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启蒙思想中的西方文化资源摘要：作为晚清启蒙运动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在西学上主张“拿来主义”，将西方文化中的精髓源源不断地介绍给国人。

西学对梁氏影响最大的主要表现为进化论与民约论，而这也成为其启蒙精神的具体表征。

关键词：梁启超；西方文化；进化论；民约论
中图分类号：k201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69-01
曾有论者指出：“在二十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外来先进思想理论，都构成了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与实践的资源。

”作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领军人物的梁启超，无疑，是这些外来先进思想的最初受惠者和传播者，而这些新型的价值意识和思想准则，则为其文学启蒙思想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营养补给。

梁曾经说过：“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无限制的输入中国。

”在《饮冰室合集》中，梁介绍评说的欧美、日本、印度等国世界级的文化名人达五十多位。

从古希腊的经典学说到英国的经济学，从法国的民主理论到德国的哲学流派。

梁都作了生动的描绘与评议，内容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法学、伦理、文学、逻辑、地理、教育、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

作为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梁曾不遗余力地宣传欧洲启蒙精神的核心内容和价值取向。

尤其是1901年至1903年，他以翻译为手段，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广泛地宣传介绍
以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塞、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康德、达尔文、边沁等人的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和学说。

其核心，正是理性至上、自由平等、民主政治、主权国家等思想原则和发展进化、功利主义、乐观主义等启蒙精神，而他自己所阐述的社会理想、宪政理论、民权理论、新民学说、进化史观乃至文学革命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文学等思想，以及开民智、新民权、倡自由的种种努力，也都是与西方启蒙精神相一致的。

仅在1902年，梁介绍和论述西方学说的文章就有《政治经济学摭言》、《格致学沿革者略》、《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论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志学说》、《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志学说》、《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等多篇，范围极其广泛。

具体说来，西学对梁氏影响最大的表现为两论：一是科学上的进化论，二是政治思想上的民约论。

一、进化论的影响。

自严复译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及达尔文学说的信奉者赫胥黎的《天演论》之后，进化论对晚清社会主生了深远的影响，梁对此作出了评价：
近四十年来，无论政治界，学术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绝大变迁，视前比数千年，若别有天地者然。

竞争也，进化也，务为尤强，勿为劣弱也。

凡此诸论，下自
小学校之生徙，上至各国之政治家，莫不口习而心营之，其影响所及于国与国之关系，而帝国政策出焉。

于学与学之关
系，而综合哲学出焉。

他日二十世纪之世界，将为此政策此哲学所磅礴充塞，而人类之进步将不可思议，此之风潮，此之消息，何自起耶？曰起于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丰九年）。

何以故？以达尔文“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出版于是年故。

至于对梁的文学启蒙观，进化论产生的显著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梁树立发展的历史观，批判今不如昔的复古主义，反对厚古薄今的观点。

他在《饮冰室诗话》中指出：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

余生平最恶闻此言。

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事,固不待蓍龟。

即并世人物,亦何邃让于古所云哉。

其次，梁用进化论的观点，分析论述中国文学的发展，肯定了白话文学的兴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他在《小说丛话》中说道，“文学之进步，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

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

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
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左证。

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

……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

可以故？俗语文学之大发达故。

”
二、民约论的影响。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基础。

梁于1901年发表了《卢梭学案》，对卢梭生平及政治学说，特别是《民约论》的主旨，作了详细的阐述。

卢梭的民约论宣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理念，其中心内容为“天赋人权”，人们生下来就有平等自由之权，梁认为，此等权利，即使父兄亦无权予以剥夺，他说：“彼儿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权，而此权，当躬自左右之，非为人妇者所能强夺业。

”“盖以为民约之为物，非以剥削个人之自由权为目的，实以增长竖立个人之自由权为目的者。

……了约之为物，不独有益于人人之自由权而已，且为平等主义之根本也。

”
在《新民说》、《自由说》等一系列文章中，梁宣传和赞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

在提倡民主自由的同时，梁还以此为思相武器，对中国数千年的专制制度尤其是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他认为中国的政治落后，就是因为封建专制制度剥夺了人们的民主自由权利，摧残了人们的自由平等观念，他愤怒地将封建统治者称为“民贼”，并指出：“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皆为保护一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

”故而，梁号召人们去打破封建专制制度，他说：
我辈实不可复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我辈实不忍复生于专制政体之下。

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

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

我不愿与之共立，我宁愿与之皆亡！
显然，在民约论的影响下，梁已具备了启蒙思想家的风范和气度，而表现在文学上，梁所发表的大量政论文无一不是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精神的张扬和阐释。

例如梁著名的《自由书》就是从侧面来阐发资产阶级的这一观念的。

总之，梁以海纳百川似的气魄，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源源不断的输入，而这些外来的精神食粮也无疑成为其启蒙思想构建的宏富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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