发展息息相关的，这也正是本文所要浅析的内容。

开埠前后的上海自从公元1291年建立上海县起，上海的经济发展就得益于它优越的地理条件。

上海位于北纬31度14分，东经121度29分，地处长江下游广袤的水乡平原之中，是被誉为“锦绣江南”的东端部分。

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江河湖海纵横贯穿。

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冬无严冬，夏无酷暑。

这种自然条件无论对农田植被或是家禽渔业都是十分有利的。

此外，上海又位于中国东部滨海地区的中段，它临大海、枕长江、通太湖，位置南北适中，航运四通八达，各路商业船队既可南北通行，又可东西进出。

优越的地理环境，使之舳舻衔接不绝，帆墙栉比林立；市面繁盛、生意兴旺，为商业中心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又使得海上贸易大为活跃。

随着地区商业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上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棉纺中心；与此同时，上海的航运业也是发展迅速，而以商业为主要业务对象的钱庄，也在乾隆年间应运而生......至清嘉庆年间，上海已经以“江海通津，东南都会”而闻名。

然而，即便如此，与当时国内久负盛名的一些繁华大都市（例如扬州、杭州）相比，上海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繁荣程度上仍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尤其是在人文方面，上海依然只能算是一座小县城而已。

事实上，上海之所以最后能够成为名动世界的国际大都市，还是从上海开埠开始的。

1840年6月，英帝国在通商的旗号下对华发动了“鸦片战争”，自道光年间重拾闭关锁国之策的清政府愚庸懦弱，无力阻挡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接受屈辱的战败。

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除割让香港之外，清政府还被迫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而上海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的开埠无疑是丧权辱国的象征，但对于上海自身的发展而言，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

由于上海地处长江出海口，是天然良港，对内、对外交通便利，又距丝、茶产地很近，因此上海在开埠之后，很快就吸引了西方列强的注目，成为外国资本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上海的出口贸易额已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

在开埠通商后的近二十年中，上海的进出口贸易增长迅猛：1844年上海的进出口总额为4754149元，到1851年已上升到14702000元，净增209%；至1860年，上海的进出口总额已近80544710元，几乎为起初的二十倍。

商业贸易呼唤着社会流通，而社会流通就意味着社会开放和文化交流。

上海以全面的社会开放来促进商业流动的发展，不仅打破了上海原有的社会模式，也改变了传统的文化模式。

在那个时代，上海文化经受了历史的裂变，也成为今后新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契机。

租界和移民的都市作为上海开埠的“副产品”之一，上海的“租界”也应运而生。

1845年，英国领事巴富尔胁迫当时的上海道台宫慕久订立了《上海租地章程》，在上海首先设立了租界。

其后美、法等国纷至沓来，先后在上海设立了各自的租界。

与“租界”名义上不同的是，列强通过在租界建立统治机构，实质上完全享有当地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财政权，使得所谓的“租界”成为“国中之国”。

虽然租界由此成为国家主权的耻辱标志，却也为上海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不仅如此，由于列强在租界内几乎享有全权，因此他们也在租界内进行市政建设、兴办事业，不仅来了形形色色的文化和观念，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的涌入。

上海开埠后，大批中外移民迁入，尤其租界人口暴增。

自1852年到1890年，上海人口从54.5万上升到82.5万，三十八年间人口总数增长52%，年均递增11‰；而同期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约6‰，世界人口为5.5‰。

而自1890年到1927年上海设市前，上海人口从82.5万猛增至264.1万余，三十七年间增长2倍多，年均递增32‰，约为前三十八年平均增长水平的3倍。

上海人口在短期内的猛增主要来源于外来人口的涌入，据估算至少有32%的人口增长是来自于人口迁移。

上海，已经成为一座移民城市。

移民的大量涌入，是与上海自身的环境尤其是租界的建设是分不开的，一方面，在各通商口岸中上海是最受列强所注目的地方。

虽然全国其他众多地方也有租界，比如仅天津一地就有八处租界之多，但上海租界所具备的行政、立法、司法俱全的政治结构，较之其他同类型的租界是最为全面的；此外，上海租界的西方人士人口最多、西方的投资最多、兴办事业最大，因而，上海租界所发挥的效能也是最显著的。

而另一方面，中外移民的大量涌入，也深远地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文环境。

移民来到上海，有求学的、有学艺的；有经商的、有办厂的；有打工谋生的、有享乐的，甚至还有避难的，阶层繁杂，不一而足。

形形色色移民的涌入，不仅带来了众多的资源和机遇，配合良好的租界建设和投资环境，使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更重要的是随着各种各样文化习俗和思潮理念的涌入，使得上海的文化也成为百川汇集之所。

