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奇案观后感说到人吃人，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旧社会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

但这里要讨论的是，并不是文学修辞，而是同类相食的现实案件。

无论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可能遭遇涉及人吃人的法律案件，那么当法律遇到人吃人案，该怎么办？前些阵子，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

1883年，澳大利亚游船木樨草号从英国埃塞克斯前往悉尼，途中沉没，四个幸存者——船长杜德利、助手斯蒂芬、船员布鲁克斯和见习船员帕克——被困在一艘十三英尺长的救生艇上，全部食物只有两个罐头。

在第19天，杜德利建议，以抽签的方式选出一个人被杀掉，让其他三人吃掉，以求生存。

对此，布鲁克斯反对，斯蒂芬表示犹豫。

而杜德利表示：无需犹豫了，帕克身体最弱又没有家人，他肯定先死。

杜德利随后杀了帕克，他们三人以帕克的尸体为食撑着。

四天后，他们被路过的法国帆船蒙堤祖麻号救起，蒙堤祖麻号进英国法尔茅各斯港短暂停留，杜德利、斯蒂芬和布鲁克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收监。

陪审团同情被告，但为了避免无罪宣告的结果，法官要求陪审团进行特殊裁决，只认定事实。

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法官宣告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驳回他们的紧急避难抗辩。

被告被判处绞刑，随后被维多利亚女王赦免了。

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Her Majesty The Queen v. Tom Dudley and Edwin Stephens）。

它牵涉的问题众多，其中每一个问题都争议甚大：杜德利和斯蒂芬该被起诉吗？他们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了吗？他们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有罪，他们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种犯罪，是故意杀人罪还是侮辱尸体罪，抑或两者兼有？对他们行政赦免合适吗？这种赦免会构成对法治的伤害吗？当法律规则与道德原则冲突时该如何化解？这个案件牵涉千头万绪，让人左右为难，所以它不断地被人以各种方式解读。

为此我在老师的指导下看了一本书洞穴奇案，并查阅了相关的资料。

在这个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的基础之上，1949年，由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L．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了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件，这个名为“洞穴探险”的案例后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虚拟案例”：4299年５月上旬，在纽卡斯国，五名洞穴探险人不幸遇到塌方，受困山洞，等待外部的救援。

十多日后，他们通过携带的无线电与外界取得联络，得知尚需数日才能获救水尽粮绝；为了生存，大家约定通过投骰子吃掉一人，牺牲一个以救活其余四人。

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提议人，不过投骰子之前前又收回了意见，其它四人却执意坚持，结果恰好是威特摩尔被选中，在受困的第23天维特摩尔被同伴杀掉吃了。

在受困的第32天，剩下四人被救，随后他们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根据《刑法典》规定：“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

”“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所引发的诸多争议，在“洞穴探险”案中一一再现，后者所蕴含的争议更为庞杂。

在纽卡斯国的初审法院，被告被判处死刑。

被告上诉到最高法院，富勒虚拟了五位大法官就此案出具的五份不同的判决意见书：首席大法官特鲁派尼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同情心不会让法律人违反自己的职业判断，去创造例外，所以他支持有罪判决；福斯特大法官则主张应该根据立法目的，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联邦的法律不适用此案，被告无罪；唐丁大法官认为则这是一个两难的案件，选择回避退出此案；基恩大法官主张法官应当忠于自己的职责，不能滥用目的解释，去规避法律规则的适用，坚持被告有罪；汉迪大法官则主张，抛开法律，用常识判案，通过常识来平衡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坚持被告无罪。

在意见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平衡，最后纽卡斯最高法院决定维持原判。

在阅读这五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的过程中，我感觉似乎每个人的论述都有道理，但都又不能完全说服我，似乎这个案件无论如何判决都不能让人信服。

无论支持或者反对，我们都可以列举出更多的理由。

（部分文字摘自网络：）洞穴奇案案情∙五位探险队员在洞穴探险中发生山崩被困∙由于没有按时回家，故营救几乎是立即展开∙营救途中有十个营救人员死亡∙探险者只带有勉强的食物∙在被困的第二十天，营救人员与他们取得无线电联络，被困者知道尚有最少十天方得被救∙专家告诉他们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再活十天是不可能∙八个小时后，被困者再问专家如果他们吃掉其中一个人是否可再活十天，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被困者问以抽签的形式决定谁该死亡是否可行，包括医学家、法官、政府官员、神学家在内的人都保持缄默∙之后他们自愿关上了无线电∙在第二十三天，其中一名同伴被杀死吃掉∙被杀害的人是最先提出吃人及最先提出抽签的人∙大家曾反复讨论抽签的公平性∙在掷骰子前，最先提出抽签的人（即之后的被害者）撤出约定，期望再等一星期∙其他同伴只询问他是否认为掷骰是公平，受害者并无异议，其他人替他掷骰，结果是对被害者不利∙法院陪审团作特别裁决，只证明事实，有罪与否留给法官断定∙初审法院已判处被告有罪并处死刑，案件已去到最高法院的上诉审∙在此案中，法官不允许自由裁量1998年，美国叶尔汉姆学院哲学系教授彼得•萨伯，假设此案在五十年后翻案，他再次虚拟了九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具体参见萨伯所著《洞穴奇案：九份新意见》当我在炎热的夏天，略读这十四份判决意见书时，我感到很困惑，它们到底是判决意见书还是辩护律师的意见书？它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交锋非常激烈，但都缺少那种一锤定音的力量。

