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安机关对“零口供”规则的运用
摘要：口供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获取口供也是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

”零口供”规则不是要求排除口供，而是强调合法取证，全面取证，不轻信口供。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是”零口供”规则的精髓，防止刑讯逼供是”零口供”规则的重要作用，巧妙地运用口供破案是优秀侦查员的素质。

关键词：侦查；口供；沉默权
“零口供”是一个极其具有中国色彩的词汇。

由于外国普遍所奉行的是”沉默权”（”the right of silence”）制度，所以在英语中找不到”零口供”对应的翻译。

有学者将其翻译成”obsence of confession”，或者”obsence of accused oral statement”即简单地将其理解成”排除口供”，”不要口供”。

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对”零口供”的误解。

公安机关在侦查讯问中绝不能忽视口供作用，而应该正确理解并运用”零口供”规则。

本文将试作分析：一、口供在公安机关侦查工作中的作用
口供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形式，曾经被称为”证据之王”。

在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工作中更是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
第一，口供是法定的证据形式。

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把口供作为刑事诉讼中法定的证据形式，使得口供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中都发挥着非常大的证明作用。

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口供被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法定的7中证据形式之一。

第二，口供是唯一可以串联”七何”要素的证据。

这七何要素
是”何时、何地、何因、何果、何物、何人、何事”，其它证据形式如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都不能串联起整个”七何”要素。

而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有可能解决”何时、何地、何物、何人、何事、何果”，但它解决不了”何因”的问题，被害人、证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分析来推断”何因”，但跟言辞证据不能带有主观推断的原则，被害人、证人主观的判断不能作为法定的证据。

所以”何因”只能由犯罪嫌疑人自己供述，其它的言辞证据不能予以证明，其它的物证又显得证明力不足。

二、”零口供”规则不等于沉默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
沉默权，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侦查人员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保持沉默、拒不回答的权利。

由此可见，尽管”零口供”与沉默权在理念上的确有一些相通之处，但是，”零口供”并不等同于沉默权。

”零口供”要求侦查员在工作中弱化、淡化口供的作用，将被告人在侦查机关做出的有罪供述视如无物，其核心是司法机关对被告人口供的态度问题。

而沉默权是要求被告人面对犯罪指控时不应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无罪
的责任，可以保持沉默，拒绝回答司法人员的讯问。

三、”零口供”规则对获取口供的要求
对于”零口供”规则，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归结为”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据之一，我们不可无视其存在，彻底否定其价值，这既有悖于法律规定，也有悖于司法证明的规律。

过分依赖口供极易导致刑讯逼供，并造成冤假错案的产生。

要有效地遏止刑讯逼供，司法人员首先就要转变办案观念，就要努力克服”口供中心主义”。

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应当通过综合分析口供，得出其是否可信的结论。

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利用包括口供在内的所有证据资料，保证在司法过程中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

因此，对待口供的正确态度应当是在排除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存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其客观性予以评价，排除其中不可信的成分，大胆适用具有较高可靠性的口供，这也正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真正内涵。

四、正确理解并运用”零口供”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是”零口供”规则的精髓
尽管口供在刑事侦查阶段对帮助破案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但其也有一定的弊端。

在某些时候它可能误导侦查人员决定正确的侦查方向。

如果犯罪嫌疑人作伪供，侦查人员又信以为真，就会导致公安机关浪费相当多的侦查资源，影响诉讼效率。

口供的直接性和完整性使得侦查人员容易过分依赖口供，导致取证工作滞后，也使其主观判断受制于口供，不利于正确查明案情。

因此，”零口供”
规则可以理解为对办案人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重视合法、完整地提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又需要对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形式进行深入调查取证，还需要综合分析各种证据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改进”唯口供是尊”的僵化的刑侦工作方式。

（二）防止刑讯逼供是”零口供”规则的重要作用
在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刑讯逼供的观念根深蒂固，原因就在于酷刑下的许多招供是真实的。

在”零口供”规则被提出之前，受传统司法习惯的影响，办案人员往往容易对口供产生依赖，所以，也产生了”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说法。

于是，办案人员把很多精力都放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上，在办案过程中形成”口供中心主义”状态。

而这种”口供情结”，很容易导致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产生冤假错案。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也为了更好地维护人权，”零口供”规则应运产生。

实行”零口供”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办案人员的业务水平，提高办案人员收集判断其他证据的能力，同时克服司法人员的”口供情结”和对口供所产生的依赖心理，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三）巧妙地运用口供破案是优秀侦查员的素质
长期以来，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公安机关仍在沿袭”摸底排队、确认重点犯罪嫌疑人、突击审讯获取口供”的破案方法。

在这种侦查模式下，侦查人员往往是通过一定的相关证据说服犯罪嫌疑人交代罪行，然后再围绕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进一步搜集和固定证据，
反过来验证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这样就导致了口供不仅是据以定案的七种法定证据之一，而且是引导获取其他证据的重要途径。

获取口供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审问犯罪嫌疑人一直是侦查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一个优秀侦查人员所具有的素质。

在侦审分离的时代，侦查员和预审员有着分工的不同，使得审问犯罪嫌疑人而获取口供同采取其它侦查措施而获取其它证据的分离，影响了口供和其它证据形式的证据相互印证。

”侦审一体化”后，侦查员负责了一个案件全部证据的调查和收集工作，就方便了侦查人员对他所获取的不同证据的分析和佐证。

所以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侦查人员，必须努力培养自己超强的获取口供的能力。

从口供中寻找获取其它证据的条件，从其它证据来印证口供，帮助获取真实的口供。

充分利用口供和其它证据形式证据之间的联系，从而迅速破获案件，尽快移送起诉。

五、结语
中国的”零口供”规则是一个带有西方”沉默权”的某些色彩，又绝对不同于”沉默权”的规则，这一规则要求公安机关在侦查办案过程中不仅要树立合法获取口供的意识，坚决反对刑讯逼供，还要培养善于获取口供、合理运用口供的意识，在实践中不轻信口供，也不盲目排除口供。

鉴于中国的”零口供”规则丰富的内涵，笔者建议将其简单地翻译成”the rule of zeroing oral statement”,以免在对外的交流中引起误解。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环境下”零口供”规则是一个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诉讼规则，公安机关的侦
查人员在工作中应该正确理解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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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家弘.从相似到同一--犯罪侦查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刘娜（1985-），女，辽宁沈阳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郑阳（1985-），女，陕西西安人，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刑法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