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经济思想及其主要内容摘要：晚明是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各种思潮活跃。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和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开始活跃。
倡导这一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思想家主要有丘浚、李贽、王夫之和唐甄等人。
晚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听民自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自以及强调“私者，人之心也”的经济人假定和“民富先于国富”的富民思想。
关键字：晚明时期听民自为自由放任盐业私营论正文：“晚明”系指嘉靖至明末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高度成熟，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型，并出现许多新的时代特点。
经济方面，商品经济空前发展，“民既厌农，天下趋商”；国家货币实现银本位、全国市场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工商业城镇蓬勃兴起，“每以四方计之，盖不下数十万户”，新兴市民阶层出现，并逐渐成为一种新兴社会力量。
商品经济的繁荣，生产和经营方式的改变，刺激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并向其提出了新的要求。
晚明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为近代科学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徐光启为中心的晚明“历算派”学人对传统科学思想进行了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在总结古典科学、会通中西方科学、实现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晚明时期的科学启蒙没有产生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但晚明学人的科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意义。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崛起和商人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开始活跃。
倡导这一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思想家主要有丘浚、李贽、王夫之和唐甄等人。
晚明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强调“听民自为”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自以及强调“私者，人之心也”的经济人假定和“民富先于国富”的富民思想。
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主要反映在“听民自为”（简称“自为论”）的经济理论上，其代表人物有：丘浚，王夫之，李雯和唐甄等。
这一理论的特点是主张政府对各国经济活动“听民自为”，国家不要强加干预和限制。
“自为论”的经济思想在先秦就已出现，到秦汉时期由司马迁发展到高峰。
在宏观经济管理的政策上，司马迁主张“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
司马迁之后，主张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对民间的经济活动少加干涉和限制者有之，但把自由放任作为一种经济指导思想，并从理论上加以充分论证的则没有了。
而丘浚的“自为论”，则是继司马迁后又一次把自由放任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提出来的思想家。
丘浚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在议论田制问题时提出的。
他强调说，自秦汉以来，成功的发展经济的政策都是“听民自为”的，所以他反对由国家规定田制及对私人占地施加种种的限制，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这虽说是在说田制问题，实际上也代表了他对发展经济的一个基本观点，笔误对待工商业等市场等问题上，他明确主张“苟民自便，何必官为”，主张“民自为市”，反被侵犯商人和富人的利益。
如果他在批评王安石的市易法时指出：“呜呼，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
”他主张给商人充分的经营自由，反对国家从事商业活动。
从明初开始，明王朝就禁止私人进行海外贸易，丘浚是较早提出开放了海外贸易的人。
他认为中外通商既有利于外国，也有助于“足国用”，增加国家的收入，何乐而不为？显然，丘浚的这一思想主张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
他与司马迁相比的进步之处在于，其对“自为”的指导思想，如何贯彻于经济活动的各种过程、各个方面所做的分析、论述，要更加周到和具体。
王夫之也十分重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自立自为的行为。
王夫之认为凡人都有一种追求私利的本性，故为适应人的这一本性，在经济活动中莫如听民自谋自为，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最为合理。
在工商领域，王夫之虽然具有浓厚的抑商思想，到在一定程度上也主张自由放任，听民自为。
他还主张开放盐的流通领域，允许商人自由贩运；主张取消盐的地界限制，鼓励竞争。
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盐价低平，商人的利润也能经常有保证。
王夫之有时也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但那是在出现了富商大贾垄断“山泽之利”的时候。
国家干预的目的是反对富商大贾的垄断，而非干预一般商人正当的自由贸易。
对于一般商人的自由经营活动，他主张国家应该给予保护。
对于当时处处设卡，限制商业自由贸易的“钞关制度”，他是坚决反对的。
王夫之还十分看重价格机制在调节市场中的作用。
比如在稳定粮食的价格方面，他主张利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价格的涨落，反对由国家强制定价。