而上述这一切又进一步加强了上海的吸引力，吸引着更多的外来人口，从而形成了一种“水涨船高”的良性循环局面。

移民城市的形成，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传统旧理念和文化在广受冲击之下显得十分薄弱，而作为移民都市的上海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则是宽容和兼收并蓄的。

一个移民出入的城市是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在各种新鲜事物之下，生活在一个独特文化生态圈里，在多元文化之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上海人，对异己的文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宽容态度，他们比较承认多元文化的合理性，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文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是由于上海能够拥有这样的特质，才为其最终形成自己那独树一帜的“海派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海派文化——从文化的前沿阵地到文化中心不知从何时起，出现了“海派文化”这么一个专用名词。

它特指在上海这一历史地理和经济环境下所形成的独特文化。

“海派文化”并不等同于“全盘西化”，它是上海人对传统和外来种种文化进行“兼收并蓄”和自主选择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

“海派文化”不仅作用于上海一地，还对整个东南地区甚至全国产生辐射和影响，并最终使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自1842年上海开埠以来，各种外来的文化和外来的人口一起涌入。

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买办、金融家、商人、学徒、传教士、学者、甚至帮会流氓......各色人等汇集其间；黄浦江中汽笛声声不断，跑马路旁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话与欧美语言交相充斥。

来自世界五大洲二十几个国家的侨民与来自中国二十个省份的移民在同一个狭窄的空间范围内共同生活，进行着频繁的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

移民社会巨大的人口异质性必然造成各种异质文化的汇聚与传递，加之移民社会在封建传统理念上的淡薄，使得上海文化逐渐脱离了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成了与众不同的一朵奇葩。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为了适应环境，人们快速地吸收着一切新事物、新观念。

从表面上看，上海人对于外来的新鲜事物总是“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似乎是来者不拒，但另一方面，由于身处一个开放性的文化环境，拥有众多信息来源渠道的上海人拥有更广的选择面。

他们习惯于事物高频率地变更，习惯于求变，又进而把变化当作一种自然的先决，并善于在急剧的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

在复杂的环境中求生存，使得上海人有着个体自立的观念。

十里洋场开拓着他们的眼界，租界里的形形色色则为他们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文明的窗口。

所以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地崇拜一个权威，或遵从某一种不变的信念。

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和接受西方的文化和习俗，但绝不是全盘的“照单全收”，而是承认更为“合理”的、更能适应实际生活的文化和理念。

所以单纯的“宽容”或“兼收并蓄”并非海派文化的全部，在保持自由独立的个体的基础上，宽容并存，趋新求变，这才是所谓“海派文化”的核心实质。

由于上海在经济地位上的突出，以及作为“冒险家乐园”而引起的广泛关注，上海也成为西方文化输入的前哨。

无论是西方的器物、制度还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首先都是先着陆于上海。

这使得上海在文化领域也渐渐享有得天独厚的地位，往往在全国开风气之先。

而另一方面，海派文化“宽容并存，趋新求变”的特质又往往使得上海成为传统文化和外来西方文化互相冲突的“前沿阵地”。

两大根本不同的文化在上海先成“前哨之战”，成败利钝，初见分晓，有的被扬弃，有的被接受，并在“海派文化”的大旗之下被融会贯通，然后再经由上海辐射于四方乃至全国。

由此，上海继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商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之后，同时也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

作为开全国风气之先和海派文化中心的上海，由于上述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洋务运动最显著的成绩表现于上海、维新思想的传播盛著于上海、辛亥革命在国内的活动与宣传中心是在上海、“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发端于上海。

随着西方进步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传入国内，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上海成立。

在三十年代，上海成为中国左翼文化的中心。

自此，上海自十九世纪中叶经过近代不到一百年的发展和演变，不仅使自身成为远东的国际大都市、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在文化上也摆脱了最初那“小县城”的形象，一跃而成为一大文化中心，并造就了“海派文化”这朵美丽迷人而又丰富多彩的奇葩。

结束语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一文中曾经写道：“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应该说，正是具有这种“奇异智慧”的人在生活的历练中形成的独特的文化观念，他们敢将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他们不一定有厚重的文化底蕴，却掌握了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他们崇尚雅文化，但也从不排斥俗文化，并巧妙地保持两者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