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读后感张克辉我看《中国文化要义》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的。

因为我在想一个问题：在当前，在几十年一百年后，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传统文化，哪些传统文化应该依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这个问题的背景是现代化的中国，一个接受普世价值，逐步实现民主政治的发达的中国。

于是这个问题也类似于：来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和民主政治哲学与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各自的角色，两者之间又如何共处？清末以来，中国面临的转型表面上是国力由弱到强的成长，本质上是文化转型，重新审视、定位、接纳自己的文化。

因此，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可以说有三个阶段：放弃、持疑、融合。

首先是对自己文化的极端排斥和放弃，传统文化成了累赘和罪魁祸首。

在放弃阶段，传统文化和以西方为标杆的现代文明是无法兼容的，一个是失败的过去，一个是向往的未来。

由于转型之彻底、痛苦之深重，似乎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因此这种矫枉过正很容易理解。

然而到一定时候，受害者与被压迫者的民族心理逐渐淡去，自信和力量积累起来之后，他就冷静下来，需要再次追问自己是谁，应该如何面对过去继而走向未来。

目前，可以说是第二阶段“持疑”，即大家都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对待历史和传统文化。

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只不过是一个原则。

糟粕与精华如何区分，精华又如何取？略微思索，看看该抛弃的我们是否抛弃了？该坚守的是否坚守了？答案并不乐观。

整个社会还在持疑阶段。

而我所思考的问题正是如何走出持疑阶段，走向中西文化的融合。

在对自身文化的放弃阶段，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有很多误区。

如过度信仰了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唯物主义史学。

然而，唯物主义史学源自对西欧历史的总结，中国历史发展并不符合。

比如，从秦朝到清朝的二千多年，并非封建社会，可以称之为皇权时代。

这一点《中国文化要义》或《国史大纲》（序言中就有澄清）中均有说明。

因此，首先必须转换测量中国历史的这把尺子。

所以，在持疑阶段，读一读清末民初学者的书，对于重新认识传统文化非常有好处。

那时他们旧学底子还比较扎实，对何谓传统中国理解透彻，传统中国的社会现象也都历历在目；兼之很多学者出去看了世界，心灵上中西差异之冲击震撼心灵，因此书写的中西文化比较分析也非常深刻。

《中国文化要义》简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有一些基本假设，作者并未申明：一、作者分析对象是中国二千年的皇权时期，分析所用的尺度标准依然是西方的，比如他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业革命，为什么没有阶级革命，为什么没有民主。

这就是以西方的历史现象为标杆，而质疑中国为什么“不正常”。

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式就是跟随人类之中更文明的那一部分。

因此，这种以西方为尺度的自我文化剖析并不为过。

其次，这也促使我思考，除了相对的标准，我们有没有一个绝对或更为长期的标准衡量文明的高低，暂且不提。

二、作者所列举和想象的皇权中国，是比较温和的。

既没有民族主义似地夸大中国多么文化昌明，也避免提及我在《中国落后的民族性及其出路》中鞭挞的丑陋特征。

梁漱溟此书中分析的中国或许可以称之为文人的中国。

三、作者隐隐地吸收了唯物史观。

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社会形势，即客观的各部分社会力量之斗争，即社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斗争。

必须从物质需求开始逐步上升到精神需求，从野蛮开始逐步开化为文明，从兽性开始逐步彰显人性。

而作者认为西方符合这样的渐进发展道路，中国则超越过去了。

因此，同第一点一样，也是用来自西方经验的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发展，此诚不为过，但读者需明白这一点。

本书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主要几点是这样的：1、中国自古就有与西方不同的气质，文明早慧，理性早启。

