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秦皇岛市陈立峰律师事务所接受甲一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贵院受理的甲一涉嫌故意杀人罪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一案上诉人的委托辩护人。

本律师详细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向上诉人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参与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庭审全过程。

现就本案的审理，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认为：现有的证据可以显示上诉人甲一所作的有罪供述存在有非法取证的可能，且指控其有罪的证据有重大的疑点，各证据之间无法形成完整严密的证据链。

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审判定罪量刑必须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本案的所有证据尚不足于证明上诉人犯有本案所指控之罪行。

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甲一犯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的判决是错误的。

具体如下：一、本案诉讼证据材料有关上诉人的笔录和供述，现有证据可以显示存在有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取证的情形，依法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

不可否认，从上诉人的《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看，自2011年11月16日起，上诉人便开始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2011年11月16日至11月18日的三份笔录均作无罪辩解，否认本案系其所为；2011年11月19日18时起开始作有罪供述。

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上诉人就翻供，否认了本案系其所为（据上诉人交待，在检察机关提审时，其就否认本案系其所为，但工作人员根本不听其辩解，就让其在作好的“笔录”上签字了事。

关于检察机关所作的笔录，在诉讼过程中，暂没有看到相关材料）。

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和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均否认本案系其所为。

并且，上诉人在《刑事上诉状》中称公安机关自2011年11月16日起便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施以殴打、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危胁妻儿有危险等方式进行侦查讯问，在这样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上诉人当时感到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及不愿意拖累家人，遂按照侦查人员侦查所得的情况作了有罪的供述。

辩护人认为，本案现有的证据可以证明侦查机关所取得的上诉人有罪供述的笔录是通过非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

理由如下：1、上诉人在作有罪供述之前，侦查机关已事先带领上诉人察看并了解了案发第一现场。

辩护人在二审庭审过程中，通过发问出庭作证证人陈僧清、陈丽珍，查清非常重要的事实：两证人均一致分别认可在2011年11月6日至2011年11月16日期间，即案发后至作有罪供述前，侦查人员曾带甲一至案发现场，详细察看了解了案发现场的情况。

本案证据中，上诉人所作的第一次有罪供述是2011年11月19日，结合两证人的证言，上诉人是在被侦查人员带领察看了解现场之后，才作出有罪供述的。

2、本案从现有的证据，已有足够的合理性可以怀疑在侦查过程中有刑讯逼或非法取证供情形的存在！且看：第一份《询问笔录》的记录时间为2011年11月16日16时30分至19时53分；第二份《讯问笔录》的记录时间为2011年11月17日5时45分至8时13分；第四份《讯问笔录》记录时间为2011年11月19日18时5分至23时10分；第五份《讯问笔录》的记录时间为2011年11月20日10时05分到13时42分。

上述几份笔录的记录时间均不在正常工作时间内，甚至有的在凌晨，有的在半夜。

这应为符合上诉人诉称的“不让睡觉”的刑讯逼供方式。

而在作笔录之前或之后的时间是在干什么，或是遭受怎么样的折磨，就无从知晓了。

3、侦查机关并不是在法定的地点对上诉人依法制作笔录。

从上诉人的笔录和供述材料可见，2011年11月17日10时30分，晋江市公安局已对其宣布采取刑事拘留，在该份《讯问笔录》中，上诉人仍作无罪辩解。

2011年11月19日及2011年11月20日的《讯问笔录》，上诉人作了有罪供述，其行文中抬头位置可见，讯问地点是在晋江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而不是在晋江看守所。

上诉人在此之后所做的有罪供述是第一次有罪供述的翻版。

根据《公安机关办事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立即送看守所羁押。

第一百七十六条提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填写《提讯证》，在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进行讯问。

在《公安机关办事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节讯问犯罪嫌疑人部分，将犯罪嫌疑人区分为需要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和不需要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正确理解该规定的精神，正确的情况下，对已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看守所进行讯问作讯问笔录；未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工作场所进行。

此外，本案侦查阶段在对上诉人宣布拘留后是否按规定立即送看守所羁押这一情节，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清。

那么，结合上述三点，本案有罪供述的形成过程就非常一目了然了。

本案有罪供述形成最有可能的过程是：案发之后，侦查人员侦查了解案发现场（包括现场勘查，询问证人等方式）→→锁定甲一为犯罪嫌疑人→→2011年11月6日至2011年11月19日期间，侦查人员带甲一至发现场观察了解，解说→→以不让睡觉等方式非法取证→→被迫作出有罪供述→→再至现场模拟录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第四十六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法发[2011]11号）第6条“对刑讯逼供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上诉人所做的有罪供述就有合理的理由及证据证明存在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取证的情形，因而极有可能是非法形成的证据，在适用上应当认真注意审查，不宜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一审诉讼过程中的证据材料，证据之间相互矛盾、疑点众多,不足以确切证明上诉人犯有所指控之罪行。

正如以上第一点所述，上诉人是在事先察看过现场之后，再被以非法的方式进行讯问，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过不真实的有罪供述，即便是在有罪供述的情况下，侦查机关所取得的大量证据与上诉人的陈述仍有十分重大的分歧，有众多的疑点没有合理排除。

经本辩护人认真归纳，本案至少存在十四个疑点，在各疑点没有合理排除之前，各证据之间互相矛盾，各证据之间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不足以证明上诉人犯有所指控的杀人行为，本案一审判处上诉人死刑真可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本案至少有十四大疑点，具体一一剖析如下：（一）关于上诉人有罪供述中陈述的现场与侦查所得现场情况大致一致的问题。