这不由让人思考另一个问题：在这个价值多元、诸神纷争的的时代，主张非黑即白的刑事法律审判何以可能？法律又如何化解审判公信力的危机？洞穴奇案的五种判决法官论点阐释特鲁派尼法官应该遵照法律条法典规定任何人“故意剥夺了他(Truepenny) 文宣判人的生命”都必须被判处死刑，法律条文不允许例外有罪，但寻求行政长官的特赦福斯特(Foster)法律应正确传达众议院的意志，而不是照字面解释(回应特鲁派尼)法令或司法先例里，应该根据它显而易见的目的来合理解释，从自我防卫得知，刑事法主要目的在阻止人们犯案，法律应正确传达众议院的意志，故需期望判官具有同样的智商，纠正明显的立法错误及疏漏联邦所颁布的法律（包括所有的法令和先例）都不适用于本案，能代替实定法裁决此案的是“自然法”案件发生在联邦领土外，没有人会认为我国的法律适用于他们，因为领土原则是假定人们在同一个群体内共存，而实定法也是建基于人们可共存的可能性之上，故此案在道德上也可如地理上脱离法律约束，案发时他们非存在文明社会的状态，而是处于自然状态无罪唐丁(Tatting) 质疑洞穴中的人何时成为自然法的管辖范围(回应福斯特)如果有人在洞穴里渡过生日，他是在生日那天还是被救那天才是真正满岁？（即指洞穴中人并未脱离社会，不属于自然法管辖范围）没有资格选用自然法(回应福斯特)身为执行联邦法的法官，也未曾处于自然状态中，并没有权解释和选用自然法刑法尚有其他目的(回应福斯特)（刑法的三个目的，仍需质疑）除了阻止人们犯案之外，刑法仍有“令犯人改过”及“替冤冤相报找一个出口”两种功能，况且案件仍有威慑作用，如果洞穴中人知道这犯了谋杀罪，很可能会将杀人延后一点，以致在被救前不必吃人饥饿不是杀人的理由，更不是杀人充饥的理由正如饥饿不是盗窃之借口判决是一种两难以十个人的性命去拯救他们之后又判他们死刑显得荒谬，支持他们无罪的决定却又不健全，只仅仅是推理方式合理，任何一个考虑皆被另一考虑制约（往往如此，也是我的困惑）撤出判决基恩(Keen) 是否履行特赦非法官所考虑(回应特鲁派尼)法官不是向最高决策人发指示，也不是考虑他做或不做什么，是应受联邦法所控制制定谋杀案的人可能并非有一个目的(回应福斯特)威慑、改过等字眼可能非存在于制法人之脑中（我们不必去揣测立法者的意图，立法者的意图不应该作为一个有力的论据，1，立法者有局限2，事实上仍是借其名义说自己的话，就像从前要借用神、天的名义说话，这会打击作为真正思考者的创造性。

应做出自己的。

判断详细论述见《规则的模范》），可能只是立法者认为谋杀是错误，应该惩罚犯事人，可能仅仅是令人没有暴力威胁生活开心一些，也有可能是古代存在人吃人的诱惑，故祖先特别禁止，总而言之，我们不知制定谋杀案的目的，因此更说不上漏洞尊重自己的岗位洞穴中的人道德上的对错问题非法官所讨论，法官遵从法律而非个人道德观念，而被告的确是违反了谋杀法，我们不应自行揣测造法者之意，甚至创新法，这是极度危险的此案不属于自我防卫自我防卫是当事人抵抗威胁自己生命时作出攻击，明显地受害者并没有威胁被告的生命有罪汉迪(Handy)特赦不一定会发生(回应特鲁派尼)这种一厢情愿真的发生会令法官陷入更窘困的局面应考虑民意百份之九十以上之大众认为被告无罪，如果此案交由陪审团仲裁，极有可能会连有罪判决的论点也被忽略。

其实无论是不起诉、陪审团作出无罪判决抑或是死刑特赦都是充满个人情感因素，政府是被民众，而非舆论或抽象理论统治，统治者、被统治者及法官应情感一致，才可保持弹性（这种观点有其意义）无罪个人观点：对于四位获救者的谋杀罪名是否成立，他们是否应该被处以绞刑，我当然也很困惑。

从主观上来说四位获救者具备杀人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杀人行为，他们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条文对谋杀罪的界定。

而紧急避险在此是否适用呢？我国刑法对紧急避险是这样定义的：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应小于所避免的损害，因紧急避险所保护的权益同避险所损害的的权益，两者都是法律所保护的。

只有在两利保其大、两弊取其小的场合，紧急避险才是对社会有利的合法行为。

所以，紧急避险所保全的权益，必须明显大于紧急避险所损害的权益。

在这个案例中，四位获救者为使自己继续存活下去，避免危险，杀害并吃掉了一个同伴，但问题是，被吃掉的同伴的生命权就真的小于四位获救者的生命权吗？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4不一定会大于1。

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力，大多数人的生命并不比个体的生命更珍贵，法律正是为了平等和正义存在，从这个角度看，四位获救者罪名成立，应该为他们的作为付出代价。

但人性应该顺应自然，法律不应超出这个范围而过于苛求实施对象。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四位获救者在绝境之中，出于求生的本能吃掉了同伴。

试问一下判决此案的法官，在同样的处境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任何一个有自制力有道德感的常人在此情境下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法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惩戒性，对世人有警示作用：你看如果你这么做了就会受到这样的制裁和惩罚，看你还敢不敢。

但在此案中，如果判决获救者谋杀罪名成立，我看不出来有任何警示作用。

如不幸的再次发生这么极端的事故，被困者是否会考虑此案的判决结果而决定活活饿死？这样来看，应判决四位获救者罪名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