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4期（管理研究）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作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的代表，梁启超在少年时代接受了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渊源；又在青年时代沐浴欧风美雨，受到了日本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古今中外各种学术思想集于一身”的基本特征。
梁启超深刻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新生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文化课题，也是一个与民族命运攸关的政治课题。
面对历史和时代的课题，他作出了解答。
1900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中西文化“结婚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种文明。
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
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种文明结婚之时代也。
吾欲我国之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三大典。
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这种以中国文化为根本，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参考的文化结婚论，贯穿了梁一生的思想实践。
他采纳中西各种学说，熔铸服务于启蒙新民、爱国救民的价值宗旨，在这样的文化姿态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文化等都被梁启超纳入到自己的思想视野里，从而成为其文学启蒙思想建构的丰富资源。
梁氏文学启蒙思想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中国文学尚用的传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长期以来，文学作为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教化工具，是为社会秩序的巩固服务的，并扮演着政治、伦理、道德的发言人角色。
对于梁来说，他自小接受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渊源，中国文学的教化传统使他耳熏目染。
在古代中国，文学的“教化”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启蒙，文学在主观与客观两方面都是统治和进行社会启蒙的工具。
重视文学的现实功利，是中国文学的真正传统，这对梁氏文学启蒙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潜在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是对古代教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虽然这二者的结果和出发点是不同的，但在重文学、教育人的功能方面却如出一辙，都有着鲜明的功利目的。
梁启超的文学启蒙与古代教化传统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
古代文学提倡的是能“兴观群怨”，能“授之以政”，文学乃是“经国之大业”，有“正人心”、“变风俗”，即“救世”的功能，这成为古代文人从事文学事业的动力和价值目标。
到了梁启超这里，文学的内容、目标虽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对于改变人心的功能性认识并没有根本转变。
梁认为文学是指引国民前进的灯塔，是改造国民性的利器，是唤醒昏睡国民的惊雷，总之，是启蒙的最佳方式。
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有“传世之文”和“觉世之文”的区别，但他显然更倾向于对“觉世之文”的认同，“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
”他为文求觉世，而不求其能藏之名山，传之不朽，“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一百世之后世也，应于时垫发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
”追求文学的经世致用价值，使梁牺牲了古人的立言的价值取向，这种致用的文学观是与教化文学一脉相承的。
然而，这种尚用的文学观体现为具体的功能时，梁的文学启蒙却与教化传统有区别，它显然有着更为现实化的政治目的和理想，“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于国民智识与能力”。
因此，以新民为第一要义的政治目的，使梁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不同于教化传统。
首先，梁虽然倾向于强调文学的教化，但他又区别于古典文学中注重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是强调新的政治意识的启蒙，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来改造国民的品质。
其次，强调“新民”，使梁能够从文学与民众的关系中思考文学的价值功能，因而不知不觉地把一种新型的读者接受引进了文学的过程，使他在认识文学的教化功能时，也考虑到了文学自身之所以教化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学的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结合起来。
如他之所以大力鼓吹小说，是因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的审美感染功能，而正是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启蒙教育得以很好地实现。
这一认识虽仍追求文学改造社会的终极目的，但他意识到了文学潜移默化作用于人的心灵的过程，这显然比传统的认识更符合文学的本性。
梁强调的是作用于心和品质。
可以说，为了“新民”的重任，使梁把传统致用的文学价值代教化传统的继蒋志刚**[作者简介]蒋志刚，湖南女子学院党委组织部讲师（湖南长沙410011）[摘要]作为中西文化“结婚论”者，梁启超以中国文化为根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吸纳与扬弃，中国文学“尚用”“教化”的传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其“文学工具”论建构的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为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思想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文学启蒙；影响62承，同时也有了新的发展。
