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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论之下_庄子的自然观与语言观

收稿日期:2009-02-11作者简介:靳瑞霞(1979-),女,河南封丘人,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评论研究。

第25卷第8期2009年8月商丘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G Q I U TE ACHERS COLLEGE Vol .25 No .8August .2009道论之下:庄子的自然观与语言观靳 瑞 霞(河南省社科院,河南郑州450002) 摘 要:庄子的道更加注重道与个体的人的联系,试图发掘出人应有的道性。

在发掘道性的过程中,庄子对自然与语言的存在进行了反思与澄清,指出自然是人走向自由、走向美的必经之途;而语言是表达“道”的方式。

他以独特的言说方式,消解机械的语言,使个体从逻辑语言的遮蔽下解放出来,与天地自然的无限生机整合而进入新的境界。

关键词:庄子;道;自然观;语言观中图分类号:B22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09)08-0022-05 一、庄子的道论“形而上者谓之道”(《系辞上传》),道即哲学中的本体,这在中西哲学中是一致的。

中国古代哲学对道的理解,有道家的自然之道与儒家的伦理之道之分。

早期儒家的伦理之道并不具有本体意义。

《论语》一书中,“道”的出现达六十多次,这个“道”字的含义与老子之道完全不同,它大体相当于《系辞上传》中所说的“形而下者”———“器”。

孔子对本体的论述严格来说应该是他多次提到的“天”。

与老子将天道理解为无意识、无情感、无意志的自然之道相反,孔子将天道理解为有意识、有情感、有意志的人化之天。

但他没有将它抽象为创生万物的最高实体和事物赖以存在的根据。

所以,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实际上是道家之道。

与儒家不同,道家不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展开论述,而是从更加广阔的宇宙的角度来把握人生。

人生问题始终是道家哲人尤其是庄子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

如何认识人生、实现人生、展望人生是道家哲人所探寻的中心话题。

换言之,人生问题是道家哲人特别是庄子哲学美学思想的主要问题。

而道家哲学安身立命的基础,也即他们哲学的本体论范畴“道”,不仅是宇宙世界的本体,也是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终极根源。

道家之道可上溯至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

在老子这里,“道”是一个形而上范畴,是一种实存的世界的始基。

他同时又赋予“道”以人生的意义,如在《老子》第八章中这样论述,“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而庄子则对这后一层含义做了继承与发展,有许多新思路和新境界的开显。

庄子称得上是老子之后、惠子之前对于人生之终极境域最敏感的思想家。

其文《齐物论》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清晰地揭示他所谓的“道境”,也即人生终极境域的文字。

此文完全致力于从各个角度(有无、是非、彼我、生死、真伪、异同)剥离出被概念名言框架遮蔽的那非有非无、无可无不可的底蕴,彰显出老子“道”中的玄意。

陈鼓应显豁地指出了他比老子“道”之进步处:“老子的‘道’,重客观的意义,庄子的‘道’却从主体透升上去成为一种宇宙精神。

庄子把‘道’和人的关系扣得紧紧的,他不像老子那样费心思、费笔墨去证实或说明‘道’的客观实在性,也不使‘道’成为一个高不可攀的挂空概念,他只描述体‘道’后的心灵状态.在庄子,‘道’成为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人生所臻至的最高境界便成为‘道’的境界。

”[1](P165)庄子首先是将“道”作为一个实存体来论述的。

在《大宗师》中庄子对“道”有这样的描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2](P181)显然庄子是将“道”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来看的。

“道”是超乎具体的名相的,但又是“有情”、“有信”的,是同人相通的。

“道”是世界万物的本体,它亘古不变也不证自明,是天地万物的大本大宗。

其次,庄子的“道”不是一个无法把握的范畴,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它使万物运作,而自身保持永恒。

庄子在《知北游》中这样描述:“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

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

谓盈虚衰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衰杀非衰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非积散也。

”[2](P575)他认为大千世界、宇宙万物都是“道”运作而形成的一种现象。

盈虚的情状、衰杀的景观、本末的分别、积散的变化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它们只是“道”的变化而显现的一个现象而已。

再次,庄子将“道”落向实处,落到生活的层面上,将“道”内附于万物。

《知北游》中东郭子问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

”东郭子曰:“期而后可。

”庄子曰:“蝼蚁。

”曰:“何其下邪?”曰:“在稊。

”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

”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

”[2](P575)蚂蚁、稗草以及瓦砾等恐怕是生活中微小得不能再微小的实物了。

庄子单单举出这些例子是富含深意的:连这么微小的东西里都有道,道自然无所不在。

作为万物之一的人,自然也是有道性的。

这里,实际上庄子将“道”和个体生命紧紧连在了一起。

同老子相比,庄子更突出了人与“道”的关系,以人“道”不离和人与万物地位上的平等作为个体生命走向审美化生存之境况的依据,其真正目的是为个体生命寻求审美化的栖居之所,实现人之为人的意义与价值。

