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分为潜在状态和充分发挥的状态，后者是仁的真正表现。

一个人面对自己而要求自己能真正成为一个人的自觉自反。

真能自觉自反的人便会有真正的责任感，便会产生无限向上之心。

在伦理范围内礼具有两个主要功能:修养道德精神与规范任何行为和行动。

在孔子看来，除了圣贤人以外，普通老百姓能够成为道德风尚的人或者说君子或者仁者都后天的成绩。

人们通过不断训练和修养都可以成为仁者，而且能够不断训练与修养的力量、条件和因素是天赋的。

这个天赋的力量、条件与因素就是仁。

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仁作为力量、条件和因素是它在它的潜在的状态下的，而不是仁已经完成的、实现的状态。

换句话说，如果某一人没有潜在的仁的话，也缺少了修养道德风尚的可能性。

这种人也无法礼。

因而，礼的道德修养的功能就是把心内在的仁外化和客观化。

把人们的行为与行动规范化就是礼的第二个主要功能。

正有知识的人也是智慧者。

孔子相信博学多才是道德修养的唯一道路。

能够成为一位有道德风尚的人，首先要知道怎么修养道德，修养道德的内容，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才能修养美德，按什么准则行为和行动才能判断是不是仁者。

孔子强调通过学习而得到的知识。

……在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大致可分为三个体知层。

第一层是对日常生活中人际相处之道德准则和规范的体知。

第二个层面则是对关系家国天下命运利益的规范原则的体认，如‘天下为公’。

第三层是对于宇宙生命，大化流行的感悟和体知。

通过博学文可以认识天地万物，但是博学文的最高目的是能够约之以礼、培养人们的品无信的人不仅仅对自己无法培养任何
美德与美行，而且对其他人也不能相处、合作和被信任德。

人与人之间信的必要性在领导人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更微妙。

子日:“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
德性所寻求的是人的善和人的幸福。

人的善我们指的是灵魂的而不是身体的善。

道德和政治的关系：
孔子对道德与政治关系的看法可以从三点来分析和了解。

第一，道德作为政治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政治作为道德的扩展;第三，政治的道德目的。

在孔子心目中政治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段来满足统治者或者被统治者的人的物质需求，而是最合适的渠道来推动德性为了能够人人成为好人。

这是由于，孔子相信德性本身包含着推动力加上政治权力的权威性，毫无疑问，正的政者是最适当在群众中推广德性的因素。

亚里士多德对德性培养的看法的一些关键点。

第一点是，虽然培养德性的能力是天赋的，而德性是通过习惯成自然和教育才能形成的，但是，所谓习惯和教育都必须在法律的约束下才会有效。

第二点是，所谓法律不是一般的法律，而是立法者以自己完善的德性、具体情况的经验以及普遍的知识而建立的法律。

由于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追求的目的是善或者至善，而且德性的培养和实行是能够过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所以教育在他的整个伦理学与政治学占有关键的地位。

教育的内容和目的是好的法律所决定的;好的法律来源于卓越的政体;卓越的政体只能在好的政治制度下才能存在，而好的政治制度是立法者来建立的。

按照这一逻辑我们要说，城邦人能不能过幸福的生活，掌握在立法者的手里。

这是因为幸福的生活依赖于德性的培养和实行;而德性的培养必须要通过习惯与教育，它们是由法律来决定的;法律的好依赖于政体;政体的卓越依赖于政治制度的好坏，而后者是立法者的作品。

第一，由于亚里士多德认定，城邦是唯一个使人可以培养德性，实行德性并成为善而过幸福的生活的共同体，但是，城邦是其他人类共同体发展形成的，并且由于城邦的形成过程属于政治，所以我们认为，从种发生(Phylogenesis)角度来看，政治不仅仅先于道德，也是道德的起点、形成和活动范围。

第二，由于城邦的善依赖于政体的善，因为政体是城邦的灵魂，而如果它变了城邦就不一样了;并且，由于建立政体活动属于政治活动而不属于道德行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先于道德。

第三，在城邦中，要成为有权利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首先必须要培养和实行德性，然后才能享受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因此，从个人修养德性而成为具有权利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的角看得出道德既先于政治，又是它的基础。

第四，由于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某种目的，而且他们追求的最高尚的目的是善;由于一切事物以及城邦也追求某种善，而城邦追求的最高尚的目的是至善;并且，由于道德风尚与政治同样都追求人们和城邦的善，从此，可以说，从最高尚的目的来看，道德与政治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使人成为良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