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十七帖》作品解码长寿区海棠镇初级中学校胡征军为了更好地分析《十七帖》以帮助我们学习，选择一个好的版本作为范式是极其重要的。

《十七帖》是刻本，为历代学习草字之范本，所以被一刻再刻，版本“妍媸杂糅”（《书谱》）。

故宋代黄伯思说：《十七帖》多临本，今世所传虽非皆右军真迹，然皆出于右军，要皆不及唐人摹刻。

”黄山谷在其《山谷题跋》中讲：“《十七帖》者必多临本。

”不仅如此，就是历来对《十七帖》的记载也有出入。

较为可信的是唐代张彦远在《右军书记》中的记载：“《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火亘赫著名帖也。

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草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为卷，取其书迹及言语，以数相从缀成卷。

”唐时宏文馆曾摹勒上石，其本末有一大“勒”字，下刻“付直宏文馆臣解无畏充馆本臣褚遂良校无失”，俗称馆本，但原刻本未见流传，后世传本多据馆本辗转摹刻，传本又有优劣；还有是根据唐宋人临本或勾填本上石，流传此种拓本亦各具面目。

据记载，传世的《十七帖》善本有：明邢同藏本（今藏香港中文大学），文征明朱译本（今在上海），吴宽藏本（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影印本），姜宸英藏本（今在日本，日本博文堂有影印本），另外，开封博物馆有宋拓本一本。

上海图书馆藏宋拓馆本为最善本，此本为吴宽所藏，清嘉庆年间（1796~1820）入内府，此本较《发书要录》所记要多六本，这些善本面貌都不相一致。

除‘馆本’外，《十七帖》还有“刻本”。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见的《十七帖》都是刻本或者说临本的临本，假如临本不好，则以讹传讹。

所以，《十七帖》的“馆本”与“刻本”之分，一般人实在是难辨好坏。

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版本有：上海图书馆藏张正蒙跋本，其尺寸为25。

5厘米，长422厘米（馆本，图19）；开封博物馆藏冯銓旧藏本（图20）美国安思远藏文征明朱书释文版本（图21）；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姜宸英旧藏本，世称“上野本”（图22）；日本江川吟舟藏的王文治旧藏，世称“江川本”（图23）；日本书道博物馆藏的王稚登旧藏本（图24）。

另外，还有贺知章本（图25）、唐人临本即“陕本”（图26）。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缺少字数的版本，如缺失十七行和十六行的魏泰（字倒仆）跋本；在《余清斋》（图27）、《郁刚斋》（图28）的两部汇帖中的《十七帖》版本；日本书艺文化院、书道博物馆、清雅堂所藏的《十七帖》、汇帖《来禽馆》刻本（图29）、南宋曹之格增补重刻的《宝晋斋法帖》卷四的《十七帖》（图30）等等。

从以上的十七帖来看，馆本比较符合王羲之的书法原貌，而在馆本中也有优劣。

首先是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十七帖》电话厚重、朴茂，尽管磨损厉害，还基本保留着王羲之的俊逸和流美，其气势，风神还在。

与这种风格相同的开封博物馆藏冯銓旧藏本和美国安思远藏文征明朱书版本。

其次，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姜宸英旧藏本，世称“上野本”；日本江川吟舟藏的王文治旧藏，世称“江川本”；日本书道博物馆藏的王稚登旧藏本，其风格是追求细节的巧妙变化，形势备至，但在摹刻时似乎只注意了字口的清晰而忽视了对王羲之厚朴一面的再现，仅注意了笔法中转折、提按、起讫等，对神态的再现有所不足。

所以，对王羲之的书法应该综合地来看，这可以对上海图书馆的藏本和日本的“三井”本进行综合的分析，这样既有王羲之书法的厚朴和凝重，又有王羲之的流美、峻达，两相结合，这样才能全面地体现王羲之的真实面貌。

在分析《十七帖》之前，为能更准确地揭示其技法的、风格的、形势的要素和特征，我们也必须先综合分析一下王羲之整个书法的有关笔法、结构、章法等，以此来揭示、解读王羲之的技法要秘。