文字形成早，少有残忍的奴隶制，周朝封建制几百年就结束，进入了秦汉而后的统一国家。

这是一切的起因。

2、诸侯国内篡位谋权、诸侯国的分裂与兼并等乱事造成了贵族制不稳定，很多贵族沦为平民、士人。

这个现象奠定了日后的阶级消散，集团缺乏。

3、而君主、贵胄都乐意吸收这些民间有识之士，作为辅佐、幕僚。

这种从社会各处选拔人才的做法逐步改进成为了日后的科举制。

4、全国统一与秦，而各国尚有余威，秦靠武力维持偌大国度，无法凝聚全社会，二世而亡。

西汉初尚有各王封地，自成一国。

经过几次造反，比如七国之乱，后来终于取消了分封制，完全结束了封建制度。

一个大国靠什么来维持社会凝聚，保证不再内乱？于是，汉武帝、董仲舒选择了儒家独尊。

5、国家广大而分散，以小群落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组织社会。

这几个因素造成了日后中国种种社会特征。

从此，一个缺乏阶级与集团生活，以职业分途区分社会民众（士农工商四民），儒家伦理占社会文化主流的儒家君主制国家开始了自己的社会进程。

尝试以这几点来分析中国各种特征，比如：1、为什么没有规定权利的民事法律，只有规定罪与罚的刑法典？首先，争取权利，必先来源于权利的缺乏。

一向受压迫，缺少个人自由，才会要求权利。

而中国人生活在分散的乡村从事农业劳动，以平和不争为主要社会基调，感到受压迫的程度并不深（除非在乱世）。

因此，没有争取权利的必要社会形势，也就没有形成权利意识。

其次，儒家伦理注重自己对他人的义务，而非对自己的权利的捍卫。

儒学对儿子则说：做儿子要孝顺，而不说父亲应爱你；对父亲则说：要慈爱要管教好孩子，而不会说儿子应该要孝敬你。

如果严重违背了做人的义务，就是罪，就要罚，于是有刑法。

第三，分散的小群体即乡治，和儒家德治的原则，决定了大多数民事纠纷都在家族和乡村内由村民组织自行解决。

因此不需要政府层面的正式法律规定。

第四，缺乏集团和阶级使得压迫和受压迫的集团间不可能有有效的谈判，而权利是不可能被施舍的，所以一直没有出现保证人权的民事法律。

2、为什么没有契约、谈判的意识？阶级消散加上儒家伦理使得社会缺乏互相对抗的力量对等的有明确集体目标的集团，于是就不可能有谈判。

想当年战国时还有对等的各诸侯国，于是还会有渑池会等诸侯结盟之类似于契约的东西。

3、为什么没有自由、民主的概念？与没有民事法律类似。

中国不同西方，没有在中世纪受君权和宗教残酷压迫的经历。

由于受压迫少，未感到极度缺乏自由和民主，就不会意识到要去争取。

相反，西方中世纪个人受宗教压迫，才深刻感受到个人与集体的对立，于是个人权利意识高涨。

第二，伦理确定了长幼尊卑有序，我们只会要求各安其分，各尽其责。

而且没有契约和谈判，也不可能有自由民主。

4、为什么没有逻辑与科学？首先，职业分途使士农工商分开，钻研学问的士并不关心农工商，对生产不熟悉，自然缺少技术进步。

其次，独尊儒术，尤其是科举制更加使儒学深入骨髓，让读书人一门心思想人性与治世问题。

再次，君主制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君王，若干个皇家贵族（还不一定团结在君王周围），一群既听命君王又牵制他并实际上替君王管辖社会的官僚集团。

