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买卖契约为典型分析无权处分合同效力
摘要：无权处分素有”法学精灵”之称，关于其法律效力的探讨也向来为民法领域争议的热点。本文将以买卖契约中的无权处分合同为典型，以《合同法》第51条为基础，分析无权处分合同在各种情况下的法律效力，并阐释其与善意取得等概念的关系。
关键词：无权处分；效力待定；善意取得
无权处分合同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①司法实践中，无权处分合同多表现在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中。我国《合同法》第51条对无权处分合同作出明确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但关于此规定中无权处分合同中的法律效率，学界看法也是百家争鸣。
一、无权处分合同构成要件及内部关系
根据无权处分合同的定义，其构成主要有四个要件②：第一，行为人实施了法律上的处分行为；第二，行为人没有法律上的处分权；第三，处分行为是以处分人自己的名义进行的；第四，处分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与处分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合同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即处分行为直接使标的物的所有权发生了变动。
以买卖契约为例，甲将一自行车委托给乙保管，乙未经甲同意，又擅自将自行车转让给丙。依据本案中存在的法律行为，笔者认为此处包含着三种行为和两组矛盾。
这三种行为是二个负担行为（保管契约和买卖契约）和一个无权
行为（无权处分），如图：
两组矛盾是：1.甲（权利人）委托乙（处分人）保管自行车行为和乙处分该自行车的行为的矛盾；2.买卖合同中标的物出卖人拥有处分权③和维护交易安全稳定的矛盾。但依据这两种矛盾并不能够直接判断无权处分合同内部权利人、处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关于无权处分合同内部的关系，应当最终合同有效和无效两种情况来看待。
当最终合同有效时，即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或得到权利人的追认，此时处分人与第三人的合同生效，但权利人可向处分人主张适度赔偿。
当最终合同无效时，即第三人拒绝追认时，三者的关系又可以依据第三人善意或恶意被分为两类：
第一，当第三人为善意时，第三人既可向权利人主张善意取得，又可向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和权利瑕疵担保责任，而权利人也可向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或者以不当得利请求处分权人返还利益。第二，当第三人为恶意时，则因权利人拒绝作出追认该合同自始无效。关于此处处分人与第三人是否有共谋，笔者认为无关重要，因为两人本身都均有恶意，主观恶性并不因共谋而加大，而且其共谋与否也与权利人利益受损的程度无关。
二、《合同法》第51条和善意取得制度
《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
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由该条可知，权利人拒绝追认无权处分的合同并不能够损害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即《合同法》第51条以善意取得制度为例外。
关于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可以分为三点：
1、从现实上而言，其将极大地促进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如果因得不到权利人的追认或处分人事后未取得所有权而将一切买卖合同归于无效，则无形中就增加了第三人在订立买卖合同时检查对方是否拥有处分权的义务，而订立之后因权利人的拒绝追认导致的合同自始无效将极大地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2、从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而言，笔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中大量采纳了德国民法的做法，即将负担行为和物权行为区分开来，将合同效力于物权效力区分开来，并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与独立性。依据我国《物权法》第15条中有关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的区分原则即物权行为独立性的规定，合同效力并不等于物权效力。因此，当权利人对买卖合同拒绝追认时，买卖合同本身由于不符合《合同法》第132条的规定即标的物出卖人没有法律上的处分权而无效，但物权以动产的交付与不动产的登记作为生效要件，且具有无因性，而并不因合同无效而发生变动。
3、从优先适用的角度上而言，虽然善意取得和无权处分分别包
含于《物权法》和《合同法》之中，属于同一效力层次，并无普通法与特别法的优先适用规定，但善意取得制度除了要满足无权处分的一般条件外，还要满足自身的特殊要件，两者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且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证善意第三人不受无权处分事实影响而拥有所有权，即善意取得制度是无权处分中对善意第三人的例外保护，应当优先适用。
关于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笔者认为在此是再值得一提的。毫无疑问，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很好地解释了善意取得制度在无权处分情形中的存在合理性，但其仅仅适用于第三人为善意时，如果权利人拒绝作出追认且第三人为恶意，我们继续适用物权行为理论，那么与合同效力区分开来的物权效力此时应当如何证明其无效呢？而在同一情形适用两种不同的物权理论进行解释，又显得有些不妥了。
三、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说的反思
虽然笔者在更大程度上赞同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待定说，但不可否认，其还是有很多不足与亟需解决的问题。
首先，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很多提前订约的情况，特别多存在于中间商、代理商的中介活动，即出卖人为了及时将其从前买受人买到的货物售出，而在其并未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情况下，联系下家并与买受人订立合同，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随后的买受人对出卖人在合同签订时并不拥有标的物的所有权这一事实也是已知的。若将此类无权处分的情形也认定为效力待定，给予其承担合同效力
被否定的风险，那么就等价于要求所有的市场交易都必须是可知的现货交易，不利于市场灵活性与多样性的发挥，也不符合鼓励交易的原则。
其次，权利瑕疵担保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相竞合。我国并未确定权利瑕疵担保制度，但在《合同法》第150条和第151条中有类似的相关规定，”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买受人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本法第150条规定的义务。”根据以上两条法律我们可知，当买受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出卖人为无权处分时，出卖人对其不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适用《合同法》第151条；当买受人不知道出卖人为无权处分时，即买受人为善意时，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买受人的所有权并未遭到损失，即出卖人无须向买受人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也就是说，在无权处分合同中，对于善意第三人，一旦适用了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无所适用。
作为民法上之精灵，无权处分合同的法律效力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被解读，笔者认为无论如何，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判定应当侧重于保护善意的第三人，在处分人做出无权处分行为，而权利人又拒绝追认时，不应当排除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这样才有利于保持市场经济的稳定并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用经济。
注释：
①参见王利明、房绍坤、王轶：《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