除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也为梁的文学启蒙思想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梁自小熟读“四书”及《诗经》。
蒙学阶段一过，即踏上科举道路，习帖括之学，练训诂辞章，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古代先贤的经典论著多已烂熟于心。
拜师康有为后，他得承师传，其为文学最致力处当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
梁在《三十自述》中说他在康有为万木草堂，每天必上的功课是读《宋元明儒学案》、《三十四史》及《文献通考》等书。
不仅如此，梁还参与编撰或有幸先睹了康氏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三部巨著。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对他的浸润。
然而，梁并未满足于单纯地接受掌握传统文化，而是从启蒙新民的价值目标出发，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扬弃与选择吸纳。
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明末以来启蒙精神的感召。
明末清初，以李贽、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家，就以批判宋明理学所极力维护的君主专政制度和伦理纲常为重要使命，主张“经世致用”，提倡面向实际，注重实证的求实学风。
鸦片战争以后，首先出现了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经世实学派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批判思想，他们对中世纪封建蒙昧主义的批判，上承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下启近代新学之风，对以后的洋务派、维新派、甚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梁氏曾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者，大率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开辟了道路，由于“中体西用”思想的局限，它很难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启蒙作用，但它促进了西学的广泛传播，从而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冲击，并为近代思想启蒙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基础。
19世纪70-80年代，早期的维新思想家，在政治上提出了“君民共主”的主张，在经济上主张“以商为本”，进而又宣传“天赋人权”的思想，也为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作了准备。
而这些启蒙先驱者的学说和思想，正是以梁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掀起中国第一次文化启蒙运动高潮的最初动因。
其次，对传统哲学的吸收。
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从梁的哲学渊源来看，他是陆、王学派的忠实信徒。
梁从青年时代起，“修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康“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之梗概。
”梁惊叹其学之新颖、高深、税利、明快，顿时拨去心中迷雾，“自是决然舍去旧学。
”此后又生崇拜之情，称他为“千古大师”，盛赞“晚明士气冠绝前古者，王学之功不在禹下也”。
于是，阳明心学便成为他强大的精神资源。
梁学涉中西，对中西文化采取双重认同态度。
在中西文化的对话中，梁借用了阳明新学提供的理论平台和思想工具，用王阳明“六经注我”的思维方法，把西学融进传统经学体系之中。
梁受到日本道德和政治不平衡的感悟，将“吾祖宗遗传因有之旧道德”，即阳明心学，当作新国民道德的一个要素，并提出“正体”、“慎独”、“谨小”三个纲领。
他还认为苏格拉底、康德黑格尔是与王阳明“桴鼓相应，若合符节”的，所谓“泰东之姚江，泰西之康德，前后百余年间，桴鼓相应，若合符节。
”并把康德、黑格尔的道德主义与阳明心学调和为一。
以心学作为沟通中西思想的工具，在《新民说·论自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他主张发挥“血归自得”、“独立不惧”、“人定胜天”、“克己复礼”的精神，立大志胆识，树信心勇气，去人心中奴隶，在心学的思想范围领域内，把西方和传统的思想观念阐述得淋漓尽致。
而阳明心学突现主体的立场，对主体作用的无限夸大，尽管会导致主观的唯心论，但却为个性主义的张扬奠定了哲学上的合法性，作为陆王信徒的梁之所以能形成敢于冲破罗网，勇于否定旧事物，接受新事物的思想锋芒和启蒙精神，很大程度上也都受到这种叛逆性传统的灵感。
阳明心学对梁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梁在关于小说作用的论述中，不仅认为“小说为国民之魂”，还认为“小说可以支配人道”，并且把小说的堕落作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
社会的治乱均因小说的原因，这些论述皆出自他的“小说救国论”。
他的小说理念实际上是只凭主观意志即可决定客观世界之变化，有形而上学和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倾向。
可以说这与他从阳明心学继承来的主观唯心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作为文化拿来主义的积极实践者，梁对于两晋之间传入中国的佛学也有极大的兴趣。
佛教所宣扬的“众生平等”、“涅磐新生”，佛理中的感悟思辨，都被梁吸收到启蒙新民思想构建之中。
1902年，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论述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时，就借用了佛教禅宗的术语，同年，他还推出了《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阐述了佛教的六大优点。
由此可看出，他力图将佛学纳入其整个文化建构中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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