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提问者心中早有问题答案“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据说这是不久前驾鹤远去的钱学森先生为中国人留下的设问。

最近这些日子,这个设问以“钱学森之问”的名称流传开来,成为许多人试图解答的命题。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颇有点类似古希腊神话中人面狮身女妖提出的“斯芬克斯之谜”:什么动物走路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而腿最多时最无能?其实提问者心里有着明确而实在的答案,只不过不愿说出而已。

据报道,2005年温家宝看望钱老,钱老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的大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造成人才“冒”不出来。

不过,人们不太注意钱老此前还有一段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就凭这个感慨,我们就可以断言,在钱老心中,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何以人才辈出、群星灿烂,而在随后“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的时期何以日月不光、山岳潜形,是有着清醒意识的,换言之,所谓“钱学森之问”是钱老的自问自答,胸中早有现成的答案。

钱老是绝顶聪明的人,以他接受欧美现代教育而成为杰出科学家的教育背景,他不可能不明白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生前对人们一再强调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自由探索的经历,说明他对于造就科学大师——更宽泛些,造就大学者、大思想家——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亲眼目睹了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独立意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失语到覆亡、再到新一代鹦鹉学舌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过程,而他本人也在“科学为政治服务”那种咄咄逼人的政治氛围中,有违科学家的基本修养、写下那为后人诟病的“科学帮闲”文章,他不可能不明白,对杰出人才的致命戕害来自何方。

以钱老本人那非同寻常的亲身经历,他不可能不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受到当局的一贯重视,成就一世的辉煌,虽历经一次次洪涛巨浪而安然无恙,风采依旧,而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代人那样遭受灭顶之灾,正是因为他所从事的科学事业不仅与政治少有纠葛,更重要的是,他在自然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变成了政治家宣扬文治武功的资本。

很显然,集高度智慧和独特经历于一身的钱老,在来日无多的晚年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过是委婉地提醒当局,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前提下,现在是解决人才培养问题的时候了。

为何不允许杰出人才“冒”出来?时下流传的“钱学森之问”,原来是这样一个问题: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本来不是问题,而是事实陈述。

作为自然科学家的钱老,他的谈话——“钱学森陈述”——涉及的是现时大学教育在培养自然科学杰出人才的缺陷,涉及面很狭窄。

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不仅没有培养出杰出科学研究人才,同样也没有培养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而大科学家与大学者、大思想家,所赖以涌现的土壤是相同的,这两类杰出人才的出现犹如一对连体婴儿,是相偕而来。

一个不能长出杰出科学家的土壤,同样也不会生长出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反之亦然。

也许是基于这样的现实,人们才将“钱学森陈述”转变为一个设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在表达方式的变化中,“钱学森之问”已经扩大了“钱学森陈述”的内涵。

不过,即使扩大了内涵,这个提问还是存在严重缺陷:如果仅仅从技术操作层面追问人才为何不能“冒”出来,担当培育人才的各级学校无疑是难脱干系、难辞其咎,但如果从教育制度所依存的整体社会环境来思考,恐怕不能简单地止步于对大学环境乃至教育制度的质问,因为学校——从小学到大学——的运行模式乃至整个教育制度,都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在国家意识形态决定和支配教育运行方式的前提下,教育部是直接主事者,而学校只是教育部管辖的行政部门之一;在学校从根本上没有自主办学权的情况下,仅仅追问学校的责任,这就像旧社会的大家族里,对一个没有管家权的小媳妇发问“为何没有管理好家族事务”一样文不对题,一样怪异荒谬。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所谓“钱学森之问”,更精确地表述应该是:为何不让杰出人才“冒”出来?亚里士多德已回答此问题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做了回答。

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化思想的创造需要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真兴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足的闲暇(时间之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如果一个时代出现这三个因素重合的条件,则将形成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

而历史的怪异逻辑是,这三种因素叠合的情况实在是少之又少。

从生物学角度,潜在的天才人物在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真正的学问爱好者从来不乏其人,然而,即使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兴趣也很容易被引向歧途,偏离学问之境。

以中国的历史实际而论,天然存在的庞大人口数量,是天才人物永远存在的基础,但中国社会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文化实用主义(所谓学以致用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决定了对形上思维的欠缺,而两千余年间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学而优则仕”,更将绝大多数才智之士的兴趣吸引到了官场。

唐太宗看到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鱼贯而入,志满意得地慨叹“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时,“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天下英雄”实际上已经在体制上和思想上沦落为“食君俸禄,为君分忧”、“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的奴才。

