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的讨论(1) 去年秋天,当“神舟五号” 遨游太空,全国舆论一片沸腾时,一位评论家写到:“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不仅仅是'两弹一星',也不仅仅是飞船上天,也不仅仅是随后展开的更复杂的太空探索。
国家主权的强大、民族的强盛也不仅仅依赖于此,还在于给每个社群、每个公民实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的充裕空间,并让社群与公民的追求与国家的追求保持和谐与统一”。
1——题记
我们会议的名称和主题是“从历史角度看大国崛起:比较与借鉴”。
在讨论“大国崛起”这一主题,或者说在讨论更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的崛起”主题时,我们不能不首先梳理大国、崛起这些核心概念的内涵,从而确立我们讨论的基础和前提,让我们的讨论“名正言
顺” 。
接着,再回顾一下制度与观念在现代世界历史中的巨大影响,最后,以美国的崛起为例,来具体讨论一个国家的立国理念和基本制度作为崛起的基本条件以及对崛起的推动作用。
一、强国、大国和大国崛起辨析
现在,已经很难溯源是谁在中文研究文献中首先提出并科学地利用“崛起”这一概念。
不过,阎学通博士无疑是最早和
最著名的一位。
早在1995 年代中期,他就开始注意中国崛起的安全
环境。
21998 年,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他和他的同事出版了《中国崛起一一国际环境评估》的专著。
3从学术训练和著述背景来看,阎学通对中国崛起的注意和研究,既是出于对中国发展的国际意义的关注,同样也是为了参与国际上有关中国崛起这一议题的讨论,或者可能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反驳当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的陈词滥调。
由此看来,崛起的概念实际上可能最先来自国外,其英文对应词是rise 。
阎学通对“崛起”曾经有一个通俗易懂的解释:“崛起是指新兴大国实力与其他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过其他强国”。
4 由此看来,它的含义与过去我们通常用的“赶超”差不多,如果我们去除“赶超”概念中不切实际的目标和政治化的意义。
不论是崛起还是赶超,显然就是要以一定的“加速度”,缩小与一些强国在某些方面的差距,超过与自己处于同一、或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
崛起又常常与大国或强国的概念相联系,西方学术界谈及中国在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常常用“ risingpower ”,我们通常把它理解为“崛起的大国” 。
一般来说,power 是强国的意思,强国不一定就是大国。
比如,中东的以色列,不论从人口还是从版图上讲,它都是一个小国( smallcountry ),但如果从其军事力量以及在中东甚至全球安全结构中的地位来看,它毫无疑问是个强国。
因此,这意味着小国也可以是强国。
同样,大国却未必是强国。
比如,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尼日利亚都是人口过亿的大国,但从经济实力和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而言,似乎又很难说它们也是强国。
由此看来,大国 ( bigcountry )更多的是指一个国家的物质构成,如人口、版图;而强国更多地是从它的影响力着眼,如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实力。
大国是先天给定的,强国更多是后天争取的;构成大国的要素变化缓慢,相对来说是一种静态,构成强国的要素变化较快,相对来说是一种动态。
但不论是大国还是强国,都是相对而言的,都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进行定位的,固有区域性大国(强国)和世界性大国(强国)之分。
不过,这里的大国界定只是中文语境中一个含义,而且是狭义上的;在中文语境中,大国这一概念更多地是在广义上使用,指的是大且强的国家,或者说是“强大国家” ,也就是英文中的greatpower ,如果没有限定词的话,通常又是指世界性大国。
除非有限定词,本文中的大国一词是广义上,一
律是指用世界性强大国家。
强大国家不一定要包括构成大国或强国的所有要素,但却要包括其中的一些基本要素。
强大国家至少要拥有构成大国的人口和版图这两个要素中的一个,至少要拥有构成强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三种实力中的一中。
以此来衡量,地理上的小国日本可以因为其众多的人口、世
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和第二大国防预算而成为强大国家。
根据这样的指标,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和强国列表考察。
(表略)
从以上非常粗造的表格来看,对照世界其他强大国家的基本指标,中国应该说大体具备了一个大国的硬指标。
实际上,早在1980 年代,国际上一般都认为中国是个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强国。
因此,今天谈中国的崛起,实际上是指中国崛起为世界性强大国家
( riseasworldpower or risetoworldpower )。
不过,从近代大国的崛起的历史来看,要成为一个大国,特别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大国” ,制度和观念的要素,也就是所谓“软力量” ,不能不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制度和观念的力量
在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传统中,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迈克尔•曼德尔鲍姆
( MichaelMandelbaum )曾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当一个强国
( power )打败了一个强大国家( greatpower ),它也就成为了一个强大国家。
显然,这一简练总结,至少反映了近代以来到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时的国际关系的实质。
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英国先是在1588 年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接着又打败了“海上马车夫”荷兰,最终在18 世纪后期的“七年战争” 中打败法国之后,而成为世界霸主的。
德国则是在1870 年代的“普法战争”中打败欧陆强国法国而成为世界强国。
在亚洲,日本先是在“甲午战争”中打垮清帝国,继之在1905 年战胜俄国后成为强大国家。
在美洲,美国也是在战胜没落的西班牙帝国后,才获得世界强国地位的。
20 世纪后半期,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地位的获得,显然是与它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身份分不开的。
因为这些战争都属于给国际关系带来巨大变化的“霸权战
争” ,因此,人们难免对世界大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尤为注意。
而国内研究大国崛起问题的学者大都是国际政治学者,因此,对
国际环境的关注和研究远远超过了对崛起大国的制度和思想背景的关注。
5
但是,仔细分析的话,曼德尔鲍姆的评论虽然精辟,但却不全面。
首先,它没有挑明使一个国家一举成名的战争,不过是这个国家长期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制度创新的自然结果,战争不过是给予了它展示自己成就的机会。
虽然某次战役的成败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那些决定大国命运的“霸权战争”绝对是一个综合国力的较量,反映出
构成这一国力基础的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有效性和先进性。
在评论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由盛而衰的原因时,经济史大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看法一语中的,极具启发性:“不发展出一种有效的经济组织究竟有什么后果和影响,在这方面西班牙倒是提供了一个出色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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