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之比较张黎明(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摘要]　作为广义的悲剧来说,它蕴涵了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

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基础、哲学观念,造就了不同的悲剧意识和悲剧精神。

文章分析和比较中西方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之大不同及其原因。

认为中国悲剧意识内在于儒家的“入世”思想中,佛家和道家的“出世”思想消解了悲剧意识,导致了悲剧精神的缺乏。

西方悲剧意识的哲学基础源于主客二分的柏拉图“理念说”,因此在与世界的抗争中表现出崇高的悲剧精神。

[关键词]　悲剧;悲剧意识;悲剧精神[中图分类号]　B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303(2006)02-0075-04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特别是经过古希腊戏剧家的努力提升了悲剧的地位,伴随着西方文学的发展,悲剧成为艺术的皇冠。

在中国古代美学文献中并没有悲剧这个审美范畴,“悲剧”这个词出现以前,人们称为“哀曲”、“怨谱”、“苦戏”,主要描写凄惨的遭遇而不是剧烈的冲突,突出悲哀、怨恨的审美风格。

我们今天多是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来对中国古代被称为悲剧的作品进行阐释。

所以,从中西方悲剧的比较、交流中确立自我的悲剧理论,避免理论的失语成了当代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任务。

一、悲剧意识悲剧意识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意识。

在人类自我的繁衍生息中,始终面对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洪水、猛兽等自然灾害,促使人类不断地迁徙;不同种族、部落群体之间的征战,生命在不断地消失。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又面对不同阶级、集团利益,不同文明的挑战。

应该说在人类自我的生产与物质生产中,始终面对外来的、人类自我所意想不到、非理性的压力;生与死、灵与肉的矛盾注定了悲剧意识与人类同在。

但是人类就是在面对大自然、社会、自我的威胁中,使自身的文化渊源流长。

当人们面对生存的挑战、面对非理性的威胁时,以一种理性精神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就意味着悲剧意识的生成。

应该说,悲剧意识与生命同在;是人与生俱来的对现实的正视和反省,它凝聚着超越自身能力的冲动。

悲剧意识根源于现实的缺陷、不完满和人的生命的丑恶。

在中西方文化中,我们都能够找到这种悲剧意识。

两者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儒家的“出世”思想之上,直接的载体就是中国古代的文人,但佛道思想消解了这种悲剧意识。

而西方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主客"二分的理念世界之上,对悲剧意识发展为悲剧精神有积极的影响。

中国文化不是缺少悲剧意识,而是整个文化的根基就建立在悲剧意识之上。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于西周末年创儒学,提出一系统性自觉理论,开始关注人类自我存在的秩序、价值文化问题。

孔子之学,由“礼”观念开始,进至“仁”、“义”诸观念。

《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卫灵公》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子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

《颜渊》: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在这里,孔子即摄“礼”归“义”,更进而摄“礼”归“仁”。

“礼”的意义,在于维持国家、社会生活的秩序;礼依于义而成立,“义”是“礼”之实质,礼是义之表现。

于是,一切制度仪文,整个生活秩序,皆以“正当性”或理为基础。

人所以要有生活秩序,所以大则有制度,小则有仪文,皆因人要求实现“正当”。

[1]悲剧意识就建基在从自我的本心出发推己及人进而构建“礼乐”社会,追求“正当性”的儒家思想之上;而对“正当性”的追求不正是儒家的“入世”精神的体现吗?孔子传道而周游六国;屈原求"美政"而自投汩罗江;至司马迁则有了这样的感慨:“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阙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2]从周游六国的孔子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2]他们力图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历史的演进,生命之中充满了无限的悲剧意识。

至汉末魏晋这种悲剧意识充溢于整个社会和个人。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心之忧矣,永啸长吟”。

文人之命动如鸡犬,他们或是沉于酒色,或是药石,或是山水。

中国文人的苦难末有过魏晋。

至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自称酒中仙的李白也是满怀报复,杜甫在沉郁顿挫、悲壮的诗篇中唱出盛唐之后社会、人生的凄凉;至极弱极贫的宋代则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忧国忧民的文人;明朝则上演了一场“东林悲歌”。

可见在中国文人身上不是没有悲剧意识而是悲剧意识“遍布华林”,它源于第19卷　第2期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o l.19　No.2 2006年6月 JOURNA L OF WENS HAN TEAC HE RS COLLEGE Jun.2006[收稿日期]2006-04-20[作者简介]张黎明(1981-),男,云南建水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2005级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审美文化研究。

儒家的“入世精神”,是人与政权、人与人的对立冲突。

但是,中国文人的悲剧意识是内在于家国、君臣之中,没有超越这一伦理范围。

西方文化中的悲剧意识建基于柏拉图的“理念说”。

柏拉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理念是人认识的目标。

这样开启了“主———客”式思想的先河,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主客二分成为西方哲学的主导。

至黑格尔“绝对精神”,不仅是认识的绝对目标而且是绝对真理。

在柏拉图看来,理念世界是完美的、整一的、绝对的善,现实世界是有缺陷的,有限的;在笛卡尔看来,“我思”的背后还有一个“上帝”,上帝是更完善的、无限的观念,是不可怀疑的,“我”是有缺陷的,不完美的,我的完善依存于上帝本身。

