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研究》系列之一张学良将军与抗日战争如皋蒋文祥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已经50周年了。
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令人不能不想起中国由十年内战走向一致抗日的转折点——西安事变，更不能不想起虽未亲身参加抗日战争，但却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的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将军。
本文拟就张学良将军与抗日战争做些研究，以此作为不能忘却的纪念。
一、杀父之仇埋下了抗日的种子张学良是东北草莽英雄张作霖的长子。
张作霖出身绿林，靠结帮拉杆子起家，人称“马胡子”。
1916年任奉天督军，以后成为“满州王”，一度曾任北洋政府元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
1928年张作霖在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死，年轻的张学良继父业于危难之中，抚三军于大丧之后，成为主政东北的最高统治者。
杀父之仇在“未至而立，即负方面”的张学良心中深深埋下了抗日的种子。
张学良后来不止一次说到“我恨日本!”[1] “我恨日本军阀!”[2] “可以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本，我父亲被杀，我自己的家庭整个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
”[3] “我对日本非常不满，家仇国难集于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
”[4]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同父亲可以说有特别的父子关系。
我生下来时，父亲头一次打了胜仗，换句话说，我父亲就是因为这个起来的。
”[5] “我很迷信，总感觉父亲与我有特殊关系……父亲很喜欢我，父亲之死使我非常难过。
我现在的生日(6月1日)是假的，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
”“最初我不知道父亲被炸死，部下仅告诉我是负伤，所以我晚了几天才回家。
如果当时告诉我真相，我会立即赶回去。
我一点都不怕日本军，如果他们在杀死我父亲之后再杀死我，我相信一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张学良’出现……”[6]当时为父奔丧的张学良剃去长发化装成士兵混在闷罐车中，躲过了日本人的沿途检查返回到沈阳家中。
张学良拿了父亲的图章，模仿父亲的字体，以父亲的名义把东北的事情都安置好了，才宣布了老帅的死讯，公开为父发丧。
日本关东军当时不知虚实，未敢轻举妄动。
日本政府派外交元老、大帅老友林权助为吊唁专使来沈阳致祭。
林权助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曾在中国做过多年的公使，而且同张作霖有一定的私交。
日本派这样一号人物来作吊唁专使，实际上是想用拉拢的手段，来鼓动刚刚继承父业的张学良维持与南京政权相对立的局面，妄图诱使东北集团成为一个在日本人控制之下的独立王国，以实现其分化中国、控制中国的阴谋。
林权助向张学良正式提出阻挠东北集团与南京政权合作的问题。
林权助说：“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
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
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已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意图，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
”张学良当时的答话极有分寸，也很得体：“林权助阁下，你当然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尊重的。
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
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
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
我想，我们的邻邦并且也是我们的友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张学良在后来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林权助来后再三阻止我与南京合作，我始终没有对他作正式答复。
我躲避，最后他要走了，我请他吃饭，我喝了点酒，后来我想我失言了。
他意思说：‘我同你父亲是那么好的朋友，我自己奉政府派遣来这边，但你始终不答复我。
’当时我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的事情比我自己想的都周到，但是你有一件事没替我想到。
他很惊讶，他说哪件事没替你想到?我说我是个中国人!”“你们日本人刺杀我父亲，我认为他们很糊涂，我父亲当时很愿意和日本人合作。
换句话说，作为我自己，日本人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能同日本人合作呢?有什么法子和日本合作呢?也没法子。
拿句厉害的话说，我父亲那么样子他都被刺杀，那我再那样还不是被刺杀?什么人能跟日本人合作呢?怎么合作呢?当卖国贼?”[7] 正如日本记者松本一男所说：“这位颇有心计的青年，将杀父之仇深深地埋在心底，假装要和日本方面进行妥协，实际上暗中与国民革命军开始来往。
”[8]也就在日、蒋争夺东北的关键时刻，年轻的少帅张学良作出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于1928年12月29日，整个东北三省改旗易帜，同时挂上了青天白日旗。
张学良在其父亲被炸身死后毅然易帜，使日本统治集团惊呼“国难临头”，连较保守的枢密院也惊叹这是“对日本的侮辱”，满州问题大大增加了困难。
这充分证明，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的张学良的这个举动，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我国东北的狼子野心。
二、毁家之恨加深了仇日的情绪关东军暗杀张作霖，使张学良与日本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深深埋下了抗日的种子。
而张学良始终不甘心屈服于日本引诱和压力的民族性格，迫使日本人终于下手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难以洗刷的国耻国难。
张学良杀父之仇未报，又添毁家之恨，还因此而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人们不禁要问：东北失守，不抵抗的责任究竟在谁?现在当然可以看得很清楚，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主要责任在蒋而不在张。