不可否认，上诉人在有罪供述的笔录有些地方与侦查所得有一致之处，但并不能简单地将上诉人有罪供述的笔录作为定其死罪的证据。

首先，根据二审庭审过程中出庭作证的证人陈清、陈珍均证实：上诉人在案发后至被拘押作出有罪供述前，侦查工作人员已带领上诉人观察过案发现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诉人对案发现场的具体细节已经清楚，结合其自称是被刑讯逼供才作的有罪供述，很自然地，上诉人依所见和所听的情况进行有罪供述自然会与侦查所得的案发现场相一致；其次，经查清的事实表明，上诉人与陈清系邻居，平时关系甚好，经常出入于陈清家，对该房屋及相邻房屋的坐落、朝向、距离、附近的物品等较为熟悉，故关于对上述内容凭记忆的陈述会与实地勘检记录一致；再次，从上诉人无罪供述的笔录中，上诉人称其当晚在案发后救人时有进入案发现场所见，结合平时对该房屋的熟悉，其对案发现场内的物品、摆设、装饰等的陈述自然也会与勘察检查记录一致。

因此，基于上述三原因，上诉人在有罪供述中关于案发现场、案现场周围环境及作案过程的陈述虽在很大程度上能与现场侦查情况有相符之处，但并不能以此作为定其有罪的证据。

（二）关于现场指甲残片方面问题。

上诉人与被害人一家平时关系甚好，上诉人经常去陈清新房子。

二审庭审过程中证人陈僧清证实上诉人与其一同选购该房间的床铺、一起学驾驶证、平时经常泡茶，经常出入该房子，完全有遗落指甲于屋内的可能。

即便是陈珍称其当天有拖洗过房间，仍然不能排除指甲没有打扫出去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指甲在其他时候丢落在房屋的其他地方，在拖洗的时候，粘在拖把或扫把上带入该房间的可能性。

本案的鉴定结论虽然鉴定该指甲的残片系上诉人所留，但鉴定结论没能证明该指甲遗留在屋内的时间和脱离的方式，目前也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有于案发当晚丢落指甲或者指甲有缺损。

进一步详说，上诉人称其于2011年11月5日至2011年11月16日期间，没有修剪指甲，指甲没有残损、脱落。

因此，仅发现有指甲，但并不能证明该指甲是案发当晚因作案所遗落。

其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当晚摔倒，大拇指有擦伤，而在指甲及案发现场中却均没有发现有其本人的血迹，侦查的结论与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不符。

再次，非常遗憾，本案最为关键的证据----现场的指甲残片卷宗当中已无法找到，上诉人关于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的申请唯一的结果只能是“不予准许”。

根据侦查机关的办案要求，诸如指甲这样极为重要的物证，应当妥善保存，不得损毁，即便是做DNA鉴定，也只需要极小的量，不应该把全部的指甲残片全部用于检验。

综合可见，本案一审法院的认定该指甲残片系上诉人案发当晚作案所留，却没有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不能令人信服。

一审法院判决的认定及二审出庭检察员关于此节的辩论意见在极大的程度上是推测，不是实证！鉴于上诉人依法提出的对指甲残片何时丢落在案发现场的补充鉴定申请，事关重要犯罪事实的认定，人命关天，其申请合法合理，不能以指甲残片已不存在及“经咨询，关于遗落时间的鉴定，目前的技术尚无法作出”而简单地“不予准许”。

即便如出庭检察员所说，目前的技术无法鉴定出是何时遗落，则假设该指甲残片还存在而做补充鉴定，结鉴定结论应是无法确定遗落时间，也不能认定该指甲残片是当晚“作案”时所丢落！（三）关于现场指甲残片内侧擦试物残留成份方面的问题。

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与鉴定的结论不一致。

卷宗000178页《刑事科学技术检验鉴定书》可以清楚看出，送检的样品为陈诗芬的血样，曾月女的血样，指甲内侧擦试物。

鉴定的结论为：送检的现场残余指甲内侧擦试物上的斑迹为混合斑，其中不排除为陈芬、曾女所留。

可见，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确定性的鉴定结论，不宜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

进言之，鉴定结论没有排除为陈芬、曾女所留，也没有确定必为陈诗芬、曾月女所留，也没有排除除陈芬、曾女以外的任何人所留。

因送检的样品就是陈芬血样、曾女血样，指甲内侧物，并没有送检别的样品，检测的结论等于没有结论，该结论完全可以解读为“指甲内侧擦试物无法确定为何人所留”！可是，一审判决书（第10页）却把鉴定书的结论断章取义地认定为指甲残片擦试物含有陈芬的DNA 成份。

把“不排除”换成“含有”，其认定是何等荒唐？！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鉴定书的鉴定结论不相一致。

一审判决书第10页还煞有介事地对指甲内侧擦试物为什么只有被害人陈芬的DNA成份而没有被害人陈兰的DNA成份进行好一番精彩的详细分析说明！事实上，从《鉴定书》可见，本案只有把陈芬的血样送去鉴定比对，没有把陈兰的血样送去比对，这样的情况下，怎么会有可能鉴定出有陈兰的DNA成份呢？显然是不可能的！二审庭审过程中，在辩护人多次对该份《鉴定书》的结论进行分析解读的情况下，出庭检察员仍重复一审判决的认定，论证为什么指甲内侧擦拭物只有陈芬的DNA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