儒家所谓“修齐治平”的“治人术”成为士大夫阶级“学问追求”的核心内容,注定了学者的心灵与“非人事”学问的隔膜,“仰望星空”、追求为学问而学问成为不可能之事。

在我族传统思维上,一切不以“升官发财”为依归的智力活动都被视为“不务正业”,一切自然技术研究成果都被贬斥为“奇技淫巧”。

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蜚声世界学坛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产生”的为题,被称为“李约瑟命题”。

“李约瑟命题”在本质上与“钱学森之问”乃是异曲同工,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

陈独秀分析中国社会的传统思维特点时指出:“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实际上从一个重要方面早已回答了“李约瑟命题”。

“黄金屋”、“颜如玉”、“车马多如簇”的官场诱惑力对非功利的纯学问的兴趣的销蚀,从一开始就阻断了杰出人才走向学术研究与文化思想事业的途径。

试看今日官场如何“潇洒”地挥霍国民财富,再看如今国人如何聚谈官场现状则为之痛心疾首、切齿为恨,独处观望则心向往之、垂涎三尺,恨不能那“好事”立刻落到自己头上,我们就可以明白国人的兴趣何在了。

在一个读书人看到官场荣华则黯然神伤、自惭形秽,或情不自禁发出刘邦式的“大丈夫生当如此”慨叹的社会,读书人对学问的兴趣很容易被更强大的竞争者压倒。

对于杰出人才的成长,思想自由简直就如同空气与水分对于生命一样重要,然而,思想自由绝非每一个群体和每一个时代都能提供。

在我族两千余年皇权专制社会的历史上,“思想自由”是与“无父无君”一样被视为怪异可怕的名词,只有两个时代是例外,一是春秋战国之际,一是清末民初。

这是两个政治上非常态的时期,但又是真正称得上群星闪耀的时代。

这两个时代的相似性在于,数十年时势演变孕育的杰出人才,如灿烂星河的群星一时间布满天空,但旋即随着思想自由的消失而归于消失。

钱老慨叹: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再次印证了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现象:“国家不幸诗家幸”,即大一统政权与思想自由的不两存。

解决这个难题的理想途径是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保障公民的权利。

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群体在随后时期不得善终,相反遭受灭顶之灾的事实,可以使我们明白思想自由对于杰出人才成长的意义。

在思想不自由的环境中,不惟新的学术大师不能出现,就是已经卓然而立的学术大师也不能正常存在。

这样的实例俯拾即是。

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上,陈寅恪是公认的学术天才,从青年时代就坚持“读书不为他人忙”的学术宗旨,深知思想自由乃学术研究之根本要素。

1953年底,他的学生汪篯南下广州,劝请他北返就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氏提出的条件是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随后更以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重申早年所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表达的主张:“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然而,在领袖思想笼括一切真理的新天地中,陈氏只能徒叹奈何,晚景凄凉。

汤一介教授面对人们给予他的“哲学家”称号敬谢不敏,认为其父汤用彤一代许多人可以当得起这个称号,但他这一代人不能称为“哲学家”,因为这代人的任务是解释领袖的思想,不是独立思想的创造者。

换言之,在领袖思想面前,任何独出心裁的创见都是旁门左道的“异端”,是不能作为人类正当的思维成果而存在的,其道理正如基督教徒所谓《圣经》之外无真理,必须加以消灭一样。

对学术研究有真兴趣的天才人物,还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保障其思想自由条件下研究活动的进行。

在民国时期接受教育的人物中,钱钟书与季羡林是国人非常熟悉的大学者,然而,钱钟书有下放“干校”劳动空耗其不世出之才的经历,季羡林有过进牛棚、挨批斗的遭遇,此二人都为“不得闲”而荒废了一生最具创造力的时光,只是在晚年才重得闲暇而在学术研究上绽放出应有的光彩。

当我们明白杰出人才成长所需要的环境条件后,我们还会纠缠于所谓“大学为何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这样的问题吗?对“钱学森之问”的解决不要抱太大希望杰出人才每个时代都有,但天才人物成长的环境并非任何时代都具备。

恩格斯赞扬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强调的是杰出人才顺时而生,是时代的产儿。

鲁迅以其深沉的历史感指出:“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

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

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会因为没有泥土而要像一碟子绿豆芽”(《未有天才之前》)。

换言之,杰出人物的成长,只有得遇社会环境提供充分的条件——充分的思想自由和充足的闲暇——时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任何杰出人才的成长和存在都基于相应的社会土壤。

中国政治传统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智下愚”是统治者渴求的理想状态。

这套治国思路曾丝毫不爽地再现于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间,“知识越多越反动”是最高当局的基本认识,所以在发动一次次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之后,还于1968年坚持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