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犯姓名：近卫文麿
战犯简介：近卫文麿（近卫文麿/このえふみまろKonoe Fumimaro，1891年10月12日－1945年12月16日），日本第34、38、39任首相，日本侵华祸首之一，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推行者。

幕末公卿近卫忠熙曾孙，明治时期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长子。

近卫文麿出生在门庭仅次于天皇家的日本豪族家庭。

1917年毕业于京都大学。

1937年至1939年，1940年至1941年，1941年三次出任日本首相。

任内发起建立直接辅助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翼赞会，实行严密的法西斯主义统治。

对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在4年里积极扩大侵华战争，曾向蒋介石提出向日本投降的苛刻条件，发表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同时与德、意签订《三国轴心协定》，并扩大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亚洲各国的侵略。

近卫辞职后，仍作为政府重臣参与制定重大国策。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麦克阿瑟传讯逼迫下，畏罪服毒自杀。

时年五十四岁。

战争罪行：
1、卢沟桥事变
仅仅一个多月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

近卫在手记中觉得“我方有点可疑”。

由于陆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和陆军省柴山兼四郎为代表的慎重派的活动，近卫内阁也在9日内阁会议上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处理方针。

但是在陆相杉山元已经参谋本部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和第三课长武藤章的要求下，内阁于11日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向华北增派关东军两个师团，驻朝鲜陆军一个师团，从日本再派两个师团。

当时对此执慎重论的只有米内光政海相一个人。

当天晚上近卫在首相官邸召集政界、财界、评论界人士吹风，将这次事件定名这“北支事件”，表明了处理此事件的强硬姿态，要求在座各位予以合作。

第二天大藏相贺屋兴宣和内相马场瑛一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谈话，鼓吹对华强硬。

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在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正与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签订停战协定。

这种增兵的强硬态度必然引
起中国政府的强硬政策。

国民政府的中央军迅速北上，大战一触即发。

这时他也曾经划策过同蒋介石的高峰会谈，也试图向国民政府派遣密使摸索和平的道路。

但担心可能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而作罢。

2、侵略中国
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对侵华战争蓄谋已久，近卫就曾多次提出“华北经济开发”对日本的意义。

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侵华战争不断扩大。

7月底，北平，天津沦陷，29军副军长佟麟阁战死。

8月7日、近卫内阁召开四相会议，决定“大陆主要使用武力的地区应为河北－察哈尔区和上海”。

8月13日，中国军队开始围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应海军要求，陆军向上海增派两个师团。

8月15日近卫在发表事实上抛弃了当初的“不扩大方针”的“膺惩暴（戾的）支（那）”声明。

飞机开始展开越洋轰炸。

为确保侵略战争的进行，近卫内阁加强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

9月3日，近卫将北支事变改称支那事变。

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向国民灌输“尽忠报国”，“征服世界”等法西斯思想。

10月，设立旨在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企划院，制定《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等法令，促使整个国民经济为战争服务。

10月15日，近卫从工商巨头、军人和议会政党中选出10名最有势力的人物作为临时阁员－－参议。

11月22日，组成包括首相在内的指导战争的大本营。

尽管近卫标榜举国一致，但实际上他连内阁都难以做到一致，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赫赫战功，军部势力越发猖獗，时常使近卫感到有被架空的感觉，他曾对秘书原田熊雄抱怨“陆军大臣杉山元靠不住，有时向天皇自嘲说：‘我这样的人完全像时装模特儿，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却被牵着鼻子走，这实在叫人为难，真对不起。

’”近卫打算笼络军部、财政界的头面人物，以突出内阁的领导作用，但收效不大。

在攻占南京之前，近卫试图凭武力压蒋介石投降，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展开陶德曼调停，因为条件并不苛刻，只是扩大了在华北和上海的非武装区，蒋介石听取了军事将领的报告后转告德国大使，宣布接受日本条件议和。

3、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克南京，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次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统制派巨头寺内寿一自主决定在北平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即“华北临时政府”。

由于取得了攻克南京的战果，日本国内主战派势力抬头，12月20日，日本政府与大本营召开联络会议，修改了原来的条件，陆相杉山元提出了四项更苛刻的和平条件，蒋介石国民政府无法接受。

日本政府在1938年1月11日大本营和政府首脑御前会议上制定了处理支那事件根本方针，决定“如果国民政府不来求和便不再以其为对手，转而帮助建立新政权”。

近卫在16日发表了“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

并在此后进一步声明，“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日本均不与国民政府交涉”，日本“绝对不容许第三者出面调停”。

声明发出后，立即遭到一批尚能进行正常思维的国会议员的质疑，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声明他们说，在头脑冷静这一点上，国民对近卫曾寄予信赖和期望，但这个声明则将其打破了，
等等。

近卫在听到上述言论后，气急败坏的回答道：”我的力量太弱。

“近卫在第二年就此说明辩解称：“声明是外务省制定的草案，由广田弘毅在内阁会议上提出的。

”并承认该声明是失败的。

没有任何退路的国民政府在1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迅速刊出蒋介石对日本近卫文麿声明的反应，措辞强烈地表明了中国将继续抗日的立场:“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用全力以维护中国主权与行政之完整。

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接受，同时，在日本占领区域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篡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

”
4、政治方案
单单指责近卫大概有些过于残酷。

在容忍军部独断专行的背后存在着统帅权问题。

据曾担任近卫内阁书记官长的风见章所写《近卫内阁》披露，内阁为了干预统帅权曾想过各种各样的方案。

如果能够实现的话，通过修改宪法规定“建立掌管统帅权与国务的内阁制度”是最佳选择，但“永不磨灭的大典”--明治宪法是不可能有何改动的。

第二种方案是将除陆、海相以外的阁僚降格为各省长官，由首相指定几名在海内外有一定声望的人来担任。

但由于近卫对是否能找到有能力的人材没有信心，这个方案也被束之高阁了。

第三种方法是设置有首相参加的大本营。

由于陆军的反对做了一些妥协，最后以设立大本营与内阁间的联络会议为名得到陆军认可。

1937年11月20日，在宫中设置了大本营。

在这个过程中近卫和其周围的人有意放风说近卫要辞职，陆军反而提出“现在近卫辞职不好办”。

这也是他为获得对统帅权的干预权面使出的一个手段。

但是近卫认为“政战一致”的想法有些不合实际。

1938年5月占领徐州后，近卫对陆军的压力作出反弹，将强硬派领导人陆相杉山元和外相广田赶出内阁，起用对军部有影响力的板垣征四郎任陆相，宇垣一成任外相，荒木贞夫任文相。

企图恢复对内阁的领导能力，但这三个也不是什么和平分子。

对于日军而言，战争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军队对中国的蔑视和对武力的狂热。

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就开始研究所谓“攻占汉口作战”。

日军参谋本部情报部对于攻占武汉的建议是:从历史看，只要攻占武汉，就能支配中国，通过武汉会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大半的目的，只要控制了武汉，即可以把蒋政权逐出中原，“使蒋政权降为地方政权”。

1938年3月31日，近卫内阁公布战时法律“国家总动员法”，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为法西斯的总体战效劳。

1938年5月徐州会战一结束，日本方面即决定于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所有在中国大陆作战的部队停止回国调动，国内继续动员增兵40万人，并拿出32.5亿日元的作战费用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