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语堂对幽默的探讨与创建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东西方文化对林语堂的熏陶以及自身的生活经历对形成幽默观产生重要影响，而时代的诸多原因也是促使林语堂走上幽默道路的因素之一。
他的幽默观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林语堂文化幽默观
“幽默”这个美学概念（humour ）是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
代首先译介到中国来的。
而西方最早的、有明确文字记载的
幽默，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之前，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
德赛》中对氏族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嘲弄态度，就显示出了幽默
发迹的端倪。
林语堂幽默观的形成，首先受到西方幽默文学的深刻影
响。
林语堂在《新旧文学》中自称他对英国散文始祖乔叟、散
文大家绥夫特、小品文始祖爱迭生等人的或浑朴，或清新，或
尖刻的散文颇为称赞，因为他们的散文都“含有幽默的意味”。
林语堂在创作中注重捕捉住生活中不协调的、有幽默感的事
物经过艺术的再现，掺杂着作者的态度和情感，将其融化于整
个文章的结构和行文之中。
郁达夫曾说过，林语堂的幽默带
有英国绅士式的嘲讽色彩，用笔比较轻松、委婉，侧重于幽默
的审美趣味、审美感受。
林语堂的生活经历对幽默观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林语堂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自小接受的是基督教人道主
义、和平主义的熏陶，回国以后又潜心修学中国古代传统文
化。
林语堂的幽默文学主张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
在一系列文章中，他列出了中国幽默产生的历史和发展的流
变:老子是中国幽默始祖，幽默源于他的超脱；孔子的幽默是
和蔼可亲，合温柔忠厚之旨，听天由命的幽默；庄子的幽默是
睿智和讥讽；孟子的幽默是其锋芒中见冷儁。
林语堂认为中
国人也会幽默，只是中国道统思想太严重，制约了人们的性
灵。
在中西文化的双重影响下，形成了林语堂我行我素、无拘
无束、亲近自然的个性和浪漫气质。
所以，林语堂创办《论语》，
提倡“幽默”;续办
《人间世》，主张文章须发抒性灵。
同时，作者要通过文章与不同性格、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心灵对话，
就必须选择一种最能被广大人们所接受的形式去进行心灵交
流。
而“幽默”这种表现形式不仅最能凸现作者的独特的个人
气质与语言修养，而且也非常便于受众接受。
这些足以说明林语堂提倡幽默，崇尚性灵，不是一味的
“拿来”，而且也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
林语堂
的幽默观，应该说是外来文化的民族化，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林语堂对“幽默”的认识是整体性的。
在《论幽默》一文
中，他认为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者，包括一切使人发
笑的，连粗鄙笑话在内的文字;“在狭义上幽默与机智、
讽刺、揶揄相区别的。
”他强调“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者”，主要
在于“同情于所谑之对象”，幽默的特征即为“谑而不虐”。
林
语堂不直接针砭现实，而以超然之姿态和“深远之心境”、“带
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对现实中滑稽可笑之处加以戏谑。
幽
默对林语堂而言既是文学观，也是人生观。
一方面，林语堂认
为可以用“幽默”来改造社会、改造人生、改造中国人的文化
心理。
在《生活的艺术》中，林语堂说：“幽默对于改变我们整
个文化的可能性——幽默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生活的地位
上……我们必须默认它在民族生活上的重要。
”另一方面他又
强调：幽默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对人生的批评”。
正如他在
《幽默滑稽》中指出：“幽默是一种心理状态，进而言之是一种观点，一种对人生的看法。
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要才能与理智横溢到足以痛斥自己的理想，幽默之花就会盛开”。
可见，在林语堂的心目中，“幽默”可以超越生活，超越艺术，甚至超越政治。
他并没有逃避黑暗的现实，仍就关注人生与社会，只不过是采用“幽默”的方式将社会现实问题“道德化”、“审美化”，试图通过“非政治化”的策略来改良社会和人心，以求得对人生和世界的深入思考。
自上个世纪的30代以来，林语堂致力于幽默理论的建设和幽默文学的创作，时代因素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在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左翼文人和自由知识分子以及官方文人激烈争夺文学的话语权，整个文坛火药味十足。
当时在文坛上占据主导地位的“革命文学”倡导的是文学是“阶级的代言人”，认为“阶级意识是我们文学的脊椎，没有这条脊椎的，尽管披上一件老虎的皮毛，却不是脊椎动物”左翼文人以压倒一切的强硬姿态和激进决绝的话语策略使它获得了一种外在的强势，它因势利导成为文坛霸主。
许多持不同立场和意见的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对它心存忌惮而有所顾忌。
这种现状令他们无比怀念五四时期的自由空气，他们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五四精魂念念不忘。
因此，林语堂创办《论语》，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风格，为久被禁口、动辄得咎的知识分子开辟一个谈论时事、指摘时弊的话语空间，给严肃、压抑的言论界开辟一块自由无拘、可谈天说地的园地。
其次，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激进人士就开始了迫害，到30年代更为残酷。
林语堂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确实有些惧怕，为了保全性命，他寻求第三种出路，即创办《论语》等刊物，打出’不涉政治”的自由主义旗帜。
但他的心境是苦涩的，他说到:“且之际，武人操政，文人卖身，即欲高谈阔论，何补实际，退而优孟衣冠，打诨笑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胡来，强颜欢笑，泄我悲酸。
”这些话足以说明林语堂从激进的文化闯将转而走向温和的文学创作的无奈心境。
由此可见，林语堂在文学创作上大力提倡幽默，是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对无奈人生的一种抗击方式。
尽管这种方式不是积极的，与时代前进步伐有些脱节，但若从客观上出发，我们可以这么认为:这种脱节而成就的“幽默”文学观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文化苦旅”。
这种带有中国传统色彩的“中庸、和谐”生存选择，是他退而在精神领域求得思想解脱和心灵自由的平衡点，是守望心灵自由、讲究道义操守的文化苦旅。
参考文献：[1]林语堂.答青崖论幽默译名.论语（创刊号），1932.[2]林语堂.中国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3]林语堂.小品文笔调.人间世，1934(6).[4]林语堂.编辑滋味.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