那么怎样发现人的道性,怎样保护和发展人的道性?正是在对“道”的发扬与对人的关注下,庄子展开了对自然与语言的独特理解。

二、庄子的自然观11庄子美学自然观述略老庄美学中的“自然”本义是指事物自身的本然,也即老子所说的“莫之命而常自然”的自然。

它与现代语言中与“社会”范畴相对的自然界的“自然”是不同的,它是循道而行的无为之为。

老庄的天地自然的“大美不言”的审美自然观,是从参悟天地大美而推及人的行为,要人法天而行,不要背天道而逞人巧;人巧不仅其效有限,而且执意妄为害莫大焉。

庄子的美学自然观有两层含义:首先,老庄主张“观”和“休”,观“万物将自化”,复归于道;“处无为之事”,行无为之为,是顺道的。

而违背天道的有为之为是“执”是“修”,是牺牲人的生命生存自由本性为代价,把不合于自然之道的贪利欲求礼乐教化奉为神圣,使“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以致会使真善美与假恶丑完全颠倒。

其次,老庄认为人由有为进入无为之境的必由之路是“因其固然”,要析世情,循物性。

庄子在《至乐》篇中讲了一个鲁侯养鸟的故事:“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

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鳅鱿,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

彼唯人言之恶闻,奚以夫譊乎!《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

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此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

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

”此鲁侯即因为不顺物性,背道而为,把鸟养死了。

在《庄子》中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如不能“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天运》);不能因为人“木处则惴栗拘惧”,睡不好觉,就以为猿猴在树上睡觉也是很不舒服(《齐物论》)。

庄子并不否定人依据自然的精神所进行的创造活动。

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养生主》);北宫奢造钟,“既雕既琢,复归于朴”(《山木》)。

这里庄子正是表达了人达到无为之境的前提———顺应物性,识其固然。

另外在人这一层面上,老子和庄子感悟天地自然无为而成的大美存在,以之推移于人与物的各种关系之中,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关系都应取法天地,“法天贵真”,“因其固然”,自然而然,这样才能合于人的生命生存自由自适要求,走向人生一切皆能自然而然的超越境界。

他同样通过要求人们认识生命之常而去顺应自然,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

在《德充符》中有这样的观点:“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所以,“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命之所无奈何”(《达生》)。

庄子妻死却鼓盆而歌,可见其对生死之坦然态度已经实实在在贯彻到自己的日常行为中了。

显然,在庄子哲学中,自然是“道”的属性,是宇宙精神的象征,是不可违背的。

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才能走通人的“道”路。

因此,自然也就是世间万物不可更易的最完美的形态。

庄子的自然与“道”合一,是浑然天成的未见出主体实际的自然美,是从属于他的“道”之体系的。

庄子的自然观涵蕴着对自然的信念,他是想要解决人与自然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解决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的悖乱,是试图为人类构筑一座自由的精神家园。

从根本上说,庄子的自然观是以人为重心的,是建立在宇宙论之上的体现人的生命与宇宙精神的交流化合的,是在谋求人的生存之道。

21自然是抵达自由抵达美的必经之途季羡林教授在一次人文讲演中曾发表过以下看32 第8期 靳瑞霞:道论之下:庄子的自然观与语言观法:人的一生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大自然给的;二是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是要解决人的内心情感、思想矛盾冲突问题。

三个问题其实可以统一为一个,即自由问题,身心的自由。

人在生命生存过程中,在所遇的一切关系中,无不以生命的理性去自觉追求生存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

自由也是庄子思想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与庄子所倡的审美自然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庄子“生存之道”的最终所指。

庄子极为推崇“天地之美”。

他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舜之所共美也。

”(《天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

然而“天地”何以会有美呢?因为“天地之美”体现了“道”的自然无为的特性。

这一特性是人世生活的根本原则之一。

庄子及其后学认为自然无为是最高的美,实是指出了美的本质:美是合规律性的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得以实现的理想。

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难以企及的自由,他从自然生命中观察体悟到了。

人类达到了最大的自由也就获得了最高的美,认识了最高的美,才可能达到最大的自由,才能到达生存的顶级形态:贯彻生存之道的真谛。

由推崇自然之美,必然引出对“真”的崇尚。

天然去雕饰的美与一切虚伪做作是水火不容的。

真,在大自然来讲,是草木的枯荣,是花开和花谢,是流泉飞瀑,是雾霭烟霞;在人世生活来讲,则人性人情应真淳良善,人与万物要同生共存。

只有是“真”的,人或自然呈现的才是本性本形,才会“不失其性命之情”(《骈拇》),才能真正获得身与心的全面自由。

从古至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一直是被置于最显豁明朗的位置,但于抵达这一目的的途中,人类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绕了不少弯路。

庄子通过令“人”这一“万物之灵长”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谐发展,从而使人类获得最大的自由,同时获得个体人格发展所需的自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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