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义利观和价值取向(6684字)1.荀子的义利观义利观,即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它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利益与道德谁决定谁的问题;二是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的问题。
荀子的义利观普遍存在于他的思想中的各个方面。
荀子批判继承了以前儒家的义利思想,对“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做出了合理而富有创造性的回答,尤其是在其义利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荣辱之大分”的道德价值观,直到今天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节以荀子的义利观中最基本的问题——人性和礼制进行分析。
1 .1 荀子义利观的理论来源荀子的义利观来源于他所身处的时代背景。
荀子生活的年代在战国七雄鼎立之势渐衰,秦国统一大势渐成之时。
中国历史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到诸侯争霸行将结束之际,百家争鸣中形成的主要思想也已明朗化。
荀子批判性地吸收了各家各派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的优秀观点,将其调和在一个思想体系里。
他的学说主体部分源于儒家,同时也受到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深刻影响。
荀子是先秦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人有“欲利之心”的本性及物质之“利”在社会伦理生活中存在的合理性。
性恶是人们追逐“利”的根本原因。
他还说,“利足以生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肯定了物质之“利”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好利”是人生而有之的,因为“人生而有欲”。
虽然欲利之心人皆有之,然而社会财富是有限的,人的“欲利之心”是无止境的,所以必须加以引导和规范,否则会“乱”,正确的引导方式就是“礼义”。
与孔子、孟子有所不同的是,荀子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更加强调的是礼治与法治的结合。
由此可见,儒家学说的理念已经从理想主义、道德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
显然,荀子的这种转变顺应了战国时代特殊的历史发展趋势。
1.2 礼义的目的“礼”在先秦时期是作为一种尚未法律条文化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其基本作用为:“明分使群”、“度量分界”及使“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就是作为维持封建秩序的依据。
“义”则是内化的“礼”,体现在人的思想道德情操上。
“凡礼义者,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在这里指明,礼义是人的社会属性,通过“伪”形成的,而不是“生于人之性也”。
“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针对人性“恶”的问题,生于“圣人之伪”。
礼义的目的在于“养人之欲”,使欲物“相持而长”,也就是使“欲”、“义”、“利”相协调,解决物质与欲望之间的矛盾,也是为了避免人性恶而造成的社会矛盾。
1.3义利孰轻孰重在“义”和“利”的关系上,荀子在批判继承了孔子、孟子和墨子的义利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以义制利,义利统一”的义利观。
荀子认为人既有好利的本能,也有好义的本能。
从个人方面来讲,“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从社会角度来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因此荀子的态度是义比利重要。
但“利”是本,是人生存的必要,是国家经济之体,也是满足欲望的实质。
荀子从他的性恶论出发,极力反对先前儒家“不言利”的思想,他的富国论中就强调“利”的重要作用。
对于义利两者,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不能只重利轻义,也不能只重义轻利。
在荀子看来,对待利欲必须有所节制,“以礼养情”,“以义制利,义利统一”,这样才能使人类社会“群居合一”从而使社会安定有序,这正是“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荀子的义利观既不同于纵欲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又不同于禁欲主义和寡欲主义,主张在“以义制利”的前提下实现义利的“两得”。
尤其是荀子的义利观同公私观紧密相连,“以义制利”实质上就是“公义胜私欲”。
1.4礼义的社会作用荀子义利观的核心,是要通过“礼”界定各自阶层应得的“利”,而不是顺人之性情去纵欲逐利。
基于“明分论”中对于社会职能分工的划定,强本之“利”须得在地主阶级的统一管理之下,也就是遵从“礼”的规范之下方能受用。
地主阶级是社会的统治者,只有通过“裕民之政”(即施舍与贫苦大众而又必对其有所求的“慈悲心怀”),“民”才能富,民富则国强。
“民”要根据“礼”所规定的内容进行有限度的享受,履行孝悌之义、忠君之义。
如此,则社会秩序将井井有条,封建经济在这个层次分明的结构下会健康地发展(天下之“大利”),进而满足每个人的“利”。
如何将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引入社会控制之中,荀子也为我们想好了出路,那就是“相持而长”的思想,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时,务必提出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实现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由此可见,荀子想通过礼义达到规范人民行为、维持封建秩序的目的,(1)可见其对制度和道德是相当重视的,也是有历史进步性的,但未免过于夸大了礼制的作用。
(2)礼是等级制度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了权贵的意志。
因而,荀子向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的转变,代表着儒学中人民性的丧失,体现了儒学作为贵族文化的系统化。
1.5义利观的总体结构荀子义利观可以总结为:“性恶”——“礼”——“义”——“利”,从起始端的“性恶”到末端的“利”,二者是具有因果关系的,也具有一致性,中间的“礼”、“义”是实现二者“相持而长”的最佳途径。
“相持而长”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
这个公式与先秦法家学派义利观所不同的是:法家将中间“礼”、“义”的作用由法制来担任,因此可以看出,荀子对于社会控制手段的选择更偏重于制度以及思想道德方面的约束。