他特别反对人为的压低价格，赞赏唐宪宗时卢坦关于开放粮食市场的主张。
他认为如果当时的官府实施强制减价势必是“拒贩服于千里之外”，既无助于解决百姓的生存问题，也无益于经济的发展。
看重市场机制对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是王夫之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
李雯的盐业私营论。
李雯在经济思想上也主张自由放任。
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侧重于赋役，盐政，奢俭等社会热点问题。
李雯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将当时的主要手工业——盐业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活动，反对政府的干预。
他称赞唐代的理财大臣刘晏，认为刘晏之所以能将盐业管理好，并使盐业为国家提供多达二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其原因就在于放手让商人进行食盐的生产和经营。
其成绩的取得，就在于实行了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据此，他向统治者建议，将盐业生产经营权全部交于商人，听任商人自主经营，国家仅为商人提供各种服务，从盐业生产经营中获得一定的财政收入就可以了。
显然，在他所设计的盐政方案中，政府意不再是直接的经营者，而仅成为一个对盐商经营进行宏观调控和为盐商提供周到服务的角色。
李雯设计了一套中国盐政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经营的蓝图。
其具体内容是：政府将盐滩按面积全部分给商人，由商人自行购置生产资料。
自主雇用灶户，自由生产经营；国家除了为其提供各项服务外，还可行使征税权，对盐产地征一道税，然后任其行销各地，不再征税。
为了避免引起豪强权贵的反对，减少其方案实施的阻力，李雯主张给豪强权贵也分一定量的盐滩，允许其与一般商人一样从事经营活动。
李雯也指出了这样做的好处，其一是使盐商摆脱私营的罪名，调动盐商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其二可使豪强权贵之家不能再依赖其权势巧取豪夺，而只能与一般商贾一样凭借自身的经营能力获利；其三，可使“私注盐贩皆坦然于民间”，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如此一来，就可以达到“天下皆私盐，天下皆官盐也”的效果，既可富民，又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一举两得。
李雯在富民思想上的贡献，在于他不仅明确区分了两类富人，即一类是豪强权贵，一类是靠自己的财富和经营来发展的富人，还对这种区分的意义以及在国家政策中如何实施做了明确，详尽的论证。
而他的富民思想，又主要是指“富”后者而言，应该看到，他所指的这类人，在当时来说是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富人。
他倾其全力为这种富人急呼，是他经济思想中所具有的资本主义倾向比同时代的人要更为明显和进步的地方，也是其主张安富，保富论者所不及之处。
明代中晚期重商意识盛行进一步促进了明清时期商业的发展和活跃。
中国十大商帮就是形成并活跃于这一时期的。
这些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晚明商帮的出现，起作用也应作如是观。
其作用之一，就在于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如这些商人所经营的商品中，虽有一部分是满足统治阶级需要的奢侈品，但更多则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如盐，米，布，茶，木等。
这就有利的促进了农业产品的商业化。
他们所经营的远距离的大宗商品贩运活动，推动了区域之间商品流通的扩大，使原料产地和成品地之间，商品出产和消费地区之间形成了对流，这就有利于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商人们不辞劳苦，深入偏远山乡，使更多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流向市场，将各地分散的小商品生产纳入地区乃至全国商品经济的网络之中。
其作用之二是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他们在各地城镇，尤其是江南市镇的活动，为其商品开拓了销路，同时也为城市手工业者提供的生产原料和生活资料，从而有力的促进了城市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晚明的重商意识，是这一时期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虽然晚明时期中国科学家还被排摈在近代科学主流之外，徐光启等人仍然独立地摸索到了近代科学的边缘。
他们开创了新的学术境界，树立了新的理想，给后来的文化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晚明学人的启蒙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解体和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先进阶级的要求。
他们是历史的觉醒者。
他们在文史哲经、政治和科学诸方面的别开生面，不仅是反理学运动的量变，而且是按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现出的对新世界的要求。
晚明的经济学启蒙没有像西方近代启蒙思潮那样，能密切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现实的发展，从封建神学的藩篱下脱身出来，充分发展，产生出类似于西方的近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进而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
这无疑是一种“壮志未酬”的历史遗憾。
尽管如此，晚明学人的经济学思想和实践，至今仍不失其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1]李贽.焚书(卷四)·豫约[Z].[2]李贽.李氏文集(卷一八)·明灯道古录(卷上)[Z].[3]李贽.李氏文集(卷一九)·明灯道古录(卷下)[Z].[4]李贽.藏书(卷三十四)[Z].[5]李贽.藏书(卷一七)·富国名臣总论[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