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生死观马晓蕾【摘要】生死问题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无论何种文化都对生死问题有所讨论。
儒家、道家、佛教禅宗在生死观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他们对于生死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却都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波斯王泽克西斯(Xerxes)看着自己统帅的英武的军队浩浩荡荡向希腊进发时,突然心头一酸,潸然泪下。
他转过身对他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
”的确,人的一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端,每个人不论是轰轰烈烈地度过一生,还是平静地走完人生旅程,最后都要殊途同归地完成一次生命的终结。
生与死是对立的统一。
世间万物,有生有死,但惟有人类才能深刻地感受到死亡对每个人而言的终极性。
人永远追求永恒和绝对,但在现实的局限性即人总有一死的前提下,给人的无限性追求以彻底的摧毁。
因此,人对于人生意义、目标及种种终极性的追索都无不起源于生死问题的思考。
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与世界上其它文化一样,生死问题在人们众多的苦难问题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因为对任何人来说,生有生的痛苦,死有死的可怕,而人们又总是想追求美好的生活。
这个问题既是宗教需要解决的,又是哲学需要解决的。
中国人很早就对生死开始了深入的思考,对待生死的态度多种多样。
其中,代表中国文化主流各层面的儒家、道家、佛教禅宗的生死观也各不相同,但都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的影响,并且反映出中国文化的相同特点。
一、儒家之生死观:道义超越生死儒家是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流,其影响也最大。
儒家从现实出发,很重视人的生命,不轻生。
《尚书·洪范》中说“五福”(寿、富、康宁、修好德、考终命)、“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其中“五福”关于寿命就有两条,即“寿”、“考终命”;而“六极”直接涉及身体的有“凶短折”和“疾”。
可以看出儒家认为身体的善终是福,而身体的短命和疾病都是不好的。
儒家重视生前,而非死后。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在他们看来,人活一天,就要做一天的事情,尽一天的责任,以努力追求实现“天下有道”的和谐社会的理想。
人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有限个体,但却能通过道德学问之修养而超越有限之自我,体现天道之流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一个人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本心、修养自己的善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短命和长寿都无所谓,但一定要修养自己的道德与学问,这样就是安身立命了。
因此,儒家认为,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其精神可以超越有限以达到永存而不朽,所以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这种不朽只是精神上的,它只有社会、道德上的意义,而和自己个体的生死没有直接关系。
死亡是一切生命的最终归宿。
死,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回避不了的。
但是,对生采取敷衍塞责态度的人对死是恐惧的;而对生采取积极负责态度的人对死则是顺其自然的,并且不追求死后或来世的幸福。
对于将来之死,儒家认为应坦然处之,不必担心,生必有死乃自然的事情。
这样一种死亡观念,也成为中国死亡观的主流。
汉代杨雄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
”(《法言·君子》)他反对神仙之说。
王充也说:“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
物无不死,人安能仙。
”(《论衡·道虚》)南北朝范缜说:“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神灭论》)宋代朱熹说:“人之所生,精气聚也。
人只有许多气,须有个尽时。
尽则魂气归天,形魄归于地而死矣。
人将死时,热气上出,所谓魄降也。
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
”(《朱子语类》卷三)儒家认为与生命相比,还有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德”。
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任,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朝问道,夕死可矣。
”(《里仁》)。
在孔子看来,人最重要的是“道”,是“仁”。
孟子更明确地论述了这一点,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
”(《孟子·告子上》)并且进一步解释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人生在世,有比生更为重要的东西。
所以他常用“性命”来代“生命”。
孟子认为如果从生命上讲,则人与犬、牛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在性上才有区别。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离娄》)正因为“几希”,才使人与动物有了区别。
所以在生命与“仁义”间做取舍的话,要“舍生取义”。
明确指出了道义的价值高于生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生命与道义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况下,生死抉择,惟义所在。
这是“义以为上”的集中体现,“成仁”、“取义”也成为仁人志士最高的人生追求。
后来的儒家对此有不少发挥。
如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
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报任安书》)同是一死,价值不同,分界也在于义。