（图31和32，33和34，35和36，37和38，39和40，41和42，43和44，45和46，47和48，49和50，51和52，53和54，55和56）在整个书法史中，“二王书风”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尤其是王羲之的影响，加上唐太宗的推崇备至，加之他书风中所体现的中庸思想为历代士人们所尊崇，使其书法在书法史上奠定了书圣的地位。

因此，以王羲之为主流的魏晋书法，一直是后人追摹的对象，正宗的“王”字笔法被视为“得道”的不二法门。

由此，我们自然会去追寻“王”书的遗迹，并对其进行“解码”。

他的“编码程序”是什么呢？只有在遗迹中才能发现。

然而，他们真正的笔迹到了宋代几乎就没有了。

“王会稽父子书存于世者盖一二数，唐人褚、薛之流硬临放，亦足为贵。

”（苏东坡《跋褚薛临帖》），时至今日，二王书法已无真迹可言，都是唐摹本。

比如，《十七帖》中的《远宦帖》就是唐摹本。

但是，也有一些线索可直指“王”书的门径。

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行书墨迹——东晋王珣的《伯远帖》就是东晋书风的真是反映（图57）。

往下梳理，有孙过庭的《书谱》（图58），有宋代米芾的一系列信札，这些可以作为管窥二王书风的门径。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先来解剖孙过庭。

《书谱》是典型的“魏晋“意义上的复古，武林从笔法，还是从孙过庭对王羲之书法本质的理解都是经典性的。

当然，唐代还有其他的墨迹，但是没有孙过庭来得那么”过瘾“、那么篇幅宏大，他的理解是较为纯正的。

唐人的墨迹较多，从皇帝到庶人对大王的崇拜也是前所未有的。

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太宗出御府金帛，购天下古书，命魏征、虞世南、褚遂良定真伪。

凡得羲之真迹九爱九十纸，为八十卷。

又得王献之、张芝等书，以”贞观“字为印，真迹命褚遂良楷书小字以影之吗”但奇怪的是：在唐代，真正意义上的有明显传承王书迹象的是孙过庭，无论是唐初四杰，还是中唐颜真卿，甚至后来的柳公权，他们似乎偏向于创新，唯独《书谱》与王书极其靠近，对我们追溯二王，以强烈的暗示。

因此，为了更好地研究和临习刻本《十七帖》，学习《书谱》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

另外，有“集古字”之称的米芾把自己的斋名命为“宝晋斋”，说明他对以王书为代表的魏晋书风的仰慕。

据传二王的《快雪时晴帖》、《大道帖》、《中秋帖》均为米芾作伪，可见米芾对二王书法精熟的程度是惊人的。

不仅如此，最像二王书风的一系列“信札”，更是让人感觉到他对二王的正确理解及在实践方面的天才般的把握能力。

在宋四家中，他的书法尽管也“尚意”风流，但比起苏、黄、蔡几家来有着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

尤其是他的草书《论书帖》还保留这王羲之式的扁平势态，特别是最后几行（图59）。

这几位书史上的重要人物都目睹了王书的墨迹，至于后来的人就很难说对其有多深的理解了，不是曲解就是为强调个性而对王书古法进行达大肆的篡改。

这一线索是沿着墨迹展开的，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以“王”字为主的、宽泛意义上的魏晋书风的“真实”。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赵孟頫也可纳入其中（图60）。

他们就像一条组合有序的“链接”，而这些墨迹本的技法、风格展现对理解《十七帖》的墨迹原貌是起到遐想和推断作用的。

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来畅想《十七帖》的墨迹原貌，而不只是被动地临习《十七帖》刻本所体现的技法和意蕴，更不会临出帖本所没有负载的东西而模糊了原帖的气韵，导致临习之作与原貌大相径庭。

好在今天还保存这《十七帖》中的唐人墨迹临本《瞻近帖》（图61），以及《龙保帖》（图62），我们可以从中进行这样的思考：唐人是如何来临习《十七帖》的？这些临作与刻本的出入有多大？如唐人临本《龙保帖》与“三井本”的出入简直太大了，说明它是一种较为尊重原帖的意临本，而《瞻近帖》唐人临本也是同样如此，这种消息告诉我们在临习《十七帖》时完全可以放开手脚，在抓住主题精神的前提下，以意临为上。

