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第21卷 第2期四川外语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I nternati onal Studies UniversityM ar.,2005Vol.21 No.2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中的“复译”、“转译”之争陈 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 100101)提 要:20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实践和理论证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复译和转译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值得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给予公正的评价。
在复译与转译过程中,一直存在“抢译”、“胡译”、“乱译”、“滥译”甚至是抄袭现象,应把它们与复译、转译区别开来,以促进外国文学翻译质量的不断提高,规范翻译市场。
关键词:文学翻译;复译;转译中图分类号:H31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31(2005)02-0100-05D eba te on Retran sl a ti on and Tran sl a ti on notfro m the O r i g i n a l Text i n20th Cen tury’s L iterary Tran sl a ti on i n Ch i n aCHEN YanAbstract:A s cultural phenomena,retranslati on and 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are inevitable and necessary fr om the devel opment of literary translati on in China,which deserves comp licated and syste matic study and objective evaluati on. Retranslati on and 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should be differed fr om random translati on t o i m p r ove the translati on of f oreign literature.Key words:literary translati on;retranslati on;translati on not fr om the original text 复译与转译之争是针对文学翻译的不同方式类型而展开的论争。
由同一原本的不同译本出现的时间先后的不同,形成了首译与复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由译本所据原本的不同,形成了直接翻译和转译两种不同的译本类型。
因已有的译本不能满足读者的期望和需要,复译是翻译家常有的选择;因翻译家所掌握的语种等因素的限制,转译也常常是译介外国文学的必要途径和方式。
在中国翻译史上,复译和转译是相当普遍的译本类型,其中不乏成功的、受到读者欢迎和肯定的译作,也有不少过多背离原文的转译本和重复平庸、乃至滥竽充数的复译本,对于复译和转译的是非功过,翻译界有着见智见仁的不同看法,并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和争鸣。
一、复译之争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复译普遍存在,数量较多。
尤其是1930年以降,复译越来越常见。
在已出版的各种译本中,复译本的数量占一多半。
许多著名翻译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梁实秋、周扬等都参与了名作复译。
复译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首先,复译的出现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翻译方法不断更替的一种表现。
晚清时期,翻译家普遍采用豪杰译的翻译方法,对原作多有增删、改动。
五四以后,主张尊重原文的翻译家,使用逐字译和直译的方法重新翻译就成为必然。
其次,复译的出现也是现代汉语不断发展、演变和完善的体现。
由于现代汉语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文白夹杂、五四时期的中外杂糅阶段,直到30年代后才逐渐趋于定型,所以30年代以前的译本普遍显得译文老化,不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也就需要复译。
这就是30年代前后在我国文学翻译史上形成第一个复译高峰的原因之一。
这股潮流对翻译文学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出现一些弊端,如抄译、乱译等不良现象,引起人们对复译的反感、认识上的分歧及学术上的论争。
邹韬奋指出,复译不太经济,应该翻译那些有价值的未曾译过的书。
(邹韬奋,1920)茅盾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我们以为如果真要为读者的“经济”打算,则不但批评劣译是必要的手段,而且主张复译是必要的救济。
如果劣译出世,一方加以批评,而一方又能以尚有第二译本行将问世的消息告知读者,这倒真正能够免得读者“浪费”了时间精神和金钱的。
(茅001盾,1937)鲁迅对翻译界存在的那种独占选题,在报上登广告,声称“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的现象做了尖锐的讽刺,他坚决提倡复译,认为复译除了可以击退乱译,随着语言使用的变迁,有复译本也是必然的。
(《鲁迅全集》(6),1998:275)看来,不赞成复译,是为了将有限的出版资源用于更需要的翻译选题上,而赞成复译者,是为了使翻译活动在不同的复译本的竞赛中,不断更新,不断提高翻译质量。
双方的看法角度不同,各有道理。
但复译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并不由邹韬奋所说的“经济之道”所左右。
1949至1979年间,我国翻译出版的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复译的作品占80%以上①。
50年代初,茅盾和周作人再次强调复译的价值,周作人甚至认为“重译书之多少与文化发达是成正比例的”(茅盾,1984;周作人,1950)。
他们同时也批评了复译中的“抢译”、“乱译”、“滥译”等现象(周作人,1951)。