从西方传统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是不可能把握真理的,人类永远处于通向真理的途中,只有无限的接近真理而不可能占有真理。

人因自身的有限而对无限产生渴望;因自身的不完善而向往完善的世界;因希望超越变动不定的现实世界而渴求进入永恒的理念世界。

然而,人类自身的不完善却使人类自身与理念、现实与理想、有限与无限产生了巨大的对立和反差。

悲剧意识就源于这种对立和反差之中。

在这种哲学思想支配下的希腊人,不怕神谕、不怕超人世法则的惩罚,不把自己融和于自然之中,不去欣赏那和谐的秩序;反而是去颠覆这种和谐,为了征服自然、为了获得“美”,他们宁愿冒死一试。

这样面对苦难、正视自我困境的人生态度演变成为了改变境遇的行动;这样悲剧意识成为了可能,行动成了古希腊悲剧的核心;这样,在古希腊的悲剧意识中体现出的是“人的自觉”,在“我是什么?”、“我该怎么做?”、“世界是什么?”这样一系列形而上学的追问思考中,形成了自我的心路历程。

至文艺复兴,歌德的《浮士德》体现了欧洲人不断上升追求的历程,正如浮士德所说:“只要我一旦躺在逍遥榻上偷安,那我的一切便已算完。

”应该说,不断发现、认识自我及自然社会的历程就是悲剧意识不断显现的过程,而这多是外在的、非理性的压力。

基督教文化的“原罪”说和“救赎”把古希腊以来悲剧意识的外在性转向了内在性,由非理性转向了理性。

基督教关于上帝创世、神意主宰、基督复活等教义把悲剧意识内在于人们的信仰中。

悲剧意识通过人们对基督教的宗教信仰和感情体现出来。

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说道:“我意识到我有意志,犹如意识我在生活一样。

因此,我愿意或不愿意,我确知愿或不愿的是我自己,不是另一个人,我也日益看出这是我犯罪的原因。

”[3]可知,早期的基督教是认可自由意志和选择善恶的能力,亚当偷吃禁果正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仍然可以获得上帝的救赎。

问题是自由意志可能背离善而趋向于恶,它可以入天堂也可以下地狱。

在基督教看来,人的自由意志引诱人走向堕落和罪恶,人要获得永生只能信仰基督。

这样基督教就内在地具有了否定现存秩序和世界合理性的因素,这与悲剧意识源于现实的缺陷与不完善就具有某种同构因素。

这样,莎士比亚悲剧中充满的道德情感和对自由意志的质问,就内蕴了道德的悲剧意识。

至现代,西方上演了“西西弗斯”的神话,一直被西方奉为神灵的理性遭到了怀疑。

他人变成了地狱,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寻找自我,卡夫卡在醒来之后发现人变成了甲虫,加缪始终处于局外人的角色。

悲剧意识充塞于上帝缺席的西方大地,人性被物化,个人失落于荒原之中。

焦虑与恐惧成了现代人的病症。

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悲剧意识在人性的丰富性中得以完整的展现,人与神、人与道德、人与存在的冲突不仅内在于悲剧意识中,并且超越了自身,发展了中国文化所缺乏的悲剧精神。

二、悲剧精神如上所述,悲剧意识与人的生命同在,源于现实的缺陷和人的丑陋。

而悲剧精神则诞生于理想与现实、有限与无限、人与世界的对立冲突中,人发挥了他的主体性力量,反抗外在世界对自我的主宰并且超越自身;悲剧精神表现出了强烈的生存自救欲望,敢于和必然规律进行殊死搏斗的精神,表现出存在的勇气和死亡意识。

在这种表现中人的价值得到了提升,显现出了超越性和崇高性。

从中西方的哲学基础来看,是有诞生悲剧精神的共同性的。

在中国,“《易传》认为宇宙万物是不断变化的。

这是《易传》的一个中心思想。

《系辞传》说:`日新之为盛德,生生之为易。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推,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又说:`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

'又说:`爻者,言乎变者也。

'[4]可见《易经》就是一部讲变化的书,不仅是宇宙自然在变,连人的生命历程都是变动的。

在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关注变化和变易的问题。

赫拉克利特强调宇宙处于不停的变化状态中。

“人不能同时走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新而又新的水不断的往前流动。

”[5]可见中西方在哲学基础上都强调“变”,宇宙历程和生命历程是联系在一起的、互动的。

这样人就能认识世界,在人与世界的互动中就有了交流和冲突,理想的失落与对理想的永恒追求,人征服自然的理性与大自然的非理性演绎成了生生不息的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的表现是通过悲剧主人公及悲剧主人公的命运来体现的。

王富仁先生也指出:“在西方的悲剧中,悲剧精神往往就是悲剧人物的精神,他们是高贵的,体现着人的独立意志和独立精神,体现着人的主体性,表现着特有的英雄气质。

”[6]神话反映了人类的原始意识。

应该说,中西方悲剧精神在中国古代的神话和古希腊的悲剧中是最接近的。

在中国古代流传着《精卫填海》和《夸父追日》的故事。

“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6]在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美狄亚是个聪明、智慧、富有活力的年轻女性,当爱神降临到她身上时,她在含蓄的目光中再也离不开那个前来索要金羊毛的英俊外乡人伊阿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