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平安是关系我国经济开展、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

当前，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粮食供求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确保粮食平安面临更高要求。

一、当前我国粮食平安现状(一)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高,仍有较大增长潜力“十一五〞以来，我国粮食连续增产，粮食平安得到可靠保障。

从2003年开始，我国粮食生产连续6年丰收，年均增幅3.56%,没有出现延续多年的每3年有1年粮食减产的局面。

2021年粮食总产量创历史纪录，到达5.308亿吨。

2021年“十一五〞规划完成之年，规划原定粮食总产量5亿吨指标已经提前超额完成。

未来，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根底设施改善,以及化肥及其他物质要素的投入，再加上开发后备土地资源的增产因素，我国粮食增产仍有较大潜力。

(二)粮食需求平稳增长，根本供给能保障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大约93%，虽然低于95%，并且近年国际粮价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但我国除大豆外，小麦、玉米、大米等品种进口量很小，缺乏国内产量的1%，国内粮食价格变动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小。

从品种结构看，小麦和稻谷消费量相对稳定，玉米和大豆消费增长较快。

从消费区域看，农村和城镇口粮消费总量在逐步减少。

主销区粮食消费量继续增加，局部粮食主产省的粮食消费也有较大增长。

目前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7个主销区，产需缺口由2003年485亿公斤扩大到2007年550亿公斤左右。

(三)粮食生产的各类支持保护政策不断完善，农民种粮积极性有较大提高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支农措施。

取消农业“四税〞(农业税、林特产品税、牧业税和屠宰税)政策，农业和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减轻了负担，农民每年减负约1250亿元;实行农业“四补贴〞, 财政综合补贴与财政专项补贴相结合，初步建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管理逐渐标准的农业政策补贴体系。

其中，农机购置补贴由2004年的66个县扩大到2021年的全国所有农牧业县(场)，补贴金额由2004年的0.7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45亿元，接近过去6年中央财政总投入的3/4。

目前，中央进一步完善了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等;实施并建立了农业和粮食生产投入增长机制。

2007年后,农民直接享受财政支农投入逐年上升，2021年到达8183.4亿元。

资料来源:202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另：2021年数据来自财政部,2021年数据来自关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注:从2007年开始,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因报表制度调整,口径与往年不同,本表中的支农支出仅为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

同时，为了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这几年还加强林草生态建设、耕地质量建设、推进农业机械化、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的根底设施建设。

其中，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就明确提出把水利建设的重点转向农田水利建设。

2005年中央启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专项补助工程以来，到2021年，共安排工程总投资143亿元;其中中央补助46亿元，地方财政33亿元，农民投资投劳64亿元。

这些政策和机制，大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2003年以来，粮食种植面积、单产、总产量同步增长，粮食生产由恢复开展到稳定开展。

(四)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粮食库存保持较高水平，库存消费比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7%-18%平安线水平，对粮价的调节能力增强。

2004年以来，国家先后启动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预案，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

这既保护了种粮农民的利益和积极性不受打击，又防止粮价大幅度波动影响经济运行;完善市场调控机制，适时采取玉米、大豆、油菜籽等临时收储政策，支持企业参与收储，健全国家收储农产品的拍卖机制等。

同时，创新托市收购机制，积极培育和开展多元市场主体。

目前，全国具有收购资格的多元市场主体已经到达6.7万家，其中，两大国有粮食企业的收购能力不断增强。

从2006-2021年，国有粮企累计收购粮食64610万吨，占社会粮食总收购量的57.8%，确保了主要粮源掌握在国家手中,极大地强化了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

二、保障我国粮食平安面临的问题(一)未来我国粮食需求总量仍呈增长态势一是我国人口总量庞大、基数高，粮食需求和供给具有放大效应。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居民由原来自给型消费转为外购型消费，我国粮食总需求量将逐年增加。

目前，我国三大粮食作物的人均口粮消费需求均在平稳下降，只有饲料用粮的玉米和榨油所用大豆消费在增加，产需关系趋紧,尤其是大豆的进口一直在增加,并且未来仍将增加。

2021年，现有粮食产能根本满足需求，预计2020年粮食需求总量将到达11450亿斤以上。

从供求关系看，我国粮食虽然连续6年丰收，但仍然处于紧平衡状态。

满足2020年的粮食总需求，今后10年，每年至少要增产粮食80亿斤，确保粮食平安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是随着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消费食物的多样化、优质化趋势将加强，动物蛋白食品的消费数量会越来越大。

目前，城镇居民的肉类消费算上户外消费，大约有40公斤，已是中国人比拟合理的消费量。

中国农民年人均肉类消费只有19公斤，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饲料粮消费将进一步增长。