所以君王是非常危险而孤单的职位，他害怕出现任何很团结或很强大的社会力量。

因此他的策略是压抑社会的组织化集团化，因此他一般推行重农抑商。

既然商业不发达，当然工业技术发展也缺乏动力（商人才会有动机发展技术降低成本提高产能）。

5、为什么没有工业革命？答案与前一个问题一样。

重农抑商、科举升官才有前途，加上重视道德学问，极少对技术的热情。

6、为什么没有宗教？中国有宗教但不同于西方。

中国人理性早启，孔子早就看透了宗教中的迷信。

因此儒学是以伦理来团结社会的，取代了宗教凝聚社会、启发道德的角色，被称为“礼教”。

中国宗教存在，但社会组织功能不强。

西方的宗教是从与君权对抗开始的，在中世纪罗马帝国也取代过君权（因此有政教合一的问题，而中国没有此问题），是异常团结的富于组织化的宗教集团。

它的角色是既统治国家、用上帝规定的道德戒律凝聚社会又提供精神信仰。

在中国这些角色是分开的。

统治国家向来是皇帝的事，凝聚社会启发良知是儒学士人的事，宗教只留下精神信仰这个基本职能。

也正是中国社会的宗教只有给予精神依托的基本职能，因此不会有宗教冲突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

7、为什么中国人缺少公共意识？因为缺少集体生活训练。

中国人的社会组合只有个人、家庭、天下，中间一层的团体非常弱小。

连少有的社会团体，比如天地会，都烙上家庭伦理印记，互称“帮内兄弟”；甚至连天下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些都是儒家伦理。

缺少集团生活训练，就缺少规则纪律意识，乃至缺乏公德。

8、为什么只有皇朝更替，没有社会革命？根据前面的问题基本能回答了。

重农抑商、没有工业革命，始终无法形成新的阶级和集团（行会、工会、农会），加上儒学和科举制在思想上的统治，两者造成中国既没有新生社会力量，又没有团结的真正集团，且缺乏新鲜的社会思想。

因此，也只有农民暴动和轮流坐庄的王朝更替。

于是社会恒久不变，逡巡不进。

简直是在泥潭中打转。

中国历史的最大教训从上面对几个中国特征的解释，可以看出本书很奇异的一点是，几乎是从赞扬儒家开始，经过温和的论证，结论实际上是将大部分中国社会循环不进的罪名安在了儒学头上。

因为儒学礼教结合科举制对社会思想的钳制，使得各种新生力量、不同思想流派无法出现。

梁漱溟的这种解释，认定了中国社会是无法自我更新、自我进化了。

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要不是西方文化的入侵，中国社会大概是常此以往、永无变化的。

这个判断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进步必须来自于客观形势的逼迫，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

这必然要求要有不同利益和观点的阶级也好、阶层也好、集团也好。

即多元的社会利益集团和多元社会观点之间的良性冲突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

而皇权时期的中国恰恰缺少这些基本元素。

中国社会古来一治一乱，非要等到王朝腐烂透顶忍无可忍才推翻，从来没有一种在尚有救时的改进，为何？因缺少相对于统治阶级的集团，个人消散在伦理中。

无相对集团，则缺少有改进意义的冲突。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刨除对历史演进的阶梯性僵化分析，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是值得借鉴的。

学了那么多年辨证唯物主义，我也这么认为：社会的进步，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其动力来自于矛盾各方的互相冲突又互相吸纳演化。

应用到社会中，我们如果想要一个社会良性发展，就要保证有良性冲突的存在。

那就必须以社会制度保证社会组织多元化，社会思想言论的多元化。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必然有冲突，社会制度如果试图通过所谓维稳来压抑这些冲突就否定了自身前进的动力，也只能收获矛盾的恶性爆发。

社会制度应该保护温和的良性冲突，设置各种表达渠道，保护各群体的意见表达，引导各方面温和解决矛盾，从而才能保证社会进步和长治久安。

这是我们应该从旧社会王朝更替中学到的最大教训！而目前应该全力施为的第一步是，鼓励和倡导社会组织化，推动公民社会建设，保护思想言论自由。

传统文化的出路今时不同往日，社会结构已然变化，各种阶层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形成也已经是社会现实。

然而民国以来一百年，政治构造并没有进步。

今天的社会徒有司法人大都现代制度之表，其实与皇权时代类似，只不过皇帝换成了十几个人的中央所谓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官僚统治功能上分了很多部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