2.荀子的价值取向2.1荣辱观什么是荣,什么是辱,不同的道德价值观会做出不同的回答。
荣与辱是荀子用来评价人们道德行为的一对伦理范畴,是其义利观的具体体现,荀子用人们对待义利的态度来确定人们行为的荣与辱。
荀子说,“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
是荣辱之大分也。
”可见,荀子把是否合乎封建社会的礼义纲常作为区分荣辱的主要标准,把荣辱同人们的道德品质联系起来考察,认定“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之来,必象其德”。
他认为只有合乎礼义法度、遵循社会秩序的品德和行为才是善的,反之是恶的;只有按照国家的礼法办事、“以义制利”,见义勇为,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行为才是光荣的,反之是可耻的。
同时,荀子并没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他吸收了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思想,坚持“义利两得”、“以义为上”,反对离义谈利或言不及义的行为。
荀子又进一步把荣辱区分为义荣、势荣和义辱、势辱,他说,“故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
有势辱无害为尧,有势荣无害为桀。
义荣、势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势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
是荣辱之分也。
”在这里荀子重视“义荣”而轻视“势荣”,突出“荣”的道义价值,具有合理的进步因素,以至于成为后世进步思想家用来抨击腐败风俗的思想工具。
2.2自然观2.2.1自然关系荀子“立足于现实看待天人关系问题”。
他对天这一概念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他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照耀,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真以成,不见其事而视其功,夫是之谓神,皆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在这里,荀子认为天是自然变化的现象。
荀子认为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会因为人而消失或改变,“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而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而辍广。
”他这一客观认识决定了他认为人是天的主体,天应该也本该为人服务。
荀子在强调“天”有自身规律的同时,又强调人虽然也和天一样属于自然,但人与万物不同。
他对人的本质及与万物的区别作了客观的分析:“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牡牡而无男女之别。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不大于礼。
”这两段论述,十分科学地阐释了人与万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结成彼此相互依存的社会,并能按照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自然形成社会分工,能主动地遵守人为的社会道德规范“礼”。
荀子强调“人定胜天”,肯定人的能力,高度重视人为,强调人为天下贵。
人为天下贵,完全肯定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
认为天干预不了人事,也不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
人不必畏天,相反,天应该为人服务,人可以“制天命而用之”。
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
……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意思是说,人间贫、富、祸、饥,不在天,而在人自身,人只要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则天不能使人贫穷,相反,如果生产荒废而又奢侈,天也不能使人富裕。
还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
”所以荀子不是简单的“天人相分”论者,而是“天人有分与合一”,“坚持了辨证的天人合一观”。
他“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奋发有为的精神面貌,是他自然观中最重要的部分,从而把先秦唯物主义自然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2.2.2形神关系在“形”、“神”关系问题上,荀子发展了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出发,提出了无神论思想。
他指出:“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谓之天情。
”又提出:“生、形与知处也。
”较客观地揭示了精神与形体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
同时,他又对产生“鬼神”的原因进行了近似科学的说明,指出:“星坠,木鸣,国人皆恐。
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荀子“天人之分”、“制天命”、“无鬼神”、“形神对立统一”等思想的提出,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划时代的标志,而且也宣告了先秦时期“天人关系”论争的彻底终结。
总而言之,在天人关系上,因为“人具有禽兽所没有的仁义”,所以他们都认为“人最为天下贵”,并且“始终立足于人为,把人看作是主动的一方,主体的一方,把发挥人的自觉性、能动性看作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从孔子“知天命而畏之”到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先秦儒家士人逐步肯定人具有超越万物的能动性,强调人应积极进取,利用自然的必然性实现人类的目的。
这一思想,体现了当时社会新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对自身主体性的充分意识。
2.3君臣观荀子身处战国末期,当时社会政治的发展表现出统一的趋势。
政治上的统一又要求思想上的统一,所以君臣观不能不受其影响。
适应时代需要,荀子对这一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荀子强调臣要忠君。
他将“忠”分为四个等级即大忠、次忠、下忠和国贼:“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减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