同时，工业化也会带来对农产品加工需求的增长，利用粮食转化生物能源的趋势加快，能源与食品争粮矛盾日益突出，将会加剧粮食供求紧张态势。

同时，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占用，也会对未来的粮食生产构成制约。

三是从国际市场看，粮食供求总体也呈偏紧态势。

受人口增加、生物燃料开展等因素影响，粮食需求将继续呈刚性增长;受经济衰退、气候变化、许多开展中国家粮食生产水平相对较低等影响，世界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在增大，2007年的库存量已跌至25年来的最低水平。

尽管这几年产量有所增长，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供求关系仍然趋紧。

特别是2021年受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持续干旱等因素影响，全球小麦减产，局部国家调低粮食产量预期，加剧全球粮食紧张形势。

我国利用国际市场来弥补国内个别品种供给缺乏不仅本钱高、风险大，可供我国进口的粮食资源十分有限。

未来，紧平衡将是我国粮食供求的一种常态。

根据农业部的推算，2021年，我国粮食产需缺口将到达2200万吨，2020年到达2800-2900万吨。

上述这些因素，都将加大我国粮食供需总量平衡和市场调控难度。

(二)粮食供给能力提高严重受限一是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尽管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受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非农建设用地等因素影响，耕地数量逐年减少。

2001-2007年，全国耕地面积由12761.58万公顷减少到12173.52万公顷，年均减少98.01万公顷。

按此速度，到2020年，全国耕地面积将减少到10899.39万公顷(163491万亩)。

这会对未来的粮食生产形成制约，损害粮食平安根底。

二是水资源短缺，干旱威胁严重。

水是农业的命脉，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21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

作为粮食主要产区的华北平原，由于超采地下水，已经出现9万多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漏斗区〞。

缺水成为粮食主产区增产的制约因素，同时，水资源污染严重。

据统计，全国1200条河流中，有850条河流受到严重污染。

环境和水资源污染降低了我国粮食农产品的质量，也制约粮食生产的增长。

三是自然灾害威胁较重。

近年我国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对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供给造成极大的不便。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年均农田受灾面积3400万公顷，成灾面积1667万公顷，90年代年均受灾面积4467万公顷，成灾面积2267万公顷，全国农田平均受灾率达35%。

新世纪以来，全国成灾面积仍未有大的好转，2000-2005年6年平均每年农田受灾和成灾面积分别达4741万公顷和2704万公顷，与20世纪90年代接近或偏多，严重的2003年成灾面积到达3252万公顷，严重影响了粮食产量的稳定增长。

目前，突发性极端天气增多，病虫害多发、频发、重发，旱涝灾害特别是干旱缺水状况呈加重趋势，对稳定粮食生产开展构成严重威胁。

四是农田水利根底设施薄弱。

我国现有农田水利设施大多建于上世纪50-70年代，主要靠组织农民投工投劳开展冬春修维持正常运转。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投入，建设标准低、历史欠账多，特别是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两工〞后，小农水利建设投入剧减，由1998-1999年的100多亿个工日锐减到目前的缺乏30亿个工日，导致相当一局部工程运行状况急剧下滑，超期服役、带病运行，老化失修、淤塞渗漏，效率低下、效益衰减。

目前，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所占比重为48%，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拟低。

(三)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不高尽管近几年粮食价格稳步上升，但农民种粮收入仍然不高，特别是与从事其他产业相比，种粮比拟效益明显偏低。

从2004-2021年，由于物质费用和其他本钱上升，全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每亩本钱从395元增加到562元，增加42%;亩均净利润从197元下降到186元，下降5.1%，人工本钱从141元增加到175元，增加24.1%。

农业生产本钱的上涨，使得种粮比拟收益快速减少，农民主动投入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四)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强我国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强。

农业科技进步奉献率为48%，而兴旺国家一般在60%-80%，比兴旺国家低20个百分点左右。

农业科研与生产结合不紧密，根底性研究比拟薄弱，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到位率低。

同时，我国的化肥、农药利用率以及微生物农业、精准农业、基因工程等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均落后于兴旺国家。

我国农业研究投资支出占农业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开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之下，政府农业科研投资的68%集中于大宗谷物类产品。

非谷物类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方面的科技投入严重缺乏。

同时，种子产业开展存在育繁推脱节、育种水平低、种子企业缺乏竞争力、市场监管技术和手段落后等问题。

(五)我国大豆与植物油对外依赖程度大，潜在风险增加近年来，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超过70%，大局部的进口源由四大国际粮商(嘉吉、ADM、邦吉和路易达孚)控制，大豆的定价权根本上由其掌握。

目前,国内生产已经不能替代进口大豆与植物油。

根据测算,按国内亩均产量计算，2021年进口食用植物油与大豆生产相应需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约5亿亩，相当于国内现有播种面积的20%。

我国现有耕地18.17亿亩，年播种面积23.4亿多亩，其生产用途分配如下:粮食16亿多亩，蔬菜2.5亿多亩，油料近2亿亩，棉花进0.9亿亩，其余作物总计2亿多亩。

无疑，再将数亿亩用于油料生产是不可能的。

2021年11月，海关总署更发出预警，跨国投资企业丰益国际企图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