王夫之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
⋯⋯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
”(《尚书引义》卷五《大诰》)他们并不是否定生和不重视生,不过在两者只能取其一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后者。
对儒家来说,物质生命是精神生命的载体,物质生命的可贵就在于此;精神生命才是生命真正意义之所在,所以为了保全生命的意义,必要时可以舍弃物质生命。
“义当生则生,义当死则死”(刘宗周:《刘子全书·会录》),只有“义”才是生死抉择的惟一标准。
人在生时,就应该珍生、载义,就应该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就应该立志做“圣人”,充满仁爱之心,又有自尊自律,那么,人生就有价值、就有意义。
死,既然是客观规律而不可抗拒,因此,死就要死得有价值,死得其所,死得无愧。
儒家生死观中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务实、忧患、进取有为的精神,在今天仍有重大的意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家强盛时期和民族危难之际,它都激发过民族斗志,培育了中国人民自立自强的精神境界;它同时强调人的价值在于他是否有独立的意志、健全的人格,是否具有对社会对国家对未来的忧患意识,是否具有奋发向上、永不休止的进取精神和对国家、对民族、对真理的奉献精神。
二、道家之生死观:生死顺乎天道道家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关于生死的看法也对中国人影响很大。
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
老子谈论生死的言论不多。
他认为一个人不太重视自己的生命,反而能较好地保存自己。
这和他主张的“无为”思想有关。
“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老子·七章》)老子似乎发现,一个人如果太显露自己,就会遭到外界的损害,“兵强则灭,木强则折”(《老子·七十六章》)。
所以保存生命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处众人之所恶”。
太注重自己的身体,反而有害。
“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老子·五十章》)对于死亡,老子认为“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死而不亡”王弼解释为“身没而道犹存”。
依老子看,“道”是超越的永恒存在,而身体的存在是暂时的,如果一个人与道同体,才可不朽,因此老子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
”(《老子·三十八章》)这是一种人生境界,是对世俗的超越与升华。
对于生死,庄子做了详细而深刻的论述。
他认为,生、死都是大化运行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对于死亡亦不必恐慌,要顺其自然。
人是“气”的一种存在形式,“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生死不过是形式的变化。
他说:“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成玄英疏曰:“夫处生而言,即以生为得;若据死而语,便以生为丧。
”(《徐无鬼》)后来西晋玄学家郭象对庄子的生死观有一重要的解释:“夫死生之变,犹春夏秋冬四时行耳,故死生之状虽异,其于各安所遇一也。
今生者方自谓生为生,而死者方自谓生者为死,则无生矣。
生者方自谓死为死,而死者方自谓死为生,则无死矣。
”这就是说,生和死只有相对的意义,只是事物存在的不同状态,对“生”来说“生”是“生”,但对“死”来说“生”是“死”;对“生”来说“死”是“死”,但对于“死”来说“死”是“生”。
可见,以生观死,则死为死;但以死观生,生者也是死。
即生死是相对的。
当人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生死时,死生的界限也就消失了。
“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大宗师》)“明乎坦途,故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
”(《秋水》)“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
死生为昼夜。
”(《至乐》)“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
”所以庄子主张齐生死:无论生死,都要顺其自然;死生都是“命”,“其有昼夜之常,天之道也。
故知死生者命之极,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系哉?”“夫死生昼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系哉!”“死与生,皆命也。
无善则死,有善则生,不独善也。
故若以吾生为善乎?则吾死亦善也。
”(《大宗师》)所以不应喜生而恶死。
《齐物论》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
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不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大梦也。
”庄子认为人生如梦基本是针对死亡而提出的,人生如一场梦,那么生与死的界限便不那么明显。
他很洒脱地将死看作是做梦一样,还可以“化为蝴蝶”,“崤然而来,崤然而去”,黑暗恐怖的死亡完全化为了光明美好的事物。
我们从大地上来,又回到泥土中去,如此往复,实在是不值得悲哀。
非但没有悲哀,像庄周这样化做蝴蝶,翩然而飞,是何等的快乐!一个人不怕死,却不能说他喜欢死。
死亡是必然的,是不可违抗的。
庄子对死毫无忌惮,而又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的文章中无不包括着养生全年的思想,甚至还写有一篇专门的《养生主》以谈自己的养生之道。
有人以为养生全年与“死不足惧”是相抵触的,其实不然,不惧死是对自然和客观规律的尊重,而养生以过完天赋的寿命同样是为不“遁天倍情”,故两者的本质其实是相同的。
庄子所谓的养生并非要养到象彭祖活八百岁,而只要使自己天赋的寿命不受或尽量少受损伤即可。
《养生主》里说:“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全生”、“尽年”就是养生的全部目的,明确而毫无奢求。
至于养生的方法,庄子引了“庖丁解牛”的故事。
他以为游刃有余方可达到养生全年之目的。
后来这一思想的继承者就是魏晋的一些名士。
他们厌世但不厌生,嵇康曾经写过一篇《养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