改革开放后的80～90年代,名著复译的规模更大,覆盖面更广。
欧洲古典名著如《堂吉诃德》、《红与黑》、《简爱》、《呼啸山庄》、《包法利夫人》等至少有三个以上的译本,有的(如《红与黑》)甚至高达十三四种。
东方古典名著《一千零一夜》包括各种节译本、改写本和全译本在内的复译本甚至超过了几百种。
复译的层出不穷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同时也存在大批胡译本、乱译本和滥译本,甚至有不少抄袭作品。
造成这种现象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有人似乎认为翻译是沽名钓誉的捷径,利用管理机制不完善钻空子;根据我国在1990年代初已加入的世界版权公约及伯尔尼公约的规定,作者去世50周年以上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时不存在版权问题,不需要购买版权;于是,出版社就把目光盯在这些没有版权问题的名著的复译上。
为追求短期商业效益,出版社常常约请一些二三流甚至是末流的译者译名著。
即使聘请的是翻译名家,也常因出版社催稿急迫和翻译不认真等,不免粗制滥造。
而且,过多的复译,浪费了有限的出版资源,遮蔽了优秀译本,令一般读者无所适从,复译中的这些不良现象也理所当然地引起了翻译界的忧虑和批评。
针对复译展开的论争和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复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
翻译文学中的“理想的范本”或“定本”是否存在,是复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是否存在的关键问题。
在翻译文学中是否存在后人难以超越的“范本”或“定本”?如果有这样的“范本”或“定本”,那么后来者的复译就是徒劳无益、大可不必的。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范本”或“定本”,那么复译就是必要的。
方平认为不存在“理想的范本”。
正因如此,“才能促使艺术的生命永葆青春”(方平,1995)。
许钧也说“翻译不可能有定本”。
他根据外国的接受美学和阐释学的原理,指出:“文学作品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符号系统。
译者首先是读者、阐释者,其首要的任务是理解、发掘原作的潜在意义,尽可能接近原作的精神。
但由于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修养和人生经历,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会各有不同,如果一部作品不可能被一个读者理解阐释殆尽,这个人的理解不可能是唯一正确理解。
”(许钧,1996)罗新璋则认为,“翻译完全可能有定本!这不是理论上的推断,而是实践作出的回答”;“凡译作与原著相当或相称,甚至堪与媲美者,应该说已接近于定本”。
他列举了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鄂君歌》、佛经翻译文学、吕叔湘译《伊坦・弗洛美》等,之后指出:现今来争说定本,不是为争谁是谁非,而是对前人劳动的尊重与肯定。
……忙了一两千年,竟连一个定本也搞不出来,不亦太饭桶乎?(罗新璋, 1996)看来,有无定本的争论,实际上是对“定本”内涵的理解不同。
方平和许钧认为没有“定本”,更多的是着眼于翻译文学自身的特性;罗新璋认为完全可能有定本,则着眼于翻译文学的史实。
前者是从理论上讲的,是绝对意义上的,后者是从史实上讲的,是相对的意义上的。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某种译本有可能具有“范本”或“定本”的性质,难以超越,未必今后就不可超越,超时空的定本并不存在。
其次,文学翻译界对复译的学术价值的认识也逐渐在深化。
复译有利于普及翻译文学、提高翻译质量,这些观点早已为学界普遍接受。
直到20世纪末,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复译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
比如以复译本为基础的翻译比较研究,既可以探讨不同译品的表层结构和形态,又可以对译品所表现出的不同审美特征、一个国家(民族)同一或不同时代的审美理论和思维方式作出美学上的价值判断,从而发现译品的审美本质和规律,总结翻译方法,推动翻译水平的不断提高。
姜治文、文军将其称为“比较翻译学”,即“建立在比较翻译之上,系统地揭示与重译、复译的理论及实践相关的翻译规律的学101①笔者统计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的《1949～1979翻译出版外国古典文学目录》(中华书局,1980年)一书。
科”(姜治文、文军,1996)。
80年代以来,比较翻译研究论文的数量急剧增多。
不少学者都把不同译本的比较纳入自己的视野,像周仪、罗平的《翻译与批评》(1999)一书列出专章来谈论“译文比较与欣赏”。
学界对不同译本的比较研究质量也在逐渐提高,起初以“挑错”为主,后来发展到研究不同译本的创作动机、方法、接受状况以及风格、得失等,从随感式、印象式写法走向有理论深度的系统全面的批评。
总之,比较翻译批评推动了复译水平的提高,也为翻译批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
郑诗鼎还进一步提出对复译进行“构建性研究”。
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交叉型的综合研究、多元性和同一性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及构建性译文。
其中,交叉型的综合研究,指广泛应用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文学、美学(包括接受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以及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复译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考查和研究;多元性和同一性之间的关系研究,指在采用不同理论、多种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努力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达成共识。
(郑诗鼎,1999)一些论者还就复译的正、负价值及其成因加以分析,并提出克服复译负面性的办法。
许钧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造成了复译:已有的译本不完整;已有的译本为转译本;已有的译本语言陈旧,不符合当代人的审美习惯;已有的译本失误较多,理解有待加深,表现有待提高;已有的译本是合译本,风格上不太统一。