“九·一八事变”前夕，面对日寇重兵压境，恣意横行，张学良曾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南京政府“与日本开战”。
[9] 1931年7月，张学良向在庐山主持会议的蒋介石郑重提出：“东北之安全，非借武力无以确保，吾人自应早为之计。
”[10]张学良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先攘外后安内”，就是一致对外就能安内；而蒋介石却主张“惟攘外先应安内”，表示要“全力剿赤不计其他”。
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于1931年7月22日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
在“九·一八事变”前一个月，蒋介石曾密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望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事变爆发后，蒋又再次致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扩大事态，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
”[11]张学良完全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和国际联盟出面“和平解决”这一“地方事件”。
他对日本没有作任何军事上的应战准备，当然也应负有一定责任。
这年6月，他调集20万大军击败附汪反蒋的石友三，这时东北形势已十分危急，王以哲多次建议他回师沈阳，但张学良不予理会。
“九·一八事变”当晚，驻节沈阳的主力只有王以哲一个旅。
结果在不抵抗政策之下，东北是拱手让人。
“九·一八事变”使张学良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政治上，他替蒋介石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黑祸；军事上，更是损失惨重，号称50万的东北军，事变后陆续到关内的不足30万，在国内首屈一指的东北空军在“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消灭殆尽。
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割据一方的东北地盘，使东北3000万父老乡亲沦于日军的铁蹄蹂躏之下。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背着沉重的包袱，受到全国人民的责难，最使他难堪的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黑锅。
他曾对人说过，这是汪精卫给他起的，“世界上哪有不抵抗而成为将军的呢?!真是莫大的讽刺，比挖祖坟还厉害。
”[12] “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个人担负，就算是我一个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国人皆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致抵抗才是!”[13]他对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记者说：“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帐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
”[14] 他当时认为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那样做对日本也不利。
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使对张学良说，他不知道部下发动这次事变，否则他一定会压制不准。
关东军炸铁路，本庄赶回沈阳，情势已无法收拾。
他把张在沈阳的家私装了两节车厢送到北平向张示好。
张学良对他的部下说：“日本人通知我接私产，却为什么不通知我接沈阳，接收东北?难道我张学良是为了自己家产丧失而愤慨吗?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
”[15] “我和他已是敌人，我要他立刻拉回去，否则我会把它烧了。
”张说：“要还，还我东北。
”[16]国难家仇集于一身的张学良，他要雪耻，他要雪国家民族之耻，也要雪个人之耻。
“九·一八事变”一爆发，日本新闻媒介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凭空捏造有关张学良的种种桃色新闻，向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展开人身攻击。
他们大肆造谣说，张学良不仅在北平六国饭店于九·一八当夜与女影星胡蝶共舞，而且过从甚密。
并不惜版面，在报纸显著位置刊登胡蝶玉照，把张学良与胡蝶的大名赫然并列报端。
而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人云亦云，更使谣言长上了翅膀。
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曾登了一首打油诗挖苦张学良：“赞助革命丢老爸，拥护统一失老家。
”而最轰动出名的要算马君武教授的政治讽刺诗《哀沈阳》二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据张学良部属何世礼回忆：“至于九·一八之夜，竟传汉公与胡蝶共舞，则确属诬捏之词。
盖当夜乃为辽西水灾筹款演戏(由梅兰芳主演《宇宙锋》)，汉公亲临鼓励捐款，并邀先父母作客，且请英大使夫妇作陪，均坐同一包厢，世礼则随侍左右。
至10时许，忽见其副官处长汤国桢(或系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来报，请接沈阳电话，汉公嘱其代劳。
旋又来告，谓荣臻参谋长必须其亲自接听，汉公方离席，且一去不回，亦无任何交代。
先严以其毫无礼貌，非常不快，讵翌晨见报，始知发生此不幸大事。
”[17]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虽然错误接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在对日态度上与蒋却有根本的不同。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群情激愤，强烈谴责不抵抗主义，纷纷要求对日作战，这对张学良是极大的刺激。
1931年12月7日，张学良在致北平各学校的通电中称：“学良服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
”他始终怀着坚定的抗日决心，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坚持抗日斗争的人们给以不同形式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