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界争端及对策分析
印度是中国的第二大邻国，与中国有着长达1700公里的陆上边界。

由于历史原因，两国边界一直没有正式划定。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两国的边界争端演变成严重的国家关系危机，并最终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边界战争。

对印度而言，和中国维持合作关系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为减少两国差距，印度也需与亚洲各国及美日等国维持战略合作关系，因此不免有些摩擦。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边界战争看来是减少了，甚至是无足轻重了。

但是冲突却不仅对印度和中国，而且也对整个国际社会有着深远的和有害的影响。

假若尼赫鲁能表现出缅甸的吴努那样的智慧和政治勇气，并且像他那样，大约在1959年，同北京谈判出一个相互满意边界解决办法，并以一个友好和互不侵犯的条件签署了它，世界政治该将会出现多么不同的情景。

那么，中国就不会遭受冲突和印度诬陷带来的僧恨，代之的是其国际威信的极大提高。

印度可能不会走向导致巴基斯坦1965年战争的扩军备战。

中美关系可能早就得到修补．并很可能对华盛顿对越南的做法产生影响。

还有，印度的核试验的唯一借口自然不会存在——不过那时，事情就成为双料虚伪，因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自独立后不久以来，即一直保证要使印度拥有核武器。

进入21 世纪后,双方就安全观问题达成一致,重申彼此互不构成威胁,并采取多种“建立信任措施”,双边关系走出“冷和平”的阴影,开始了“热合作”的进程。

中印关系对中国、印度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影响中印关系的因素，最主要的利益关系与冲突，如不可忽视的边历史问题——边界问题。

中印领土争端具体讲就是“三条线”之争:
（1）是传统习惯线
中印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友好交往中，由双方历来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了受到两国人民尊重的传统习惯线。

这条线，在东段大体上沿著喜马拉雅山南麓与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界线而行；在中西段，大体沿著喜马拉雅山分水岭走向，即我国地图标示的国界。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这条客观上存在的传统习惯线，应当是中印定界的依据和基础。

如果印度政府尊重事实，遵循国际法原
则，中印边境的定界问题本来不难解决。

（2）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1913 年11 月，在英国的策划下，英属印度当局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开会议。

参加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在会议期间，私字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代表于1914 年 3 月24 日，就中印边界问题在德里炮制了一条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把中印边境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9 万平方公里领土划给了印度。

这一地区居民全都是藏族或者和藏族有密切血缘关系的民族，从人种、文化、宗教和生活习俗上看，同西藏社会密不可分，而与印度民族毫无共同之处。

历届中国政府都未承认过这条线，因此，它是非法的、无效的。

英帝国主义也作贼心虚，秘密换文后一直不敢公布于众，也不敢改变地图的历来划法，印度官方地图直到1937 年才以“麦线”显示所谓的“边界”，但仍注明“边界未经标定”。

在印度独立之前和独立之初，中印边境按传统习惯线控制的格局从来没有打破。

然而，印度独立以后，其扩张野心就渐渐滋生起来了。

它公然宣称：喜马拉雅山脉顶部形成的分水岭就是中印之间的天然边界；这条线已经得到1914 年西姆拉条约和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换文的确认；该线以南地区历来受印度管辖，与西藏无关。

在这样的霸权思想指导下，印度把它在东段的实际控制范围从传统习惯线逐步向北推进到“麦线”附近。

（3）是双方实际控制线
50 年代，印度利用我国的暂时困难之机大举北进，于1959 年在东段抵达其单方面主张的“麦线”；在西段，不断越过传统习惯线建立入侵据点，并制造流血事件。

为确保边境安宁，周恩来总理于1959 年11 月7 日致信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双方武装部队沿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的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 公里。

1962 年 1 月15 日，周总理在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中，将这条线正式称之为“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

中印边界冲突是对中印关系、中苏关系乃至整个南亚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场国际危机。

中共领导人处理这场边界危机的过程，体现了其进行危机决策的一些独特的原则和思维方式。

其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点：
(1) 统揽全局的危机处理战略
在中印边界危机爆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对于印度步步紧逼的“前
进政策”一直是克制和忍让的，尽量避免双方的武装冲突。

正如周恩来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以后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件中所说的，“为了阻止（战争）这种不幸局面的发生，三年来，中国政府做了一切可能的努力。

”中国的这种做法，并非害怕印度。

据时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回忆，1962年前后毛泽东在几次内部讲话中都曾谈到了力争与印度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考虑：一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的；二是中国还很落后，需要一个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三是中国的主要战争威胁来自于美国，因此应该与印度搞好关系，保证西南边境的安定。

这几点毫无疑问都表明了中国领导人是从国家的战略全局出发来处理看待中印边界危机的。

（2）高度集中的危机决策体制
中印边界危机发生后，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始终保持了对危机发展状况的密切关注。

为了及时研究和处理中印边境的情况，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由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边防处处长成学俞等人组成的工作班子，统一负责对印情报工作。

他们经常列席中央高层的决策会议，或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情况。

这样，中国政府领导人就能随时获得危机发展的第一线情况，并据此及时作出应对的关键性决策，从而大大减少了决策层级，提高了决策的效率。

(3) 强制性积极干预的危机处理方式
所谓强制性积极干预，指的是在危机爆发以后有朝失控的方向发展的趋势时，为了防止形势的进一步恶化，阻止危机的升级，被迫主动出击，采取激烈的手段乃至战争的方式来根本扭转危机方向。

在中印边界危机的关键时刻，中国决策者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权衡利弊而作出的发起对印自卫反击战的决定，具有典型的强制性积极干预的性质。

应该说，在当时情况下，中印边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面，两国政府对于边界问题的态度是根本对立的，中国政府主张维持边界现状，通过谈判来缓解局势，并最终解决问题；而印度政府则要采取“前进政策”来改变边界现状，在边界达到它认为满意的状况之前拒绝任何谈判。

另一方面，面对印度政府的“前进政策”，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制地让步。

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毫无疑问是存在着一条政策底线的，而印军在前线的不断推进迟早会突破这条底线。

对中国政府而言，处理这场危机的最高目标就在于保
持西南边境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宁，因为“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狠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