第二条线索是王书墨迹的摹本。

理解王书原貌，我们当以“神龙本”《兰亭序》（冯承素摹本），不管古人如何评价，他们都是有失真实的。

更何况他们二人的功夫主要显现在楷书上。

这是一幅纯粹的行书作品，王羲之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行书”的楷模，他树立了一个千古传唱的典则。

除此之外，其大部分是行草书及草书摹本，如《丧乱帖》（图79）、《平安帖》（图64）、《何如帖》（图65）、《寒切帖》（图66）等。

这些摹本比“墨迹”要逊色得多，他们的失真性比临本稍好一点。

主要表现在：一、笔画过于光滑，没有自然书写所表现出来的“涩劲”。

二、笔画的起笔和收笔处所显现的“笔触”与墨迹相比有失真实，且不够自然。

三、摹本线条的墨色较为凝重，而墨迹是自然的，且墨色较浅，故常易误读。

四、由于是摹本，对其所反映的王字基本精神要持怀疑的态度。

但是，摹本基本保持了二王的结构特点，以及书写过程中的行笔线路及笔法的基本特征，也反映出了二王在技巧方面的奇妙组合且没有一丝“破绽”。

摹本虽然笔迹光滑，但结构和技法的特点几乎完美地保存了下来，这就可以拿来检验《十七帖》中刻本的好坏，分析其中模糊、混沌以及尖锐过份的部分等等问题，检验出刻本在锲刻者的意图或原临摹者的习气，这些都是导致《十七帖》刻本与原貌不尽相同的地方。

因此，摹本可以作为准确理解《十七帖》的参照，如《远宦帖》（图67）和《游目帖》（图68）都是唐摹本，也都在《十七帖》中有刊刻，都是可以用来作为如何临习《十七帖》的参照依据。

把这种感觉由一帖扩展到整个字帖，这样来理解《十七帖》就会使得我们对该帖的理解更加接近原貌一点，更能想象原帖的气息，也更能体味魏晋风韵（关于摹本和刻本的比较在临帖一章有具体的分析）。

第三条线索是《圣教序》（图69）及《阁帖》中的魏晋部分，尤以《圣教序》为主。

这一线索是刻本，因前两条线索所提供的王字材料太少，不足以来破解他们，这一线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值得参考的东西。

《圣教序》留下了大量的王羲之的字法，尽管没有墨迹、摹本那样逼真，但也基本保持了他的结构特点。

由于该字帖是集字，其中也保留着很多的《兰亭序》及其他字帖中的字，如：《兰亭序》中的“会”、“外”、“领”、“崇”等在《圣教序》里就有，《圣教序》中所列出字例的失真程度，只要与《兰亭序》以比较便可知，它告诉我们要以什么样的状态去临习《圣教序》，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临习的好坏。

以此类推，整个《圣教序》便“活跃起来”。

而《阁帖》或《绛帖》（图70）中保留着大量的草书作品，尽管其中一些存着真伪的问题，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作为临习《十七帖》的参照。

《阁帖》中字法的锲刻水平、字口的清晰程度等都可以与《十七帖》进行仔细的比较，发现他们的类同和差别，这对我们临习《十七帖》是有益的。

第四条线索：大王书法像一个太极图而无懈可击，也就找不到“入口”,他们的笔法应用得及其含蓄而流畅，结字无常，风格多变，实难琢磨，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与原迹有着一定差异的刻本《十七帖》。

由此，我们只能从后学的“延续”中来寻找，因为后来者毕竟没有如此高明的手段，且由二王出，总会露出一些“狐狸尾巴”的。

赵孟頫是元代复古书风的“旗手”，他根植钟王，出入魏晋（主要指赵的信札），似乎将元代的书法一下子拉回到了魏晋。

赵书出手变为“王书”，字形稍扁，用笔含蓄，有逸少遗韵，这可以从赵孟頫的大量信札中去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