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陶渊明的田园诗歌及其审美意境
【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派，被历代诗人推崇备至。
仅从他的田园诗的字面上看，诗人之超然物外和物我两忘的超凡脱俗，有着神仙般的无限风韵。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他的田园诗虽取材田园，但其实际意义早已超出田园领域之外。
现实是审美之中的现实，这样的现实形成文字，是一种审美的生存方式。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深入到陶渊明田园诗的时代感和人民性的精髓之中，去探索其审美意境和人生态度。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人生态度审美意境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2-0079-02
书为民所用，史为人所鉴。
时代更替，岁月变迁，然人性长存，人生有着太多的相似和无奈。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一直为世人所向往，可纵观历史又有几人能真正做到。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是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散文家。
他的名、字、号、谥号无一不显示出他的人生轨迹和人生态度，这是巧合还是天意不得而知。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在家族中他既钦敬曾祖陶侃的积极进取，又特别赞赏外祖孟嘉的淡泊自然，思想中融入了儒道两种精神。
前期（41岁以前）他积极进取，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渴望干一番事业，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军参军、彭泽令，起主导作用的是儒家精神；但由于儒
道思想的矛盾性，又时官时隐，举棋不定“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
后期（41岁以后）陶渊明因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而对现实极端不满，“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彻底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
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
从高鸟到羁鸟到最终的归鸟是其一生的写照，这和王维在40岁后过着“无可无不可”“身在朝廷，心存山野”的亦官亦隐的生活态度有所不同。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诗人。
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形式主义风气盛行之时，诗坛上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绣。
但陶渊明却有着一般文人所未曾有过的田园农耕生活经历，和劳动人民有着更多的接触，可以说，是生活给他以厚爱，使得他在一个玄学盛行、唯美主义支配整个文坛的时代里，却能以崭新的思想内容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巨大的革新精神。
一是他的田园诗歌中有着高远的理想与志趣。
《归园田居》第一首，当诗人尚未离开宦途时，总有一种“暂为人所羁”的感觉，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但当他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
《饮酒》第五首，诗人的田园生活虽然是远离统治阶级，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
这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心赏文：“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有朴实的农民共话桑麻：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邻里的相与宴饮：“漉我新熟酒，只鸡邀近局”；也有天伦之乐：“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所以，他的田园诗在表现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的同时，也充分表现了诗人鄙视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以及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
二是他的田园诗歌中有着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和对士族阶层的无限
鄙夷。
在《和刘柴桑》中，“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点出民生之凋敝，田园之荒芜。
也正是这样“乾坤含疮痍”的痛苦现实加剧了陶渊明对战争的厌恶，在其众所周知的《桃花源记》一文中“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也是对战争所造成人民流离失所的谴责。
《饮酒并序》其二中，“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对士族阶层的鄙夷可见一斑。
三是他的田园诗歌中有着崇尚自然和看淡贫困生死的人生见解。
他生性热爱自然，不喜拘束。
在《归园田居》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随口念来，让人心向往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
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油然而生，不再是对自然的简单欣赏，而是融入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人生境界达到物我两忘，凸显出陶渊明淳朴率直的自然生活风貌。
《挽歌
诗》第三首中写道：“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现出他对永恒的死亡看得是那样的平淡、自然。
从陶渊明的诗文看，他的田园生活实际上是一种半耕半读的生活。
既不是衣食无忧另有出处、无须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隐士生活，也不是满足于“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状态的真正农民生活。
他的田园生活是富有小资情调的。
一个君主时代的读书人，为了摆脱拘束，过率性任情、自由自在的生活，主动放弃通往荣华富贵的名利之路，回到乡村，过一种亲身耕种以获取衣食的农村生活。
陶渊明的这种选择，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就是在崇尚清高、动辄隐居的魏晋名士中，他也是出类拔萃的。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千年以来脍炙人口的名句。
正是因为诗人有了“心远地自偏”的精神境界，才会悠闲地篱下采菊，抬头望山，那样怡然自得，那样超凡脱俗！人生不应该汲汲于名利，不应该被官场的龌龊玷污了自己自然的天性，而应该回到自然中，赏析大自然的无限清新与勃勃生机，这才是他人生的真谛。
陶渊明活在读书和写作里，文学尤其是诗歌对陶渊明的人生而言，意义弥重。
从陶渊明开始，文学审美作为个体精神安宁和超脱的途径，对后代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柳先生传》中“闲静少言，不慕荣利。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酣觞赋诗，以乐其志。
”陶渊明的这种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身上都可寻到陶渊明的影子，而苏轼则是陶渊明的
崇拜者，也是以审美姿态生存的典型。
苏轼甚至把自己作为审美对象，不断被贬谪的不幸遭遇也成了他笔下丰富的文学材料，而且乐于以此为题。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艺术与人格高度统一的诗人，他的诗作曾使无数读者为之陶醉；而他的人格，自古至今，也一直受人们所敬仰和羡慕。
陶渊明的文学作品是其人格的焕发，蕴含着巨大的道德感召力。
辞官归田后，他并没有置身世外，也没有停止对正义的讴歌，并且在其作品中时时显出一副“金刚怒目”的样子。
像借《咏荆轲》、《拟古》等作品来抒发胸臆，再现其正义和勇敢的人格。
他以“自然”为皈依所在，向往和平安乐、自由和谐的社会，追求淳朴真诚、淡泊高远的人生，喜爱恬静幽美、充满自然意趣的乡居，在田园生活中体味自然之“道”，寻求自然之“真”，获得无限的乐趣、快慰，这正是其人生境界和文学情趣的完美融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审美般的生存方式，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有些人不可理解的途径中得以实现，甚至达到升华，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
由此我想，陶渊明的一生不是逃避的一生，也不是消极的一生，他是以自己内心追求的另外一种方式过着朴素淡定、积极生活的诗意的一生，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今天社会多元化的浮躁中得到心灵的陶冶和感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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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庞远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