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绪论宋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散文方面，在继唐代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衰颓之后，到了宋代，得到了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将古文打造成了具有很强政治功能又符合实用效应的文体；第二，诗歌方面，形成了与唐诗主旨趣味均不同的宋诗风格，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也倾向于通俗化。

第三，词作为一种新诗体，到宋代达到了巅峰状态。

从数量上来说，仅据《全宋词》所载，词人有1300多家，词作有近两万首，比唐五代的词作多出近十倍。

第四，戏曲、说话等通俗文学在宋代也到了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以话本和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戏曲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短于叙事，重视正统文学、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后来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绪论部分，我们主要对宋代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文学与文化以及文学发展的概况给大家进行一个简要的概述，主要从五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节高度繁荣的文化及其对诗文的影响1.崇文抑武的国策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可以说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我们知道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严重，地方不服中央的管辖，于是赵匡胤乘机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

鉴于唐朝的历史教训，宋王朝确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主要表现为，注重科举制度，扩大科举名额，科举考试也更加的平等开放，更注重实用。

于此同时，文人的待遇比历朝历代都要优厚，他们能掌握国家实权，不但用读书人担任宰相，就连负责军事事物的枢密使也多由文人担任。

这就使文人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

2.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影响；理学，又称道学，在元明清时期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然而，在宋代主要是士大夫阶层主体意识的理论表现，如程颐、朱熹等作为理学大家自认为掌握了古圣相传的安身立命之道，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也热衷于讲学论道。

这种论学论道的风气还会经常旁溢到诗歌中去。

3.文以载道学说的盛行；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和学术上呈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

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到了唐代，韩愈在倡导古文时，提出了“文以贯道”的思想，朱熹痛斥“文以贯道”之说，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

“文以载道”其实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审美功能之上。

虽然对于多数宋代文人来说，在强调道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文的追求。

但宋代的诗文说教意味依然比唐代浓厚，这不能不归咎于文以载道学说的流行和影响。

4.印刷业和教育的发达与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宋代的印刷业非常繁盛，不仅有官刻还出现了私刻，不仅刻印的有正统文学史学作品，还有通俗读本，使得书籍得到大量流通，不仅国家图书馆藏书丰富，就是私人藏书上万卷者也比比皆是。

除此之外，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

不仅有国子学、县学等官办学校，私立书院也日益兴盛，像白鹿原书院等四大书院，规模和学术水准都堪于官办学校媲美。

5.诗文政治功能与议论成分的加强宋代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表达政见、弘扬学术，议论不但充溢于各种散文文体，还大量出现在诗歌中。

过多的议论会削弱诗歌的抒情功能，但适度的议论则为诗歌开辟了新的题材范围和美学境界，王安石的咏史诗和苏轼的哲理诗就是得益于适度议论的成功案例。

宋代诗歌之所以形成与唐诗不同的审美倾向，可以说，议论成分的增强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节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的弘扬1,忧患意识对文学家的影响儒家强调个体对社会应有责任感，应有社会忧患意识。

宋代的经济虽然相当发达，但是，对内的冗官、冗兵、冗费和对外的巨额岁币，使国家长期处于积贫积弱的状态，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怨天载道。

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有志之士也忧心忡忡，怀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导致宋代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而是涌现出了很多忧念国计民生的文学作品。

宋代诗文缺乏唐代诗文那种潇洒浪漫的气息，现实意义较重，这都与宋代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有着很大的关系。

2.民族矛盾激化的历史背景宋代军事实力不强，再加上当权者以求和为态度，造成了国家常年处于外祸不断，苟安屈辱的态势。

宋代的对外战争从国家意义上来说，带有显著的被侵略性质，因此，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战争中，爱国主义成为了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

3.爱国主题的弘扬出现了许多反映爱国主题的作品，如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

从次以后，每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人们总是会从这些作品中汲取精神的力量，这也是宋代文学值得称扬的历史性贡献。

第三节宋代作家的性格特征和审美趣味1.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有机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本位，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文化。

“三教”的说法始于南北朝时期，隋代的时候已经允许三教同时存在。

唐宋君主大多主张三教会通，如唐玄宗、宋孝宗等。

到了明清时期，三教合一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到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

儒释道三教各有不同的代表人物和不同的学说。

儒教以孔子为代表，注重人际关系、社会伦常，留心现世的实际问题，是所谓的入世文化。

佛教以释迦牟尼为代表人物，道教以老子为代表人物，关心的是如何解脱现世的烦扰，是所谓的出世文化，只不过，佛教修行是为了追求脱离生命轮回的涅槃而成佛，道教修行追求的是长生不死的成仙。

到了宋代，儒释道思想都从注重外部事功向注重内心修养转变，因而更容易在思想的层面上有机的融合起来。

可以说，北宋中叶已经成为了一种时代思潮。

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主要表现为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以及表现出的新型文人生活态度。

2.社会责任感与个性自由的整合；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上可以分为仕和隐两种方式。

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是为了独善其身，两者是不可兼容的。

我们说，宋人则不然，由于宋代重文轻武，所以很多文人都有参政的热情，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比较宁静的心态，注重从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

从而将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进行了整合。

3.新型的文人生活态度；宋人有很强的传统观念和集体意识，结盟结党的做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因此，宋人的生命范式更加冷静、理性和脚踏实地，正像范仲淹说的“不以物喜、不以物悲”。

宋代的诗文作品，在情感抒发上不如唐代强烈，但是在思想的深度上却有所超越，形成了以平坦为美的风格。

这些特征都植根于宋代文人的文化品格和生活态度。

李白奉唐玄宗征召进京，此诗是离别儿女时所作，诗中毫不掩饰喜悦之情。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这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接着，诗人摄取了几个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

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颇有欢庆奉诏之意。

诗人的情绪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

饮酒似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继而又“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

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

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

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诗人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的欢乐心情，同时，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

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他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

“苦不早”和“著鞭跨马”表现出诗人的满怀希望和急切之情。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诗从“苦不早”又很自然地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

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原文见作品注释）：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

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

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

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

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他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他自比朱买臣，以为像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青云直上了，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诗情经过一层层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仰天大笑”，十分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十分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述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

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色。

这首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

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而又兼用比兴，既有正面的描写，而又有烘托穿插其间。

诗人匠心独运，不是一条大道直通到底，而是由表及里，有曲折，有起伏，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

犹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又生一波，使感情变得更为强烈，最后喷发而出。

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又鲜明。

王安石刚刚拜相，“贺客盈门”，喜气洋洋，不料王安石却挥笔在壁上题诗，其中有两句说：“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冬雪覆竹，竹林伴着钟山寺，这里是我养老归隐了结余生的好去处）有大功毕成之后归隐山林之心。

4.审美情趣的转变。

苏轼、黄庭坚提出了“以俗为雅”的命题，认为以俗为雅才能具有更为广阔的审美视野，实现由俗向雅的升华，完成由雅对俗的超越。

宋代诗人以俗为雅的态度，扩大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手段，也使诗歌更加贴近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苏东坡是贬官岭南是个落后的地方，离朝廷很远，岭南的荔枝甘美每天吃上荔枝三百颗，情愿长期做岭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